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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一定时期的研究风气又是如何，有哪些成就和不足。如果我们这样来
进行工作，就会大大丰富文学史研究的内容，开阔研究者的视野，从而开启
后学者的心智。而要进行这样的学术史研究，就要有专书的整理和研究作为
基础。我曾经在另外的地方写过，专书研究是最能考验著作者的功底的，这
也是提高我们整体研究的有效途径。在提倡学术史研究的今天，那末象映逵
同志所作的《唐才子传》校勘，注释、补录、辑评那样的工作，学术界会是
多么需要，不是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吗？映逵同志正富年华，他定能率精锐之
卒，再次开辟新的疆场，这或许也是我这篇短序所寄寓的一个小小的期望。
1987 年9 月
注：该文是为孙映逵《唐才子传校注》所作的序。
史文结合的又一新例
我与戴伟华同志原不认识。1989 年下半年，在京的几位古典文学研究同
行倡议编一套《大文学史观丛书》，并推选我担任主编。有位朋友介绍戴伟
华同志的《唐代幕府与文学》，建议列入此套丛书。我一看题目，觉得与我
过去在《唐代科举与文学》自序中所谈的相合，就很快决定列入这套丛书首
批印行的五种之中，后即由现代出版社于1990 年2 月出版。自此之后，伟华
同志即与我通信，彼此时常谈一些学问上的事情。后来他说，他有志于在唐
代方镇幕府与文学的关系上作进一步的探索，而要想深入，必须在史的方面
下工夫，于是决定着手作唐代方镇文职僚佐考。我赞同他的计划，在通信中
就编纂等一些问题彼此切磋。我原以为这件工作总得做上十年八年，不想伟
华同志锐志奋进，在短短几年内即完成这四五十万字的大书。但随后在出版
上又遇到种种困难，几经磨折，现在终于有机会得以问世，总算皇天不负苦
心人。他来信要我作序，我觉得在当前出版难、写书难，特别是搞考证资料
难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下，我是理应为这部著作说几句话的。这不但是为伟华
同志本人，也是为了在目前这样一种特殊的学术氛围中相濡以沫。
我在写完《唐代科举与文学》之后，于1984 年为该书作序，其中说：“我
在研究唐朝文学时，每每有一种意趣，很想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有唐一代知
识分子的状况，并由此研究唐代社会特有的文化面貌。我想从科举入手，掌
握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或许可以从更广的背景来认识唐代的文学。如果可能，
还可以从事这样两个专题的研究，一是唐代士人是怎样在地方节镇内做幕府
的，二是唐代的翰林院和翰林学士。这两项专题的内容，其重点也是知识分
子的生活。”我这里提到的唐代社会两类知识分子，一属于知识分子的高层，
即翰林学士，那是接近于朝政核心的一部分，他们宠荣有加，但随之而来的
则是险境丛生，不时有降职、贬谪，甚至丧生的遭遇。他们的人数虽不多，
但看看这一类知识分子，几经奋斗，历尽艰辛，得以升高位，享殊荣，而一
旦败亡，则丧身破家。这是虽以文采名世而实为政治型的知识阶层。而另一
类在节镇幕府任职的文士，则是数量众多，情况复杂。他们有的后来也跻升
庙堂，但大部分则浮沉世俗，是在当时很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两类
知识分子是很值得研究的，可惜我后来牵于人事，未能有充裕时间从事于斯。
正因为此，我在看到伟华同志的《唐代幕府与文学》一稿时，觉得竟有
志同道合者在，不禁为之跃然。伟华同志有志于深入这一领域，且决定从治
史着手，这既表明他勤奋，也确显示他的见识。因为考唐代方镇，吴廷燮的
《唐方镇年表》虽已花了一番工夫，但可补正者正复不少。无论如何，方镇
终究是方面大官，史料记载较多。现在要考其属下僚佐，而且要尽可能确定
其年份，可以说比考方镇要难得多。首先对唐方镇僚佐的职掌作具体考述的，
当首推台湾学者严耕望先生于本世纪60 年代所作的《唐代方镇使府僚佐
考》，载于《新亚学报》第七卷第二期及《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
现在是要考列各方镇使府内各僚佐的姓名及任职年份，其所下的工夫就远非
一、二篇论文所能比。我觉得伟华同志之难能可贵处，不仅在于甘坐冷板凳
来遍检各类史书、文集、笔记、杂纂，以及新出土的碑志，还在于能细心考
绎其间的差异，纠正不少文献记载上的错讹。今谨就翻阅所及，举数例如下：
例一，邠宁韦丹，韩愈所作墓志、杜牧所作遗爱碑及《新唐书》本传，
皆云韦丹曾佐邠宁幕府，但未言任何幕职。今据《金石萃编》所载《姜嫄公
新庙碑》文末所署，考知韦丹在幕府任节度判官。
例二，邠宁张抗，《文苑英华》卷八九九《殿中监张公（九皋）神道碑》
载次子张祝，而碑文载其余子之名皆从手，《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也正作
