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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驶入一扇雕花大铁门，汽车那宽大的轮胎沙沙地碾过干净的粉红色小道，碾过一条养护得很好的林阴道，在那林阴道的尽头，是一座奶白色的明亮宫殿。宫殿窗明几净，闪闪发亮。巨大的花坛上繁花似锦。一位健壮的花匠正提着一只漏壶，在小心翼翼地给一丛玫瑰浇水。另一位侍者，样子像是特种部队士兵，在不远处清扫小道，扫得那小道一尘不染。门口站着一位殷勤而又沉默的人，他艰难地弯了弯满是肌肉的脖子，表示敬意，然后用一只脱下了拳击手套的手客气地指向敞开的大门，请客人进去。他把客人领进这座阳光灿烂、气味芬芳的宫殿，房子里摆着许多漂亮的东西，一束束鲜花很专业地插在那些瓷花瓶和水晶花瓶里。
房子的第一层由两个离得很远的房间组成，其中的一间是客厅，里面摆着舒适的沙发和座椅，另一问是餐厅，里面是一张长长的桌子，桌上铺有浆洗过的桌布，还摆着许多空盘子和水晶杯。
女主人顺着楼梯从二楼上走了下来，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开胸俄式长裙，步态缓慢而又庄重。
“先生们，你们请求接见你们……你们就像在家里一样吧。”她仁慈地向格列奇什尼科夫伸出了手。
格列奇什尼科夫鞠了一躬，像沙皇的廷臣那样，把嘴唇贴在那几个胖乎乎的手指头上，吻了吻那枚带有一颗大钻石的戒指。
别洛谢尔采夫也握了握女主人伸过来的手，她的手是温暖的，柔软的，散发着香味。
“你们要原谅我。我还要打几个电话。打完电话之后，就听你们安排了……我们上楼去吧，到图书室去……你们不会妨碍我的。”“女儿”转过身去，向楼上走去，那双轻便的凉鞋拍打着楼梯。别洛谢尔采夫看到了她那双结实的腿，小腿肚是鼓出来的，保养得很好的粉色脚踵从凉鞋里露了出来。
她领他们穿过一道宽敞的画廊，画廊里挂的是莫斯科先锋派的作品。从地板直到天花板，密密麻麻挂着的，全是幻想中的花束、具有色情意味的结构、神秘的符号、黄道带的野兽、七彩的抽象图案和别出心裁的波普艺术。别洛谢尔采夫经常光顾现代派画展，所以能认出这些有名的画家。
卧室的门半敞着，可以看到一张天蓝色的豪华大床，床上铺着丝绸床罩，摆着几个粉红色的枕头。好几面镜子在复制卧室里的陈设，把枕头和床罩反射到了天花板上。用丝绳吊着的沉甸甸的窗幔放下了一半，使房间沉浸在一片神秘的昏暗之中。
女主人把他们领进图书室，图书室里摆着几个玻璃门书橱，里面放着很多书脊上印有花纹的古旧图书，还有波斯赫（波斯赫（约1460一1516），尼德兰画家。）、毕加索、马克。夏加尔（夏加尔（1887 1985 ），俄罗斯画家，后侨居法国。）等人的精美画册。书橱里还摆着一些古代的双耳罐和古希腊哲学家的雕像。在那个舒适沙发上方的墙壁上，悬挂着女主人自己的肖像，就是那位画家在克里姆林宫中送给“女儿”的那幅画，画上的“女儿”就像一位女皇，她身穿深蓝色的天鹅绒长裙，戴着钻石项链，盘着高高的发髻，发髻上似乎还顶着一个小小的钻石皇冠。
“你们请坐，”“女儿”指了指那幅肖像画下方的沙发。“你们喝点什么？伏特加，威士忌，还是葡萄酒？”
“为了您的健康，还是来点酸味的红葡萄酒吧。”格列奇什尼科夫装腔作势地回答。
可以看出，女主人很喜欢他的这个回答。
侍者拿来几个高脚杯、一瓶法国葡萄酒和一盘水果。
