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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出版。他又有一部《刘禹锡编年笺注》稿60 万字，待印。这些都为
这部人名考作了准备，打了基础。
人们不难想见，以陶敏同志上面所说这样的经历，在唐诗考证中作出如
此的成绩，他在这不到十年的时间内要付出多少的辛劳。陶敏曾对我说他走
的不过仍是中国传统的路子，不过由于他搞的窄，所以有可能搞得细一些。
他说的很朴素，但却很有道理，很有见地。有些搞大学问的，固然可以把摊
子铺得很开，但我还是相信庄子的话：“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
河，不过满腹。”（《逍遥游》）面对学术的海洋，我们一般的人，还是就
性之所近和力之所及，在一定的范围内搞得精一些、深一些为好。过去的十
年，古典文学研究也确实是五花八门，陶敏同志并不去赶热闹，老老实实地
读书，一个人名一个人名地考过去，而终于写成八十余万字的实实在在的著
作。我始终认为，搞资料的搜辑和考证，是一种造福于他人的、使大家受益
的工作。正如清代学者王鸣盛所说：“予任其劳而使人受其逸，予居其难而
使人乐其易。”（《十七史商榷》自序）我们搞唐代文史的人，不是到现在
还感受到岑仲勉先生几部考证之作的好处吗？我深信，陶敏同志这部著作的
出版，不仅仅是向我们提供许多我们可称引的具体成果，还将有助于唐代文
学研究界已经形成的踏实学风的进一步发扬。
1991 年春
注：该文是为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所作的序。
《唐才子传》研究的新成果
我与映逵同志，就古典文学研究来说，是同行，就对《唐才子传》一书
的整理来说，又曾是合作者，——由我承乏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映逵
同志除了撰写岑参传的笺证外，还承担了全书的校勘工作，正如我在该书的
前言中所说，由于映逵同志的细心校阅，使得这部书在文字方面有一个扎实
的依据。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共四册《唐才子传校笺》，是集国内有关专家之
力协作完成的，因为要对书中将近四百位诗家传记作笺证，无异是对绝大多
数知名的唐五代文学作家考索其生平事迹，提供其基本线索。这是一项大工
程，根据我们现有的学术状况，靠一个人的力量要在短期内完成是不可能的。
我的本意，是想通过笺证，总结和体现我国唐代文学研究界长期以来所进行
的关于诗人传记研究的成果，显示唐代文学研究在一个方面所达到的水平，
而这种水平是应该得到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的；这同时也是我们研究的一个
新起点，希望今后唐代文学研究更有一个材料上的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映逵同志又独立进行了对《唐才子传》的校勘、注释、补录
和辑评，在全稿完成、交付出版之际，他要求我写一篇序言。前面说过，作
为同行和合作者，我当然是义不容辞，但面对映逵同志以过人的毅力和辛劳、
本该由群体来作而却由他一人毕功的这部著作，我觉得他人的任何序言都是
多余的了，他为这部唐代文学著名文献所作出的业绩已经足够说明，撰著者
在学术领域中是怎样的一位勤奋的追求者。不过我还是想借此机会，谈谈我
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由于我所从事的工作的繁杂，又由于我即将去国外进行一段时间的学术
访问，限于时间，我不能通读全稿。就我所读过的，我觉得映逵同志所作的
工作是切实的，对于一般愿意深入了解唐五代诗人及其作品艺术风貌的读者
来说，这本书十分有用。校勘细致而不繁琐；注释、补录简明确切，对前人
记述的疏误所作的纠谬补缺，时有胜义；辑评部分着重搜采后世的一些有代
表性的评论，似更切合原书的特点。这使我想起1984 年12 月，我与中华书
局文学编辑室的一些同志在一起，因为着手编纂一部大型的工具书——《中
国文学家大辞典》，商得厦门大学中文系的同意，邀请有关的研究者在厦门
开会。会议期间，我与徐州师范学院吴汝煜同志谈起为《唐才子传》作笺证
事，我说笺证可以分头写，而校勘只能一个人作，我自己来作不免费时费事，
不易见效，颇以简选合适的人选为难。当时汝煜同志就向我介绍了映逵同志。
吴汝煜同志我是先读了他的文章，然后才认识的。我们在厦门是头一次见面，
一见之下，我感到他真是一位恂达君子，文如其人。由于他的推荐介绍，我
也就信赖了映逵同志。后又听说孙望先生是映逵同志的研究生导师，而孙先
生则是我素所敬重的学术前辈。每一次我因事路过南京，去看望他，都有如
坐春风之感。前些年孙先生结集他的旧作，题为《蜗叟杂稿》出版，书前题
记的结束语特地写上这样一段话：“本集所涉及到的几个问题，就我所知，
