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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的中唐文学研究时，特别提到：“在刘禹锡的考证方面，最值得注意
的是吴在庆的《卞著〈刘禹锡年谱〉辨补》（《唐代文学论丛》第八辑）。
作者立足于本证，从刘禹锡诗文中钩稽史料，在有关刘禹锡的事迹、诗文系
年等方面纠正了《刘禹锡年谱》的一些疏失；又为十四首诗歌作了新的系年。
文章思虑周密，征引赅博，结论可信。”汝煜同志对刘禹锡诗文的考订也是
下过很深功夫的。他为人朴质，不尚虚誉，因此他对在庆同志的文章评价为
“思虑周密，征引赅博”，我认为其结论也是可信的。
在近代学者中，真正为杜牧研究打下科学基础的是缪钺先生。缪钺先生
的《杜牧年谱》和《杜牧传》，是一切研究杜牧的人所必读的。近10 年来，
在缪钺先生的基础上，不少同志对杜牧作了新的探讨，特别是有关杜牧诗文
的辨伪和系年问题，收获更大。就我的浏览所及，如吴企明、张金海、郭文
镐、胡可先、王西平及吴在庆同志，他们这方面的成绩都很突出。除了吴企
明同志年岁稍大一些，其他几位多是40 岁上下，胡可先同志则更小一些，使
人感到我们唐代文学研究力量的雄厚。他们几位的文风稍有不同，有的平稳
些，有的大胆些，彼此也都有所争论，但我看在庆同志的文章往往能折冲其
间，摘取诸家之所长，而加以充实和提高。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在《杜
牧诗文系年及行踪辨补》一文中，考证杜牧出守黄州的时间，缪钺先生的《年
谱》曾辨杜牧文集《上宰相求湖州启》所记月份之误，在庆同志又论述《年
谱》此一推算稍有误差，并从而认为杜牧出守黄州在会昌二年三四月间。在
此处，他特别加括号注明：“此点郭文镐君致笔者信中首先指出。”对私人
通信中他人的论点，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加以引用，并表明这一论点的提出
乃在写作者本人之先，这种学术上的勇气和度量实在是非常值得称道，非常
令人钦佩的。
我觉得，在庆同志的学风和文风，与祖譔兄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上面提
到的，只是几个例子。这些年来，我因为与祖譔兄在工作上和学术上联系较
多，从而也与在庆同志接触多了起来。他们都使我领悟到一种令人怀念和珍
惜的交友之道。现在，在庆同志把这些年来所写的有关杜牧的论文结集成书
出版，要我为他的这本专著写一篇序。想起我与祖譔兄结识近40 年来的交
往，看到他们师生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分别作出的业绩，以及表现出来的颇相
仿佛的风尚，我觉得应该写出我的一点感受，并借以表明在我们学术界确有
一种正气存在，这种正气的意义是远远超出于学者们取得的具体成果的。
我认为，在作家作品的考订方面，中晚唐的难度实大于初盛唐；晚唐与
中唐比较，晚唐的难度更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于史料的复杂。晚唐
的史料并不缺乏，而却真伪混杂，作家之间的事迹材料又彼此纠缠。以杜牧
来说，他的文集除了其甥裴延翰所编的二十卷本《樊川文集》以外，宋以后
出现了好几种续编，如《樊川别集》、《樊川外集》、《樊川诗补遗》、《樊
川集遗收诗补录》等等。但这些别集、外集、补遗、补录，却数量不等地混
入他人之作。南宋诗人兼诗评家刘克庄，在其所著诗话中就说过：“樊川有
续别集三卷，十八九是许浑诗。”他说这些补编之中，十有八九是许浑的诗，
可能有所夸大，但现存杜牧集子中掺杂许浑之作，经学者们的考索，数量确
实不少。要辨析哪些是杜牧诗，哪些是许浑的诗，必须考明两人的生平，而
问题在于许浑的事迹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因此近些年来，研究杜牧往往
同时也研究许浑（譬如我知道郭文镐同志已写了几篇许浑的考证文章，有的
他特意寄给我看，我对他的用心之细是很佩服的。文镐同志这些年来也一直
在出版社工作，编务极忙，但他并不放松研究，相反，他还因编辑工作之便
结识了好些志同道合的研究者）。往往有这样一种情形，真正要弄清晚唐作
家的事迹或作品的真伪，就要牵涉到另一个作家，则不得不先把第一个作家
暂时放下，研究这第二个；而深入到第二个，则又碰到与另一个作家又有纠
结，则势必又要去翻检那第三个的材料，并加以印证这第三个材料的确实性。
这样，摊子就越铺越大，使人有治丝益紊之感。另一方面，晚唐的历史材料
本身又极复杂，如唐代武宗的实录大部分佚失，宣宗以下的实录并未修成，
这样，史家所依据的原始材料即残缺不全，修史者又不分大小巨细，也无心
顾及真假。对此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在评及《旧唐书》时就作过分析，
而唐史学界长时期来对晚唐史料缺乏整理，这方面的工作往往被迫由治文学
史者来担任。这就更增加对晚唐作家作品考订的工作量，也使得表面看来作
出的成绩不如初盛唐。而实际上，就我个人所见到的，唐诗学界对晚唐的考