抗。
例三，平卢李戡，《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作平卢节度判官。《新唐书》
本传载“平卢节度使王彦威表为巡官”，此正与《樊川文集》卷九《唐故平
卢等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合。
例四，河阳韦珩，《全唐文》卷六四九元稹《授韦珩等京兆府美原等县
令制》：“敕河阳节度参议兼监察御史韦珩。。可守美原令。”而《册府元
龟》卷六九九《牧守部·谴让》：“穆宗长庆元年六月知怀州河南节度参谋
兼监察御史韦珩奏”。二者比勘，其所任官职应从《册府元龟》作节度参谋，
而非节度参议，其从事之节镇应从《全唐文》作河阳，而非河南。《全唐文》
与《册府元龟》正可彼此校正。
例五，忠武军段瓌，曾在王茂元幕。《樊南文集》卷二有《为濮阳公陈
许奏韩琮等四人充判官状》，其中即提及段瓌。《全唐文》卷七五九有段瓌
小传，称“王茂元帅陈，表为判官”，此不误，但所载《举人自代状》，却
正是李商隐上述奏状，《全唐文》误属段瓌。
书中尽可能利用经过整理出版的唐代墓志，但并不盲从，而是细心核阅
原文，稽考有关史籍，以纠正编著者的错失。如前几年出版的《隋唐五代墓
志汇编》，此书虽汇集了不少新出土的墓志拓片，但由于编者粗心大意，著
录时可说是错误百出。就伟华同志所指出的，如天平军崔成相，《隋唐五代
墓志汇编》洛阳卷第十四册有《崔君夫人李氏墓志》，《汇编》编者谓此志
为崔德裕作。按此文署“堂弟特进行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卫国公德裕撰”。墓
主为李氏，则其堂弟当然也姓李，怎么可能姓崔呢？所署官职勋阶也正与李
德裕相合。且此志中明明记有“夫人赵郡赞皇人。。祖赠太师赞皇文献公讳
栖筠”，也可与两《唐书》之李栖筠、李德裕传对看。书中考崔成相事，同
时也纠正《汇编》著录之误。类是者又如凤翔孙纾，《汇编》洛阳卷第十五
册《孙君妻李氏墓志》，有云“再从侄孙前凤翔节度掌书记试秘书省校书郎
纾撰”。此处并可参《汇编》第十三册之《孙简墓志》，称“第五男前京兆
府渭南县尉集贤校理纾书”，可见《李氏墓志》撰者为孙纾。而《汇编》编
者却误作李纾，另于《孙简墓志》处之孙纾，又将其姓名写作孙理纾，其原
因乃误读文中之“集贤校理纾书”，以“理纾”为其名。《汇编》之误不一
而足，于此也可见伟华同志读书之细与考校之精。
我在这里之所以不惮其烦地举这些看似琐细的例子，是想说明，真正做
学问，是不能大而化之的。研究唐代幕府与文学，光是一般性地讲讲，一二
篇文章也就够了，但若想在这方面作深一层的研讨，就得作史料的搜辑与分
析。治史对于治文，是能起去浮返本的作用的。我们看了本书所考出的各方
镇僚佐姓名，就能看出有些大镇，如并州、幽州、淮南、宣歙、荆南、西川
等，不但僚佐的人数多，且人才也特别集中，这就无异于当时的文士分布图，
可以见出当时（特别是中晚唐）人才流动的有趣的走向。这必定会丰富我们
对唐代节镇幕府与文学关系的认识。
当然，考方镇僚佐，确有一定的难处，这方面的史料较为零散，不易考
见某一方镇在其任期内究竟集中多少文士，现在所列出的僚佐也不一定即能
确切反映当时的实际人数。且有不少材料所记较为浮泛，不易考定其任何职，
在何年；因此一不小心，就容易搞错。不过无论如何，这部著作已经提供一
个扎实的基础，足可供人们作进一步的研讨。伟华同志还年轻，一定能以此
为新的起点，在文史结合上勤奋探索，作出不断的贡献。
1993 年岁末于北京
注：该文是为戴伟华《唐方镇幕僚文职考》所作的序。
他山之石
自从欧洲的第一批耶稣会士抱着传教的虔诚，越过重洋，在明朝末年来
到中国，开始接触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研
究，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如果按照《国际政策的文化基础之研究》作
者诺思罗普（F·S·C·Northrop）所说，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分歧不在于政
治而在于文化，这种分歧深深植根于各自传统的不同概念之中，那末，四百
多年来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固有精神和价值的探索，实际上可以说是两种或
两种以上文化的互相认识和补充。这也构成了近代世界史上文化交流的丰富
繁复的图象。尤其是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它的悠久的历史文化被世界所认
识，以及这种认识的日益深化，本身就是文化史上令人神往的课题。从这个
背景上说，斯蒂芬·欧文先生的成名作《初唐诗》被介绍到中国来，它的意
义就不仅仅是中国学术界增加一本优秀的汉译名著，而且还在于它是文化交
流的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