都已有学者专家继续作出了深入的卓有成果的研究，如段熙仲先生著《古镜
记的作者及其他》，王运熙先生著《元结箧中集和唐代中期诗歌的复古潮流》，
傅璇琮先生著《韦应物系年考证》和卞孝萱先生著《元稹年谱》等便是。这
些学术著作，其中很多论点与考证足以订正拙文存在的缺失与错误，览者倘
分别阅读各位专家的论著，自能发现，恕我不再在此一一加以说明了。”在
自己的著作集中一一指出别人论著的长处，加以赞誉，并请读者与己之所作
加以比较，这种学术上的坦诚与谦虚，真如光风霁月，何等感人！我深深觉
得，老一辈学者传给我们的，不止是术业，更重要的是学风。后来在接触了
映逵同志之后，我也确实感到，他无论为人和做学问，也真象孙先生，朴质、
敦厚，脚踏实地地耕耘着自己的那一块土地，而终于有所收成。
我后来就把《唐才子传》全书的校勘托付给他。他很快写了校勘凡例给
我，掌握情况非常全面，版本源流讲得清清楚楚。但后来实际做起来却并不
快，其间我又把中国科学院所藏的日本汲古书院影印内阁文库藏本（“五山
版”）复印了一份给他，他又重校了一遍。这些都可见出他的认真和审慎。
我现在常常感到，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学问，掌握理论当然是不可少的，吸收
一些新方法也是需要的，但我们还应立足于我们自己的学术土壤，要有传统
的治学方法的训练，这是一种基本功。校勘就是这种基本功之一，而目前恐
怕是很不为人所看重的；不但不看重，大有鄙夷不屑一顾的样子。且不说清
代学者段玉裁的那句名言：“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
（《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我们只要粗略的算一下，从两宋的余靖《汉
书刊误》、相传为岳珂作的《刊九经三传沿革例》、方崧卿《韩集举正》等
书起，一直到清代以至近现代，前人曾撰写了多少学有根柢的校勘专著，这
些专著的校勘实例以及总结出的校勘理论，我认为其意义不仅仅是对古书某
些字句的校误补缺，而是学术史上长期积累形成的一种求实学风。南宋人彭
叔夏在其《文苑英华辨证》的自序中说：
叔夏尝闻太师益公先生（按指周必大）之言曰：“校书之法，实事是正，
多闻缺疑。”叔夏年十二三时，手钞太祖皇帝实录，其间云：“兴衰治□之
源。”缺一字，意谓必是“治乱”。后得善本，乃作“治忽”。三折肱为良
医，信知书不可以意轻改。
《文苑英华辨证》是我国古代的一部校勘名著，它通过分类实例的辨析
而得出的某些概括，已不限于校勘学，“实事是正，多闻缺疑”，对于作学
问，特别是有志于搞中国古代学问的中青年学者，仍然是有启发的。目下新
说迭起，引人注目，我希望不要因此而把我们固有的经过历史考验的好的治
学方法丢弃了。映逵同志在《唐才子传》校勘上所作的，就是老老实实的学
问，它们决非属于如有些人很喜欢说的将被“更新”之列的。
我在为《韵文学刊》第一期所写的《创刊词》中曾提到陈寅恪先生的一
篇文章（《朱延丰突厥通考序》，载《寒柳堂集》）。30 年代初，朱延丰就
读于清华大学研究院时，曾将其所著《突厥通考》请陈寅恪先生审正。当时
陈先生对他说：“此文资料疑尚未备，论断或犹可商，请俟十年增改之后，
出以与世相见，则如率精锐之卒，摧陷敌阵，可无敌于中原矣。”这里可以
见出前辈学者对后辈的严格要求，而且可以感到他们对著述一事是如何的审
慎。“十年磨一剑”，这本来就是中国古来创作和著述极端谨严的传统学风。
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应该以这种谨严的学风大力开展专书的研究。中国古
代文学中象《唐才子传》那样有文献价值的专书是不少的，对于这些专书，
需要我们化实实在在的功夫一个一个地加以整理和研究。感想式地或者掇拾
一些新名词糊弄一番，是无济于事的。它们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也无益于真
正的学术事业。我始终认为，中国古典文学固然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古典文
学的研究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需要有中国文学创作史的著作，同样需
要有中国文学研究史的著作。我们应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历
史的审视，这样可能对文学史的研究提供值得借鉴的学术背景。也就是说，
要开展对研究的研究。这样的一种研究过去是被人们忽视的，今后可能会提
到日程上来。如果我们对每一历史时期研究的概况进行具体切实的研究，譬
如说，每一时期对前代文学的研究提出了哪些问题，解决了哪些问题，这一
时期又产生过哪些有贡献的学者和著作，这些人和书在整个研究史中的地位
如何，一定时期的研究风气又是如何，有哪些成就和不足。如果我们这样来
进行工作，就会大大丰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