证，所下的功夫是很深的，取得的成就是非常实在的。除杜牧外，像对李商
隐、温庭筠、许浑、张祜、韩偓、韦庄、罗隐等，都有极为丰硕的创获，它
们有的已超出文学史的范围，对唐史的研究也有相当的助益。
当然，收在在庆同志这本书中的，还有好几篇理论上的阐发，如论杜牧
的思想、杜牧艺术风格的特点及形成的原因，杜牧对后世的影响，等等，多
有很好的见解，有不少发前人所未发。但是，我认为，构成本书基础的，也
是构成在庆同志中晚唐文学研究基础的，是他对作家事迹的考证，他对作品
的系年及真伪的辨析。历史研究的第一步，是应当先把事情的真相搞清楚，
这应当是不言自明的，但却往往为人所忽视，或为人所鄙薄。笔者最近看到
一篇文章，是论这十年来文史学界的考据的。文章口气很大，说：“历史似
乎注定了80 年代风靡一时的考据家不能有多大的作为”，因为据说他们只是
“消极地考证和确认一些支离破碎的事实”，他们“漫无目的和方向，但事
考证，不问其他，鄙视历史理论的建构，纯粹的为考证史料积累知识而积累
知识”。因此，文章判定，这样的研究“既没有社会意义，也没有什么学术
价值”。我不大清楚，这个我们共同经历过的80 年代有没有产生过“风靡一
时的考据家”，这些考据家有哪些考据文章或专书，他们又是如何的“漫无
目的和方向”。据我看来，不论整个唐代文学，或晚唐文学，关于作家作品
的考证，成绩是显著的，目的和方向是明确的，这就是为整个唐代或晚唐文
学的研究提供真实可靠的材料依据，使文学史的理论探讨有坚实的科学凭
依。考证如何为理论提供事实的支撑，理论如何在考证的基础上作出令人信
服的阐述，我认为在庆同志的这本书是能够作出回答的。我们的唐代文学研
究界确实需要这样踏踏实实的著作，而切不要放言高论而远离实际。
1990 年9 月
注：该文是为吴在庆《杜牧论稿》所作的序。
山谷诗风研究的新开拓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我曾集中时间从事于宋代诗文研究资料的搜辑，
后来结集为《杨万里范成大卷》、《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二书，列入中华
书局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1964 年2 月出版的《杨万里范成大卷》
的前记，曾谈到：“宋诗在唐诗以后，开拓了新的局面。人们一提起宋诗，
就会产生与唐诗不同的感受。唐诗中有各种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流派，宋诗
中也有各种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流派，但是很奇怪，在各自的错综复杂的诗
歌群中，确有一种稳定的共同体存在，形成一个时代的诗风。宋以后的诗人
和诗评家，大多企图来探讨这一虽然复杂却也饶有趣味的文学现象，但似乎
迄今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从比较来看，我们对唐诗的情况还比较熟
悉，对宋诗，对其中不少的诗人和流派，认识得还不是十分透彻。宋诗研究
的基础，比起唐诗来，是不够坚实的。近数年来，我断断续续在宋代诗文中
摸索，希望在这方面整理出一些头绪，以便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在这样的
摸索过程中，我痛感，单是在诗歌范围之内，也有不少基本事实还没有搞清
楚，这就使我觉得非得先从积累和整理原始资料入手不可。在大量的和经过
审查的资料基础上，再进行理论的分析和概括。”这里抄录20 多年前的这一
段话，是想给企图了解宋代文学研究进程的同志们提供一个背景，表明我们
这30 多年来宋代文学研究曾经处于怎样的一种落寞的状态。在一个很长的时
期内，宋代文学、特别是诗文的研究，是被看作冷门的，至于黄庭坚的研究，
那更是冷门中的冷门。上面提到的《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全书共70 余万
字，是与《杨范卷》同时编成，而且是同时交付排印的，但那时出版社考虑
到舆论对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的某些看法，不得不采取付型后暂不印的办法，
这样，就直到1978 年8 月才与读者见面，这之间竟隔了15 年！对于一个研
究者来说，15 年意味着什么，我想大家都会有真切的感受。以过去的这样一
种情况与今天对宋代文学热烈的讨论相对照，人们自然会对我们的文学事业
产生一种不能自已的兴奋之情。
1984 年10 月，我在济南参加李清照研究讨论会，遇到江西省文学艺术
研究所的夏汉宁同志，在交谈中我建议江西方面是否可对黄庭坚集中进行研
究，并在适当时间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以推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夏汉宁
同志回赣后写信给我，说省的文化工作领导很赞同这一意见，并着手开始准
备。果然，一年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