女主人自己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并没有努力地去拢紧大腿。她用脚尖挑着那只白色的轻便凉鞋。她把一个做得很精巧的小型话筒贴在耳朵上。
别洛谢尔采夫能很好地打量打量这个女统治者了。
“女儿”身上的青春即将逝去，这鲜亮的皮肤、匀称的身段和清脆的嗓音，都不得不依赖于精心的保养、锻炼和化妆，那少女般的说话方式也是硬装出来的。在她的脸上已经出现了不可避免的浮肿，粗大的血管泛出青色，衰老的皮肤开始发黄，那件少女风格的长裙也掩饰不住大腿的肥胖。她的手势坚定有力，富有威胁性，似乎，她不仅仅在用这双手安排餐桌，或是拿起话筒，她还在用这双手指挥部队，调运军列，撤换部长。那个肉乎乎的下巴有些突出，显得很傲慢，继承了她父亲那些十分自尊、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特征。两片嘴唇像是食肉动物的嘴唇，稍稍有些外翻，时刻准备大吃大喝，时刻准备亲吻，随时都有可能道出一些客气的话语和绞尽脑汁想出来的聪明格言，而在火气上来的时候，这些客气话和格言就会被疯狂的骂街和侮辱性的嘲讽所替代。两个鼻孔在阳光下泛着粉红，这对鼻孔是很敏感的，它使劲地呼吸着空气，似乎想在空气中捕捉到某种快感的源泉——芬芳的花束，或是美味的菜肴，或是香水的味道，或是远处飘来的男人烟草的气息。
别洛谢尔采夫在想象中描绘着她的肖像，——不是镜框里的那一幅，女皇似的，身着蓝色天鹅绒，那一幅是骗人的，是拍马屁的，而别洛谢尔采夫所描绘的这一幅，对于一位特工来说却很重要，它能揭示出心理中的那些薄弱之处，透过这些薄弱之处，就能够洞察并把握这个个性。格列奇什尼科夫早就描绘了这样一幅肖像，此时，他只是在小心翼翼地将肖像和原型做比照。
“女儿”用有力的手掌紧握着话筒，在激动、凶狠地和那个看不见的交谈者谈话，那个人看来是一家电视台的负责人。
“您又一次违反了我的指示，播放了总统的不佳形象，这样的形象，只有凶恶的敌人才会播出……我不是对您说过吗，这样的镜头只会强化那些传闻，说总统无能为力了，说他病人膏肓了……我倒想知道，您干活用的钱是从哪里弄来的？也许，您从久加诺夫那里拿到了秘密红包？……您听着我对您说的话……您要是还掌握不了足够的职业技能，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另选一个负责人，他也许更有职业道德，也知道知恩图报。我最后一次原谅您这次近乎渎职的过失……”她挂断了电话，把那位受到打击和侮辱的台长扔在了电话线的另一端。
她的下一个谈话是用信赖的、固执的语气进行的，话语中带有一种淡淡的嘲讽，一个没有恶意的人在与一个孩子或是一个近乎痴呆的可敬老人说话时，就常常会采用这样的口吻。
“我觉得，关于乌拉尔军区司令一职，您和我们都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这是一个后方军区，就让那个将军在打完高加索的恶仗之后，到那里去休息休息吧……而且，他还是一位有经验的管理人员和建设者……应当考虑到，这个军区是总统非常看重的，司令的人选自然要和总统谈一谈……将军昨天来过我们的别墅，他对您评价很高……在您和总参谋长的争论中，他毫无疑问会站在您这一边……我们就来落实他的任命吧，而我这里保证去和副总理谈一谈，以增加武装直升机的采购……好的，谢谢……衷心地致敬……”她得意地笑了，把玩着挂断了线路的话筒。
而在阿尔巴特广场那问宽大的办公室里，那位满面愁容、秃顶泛红的国防部长，不知所措地坐在一把软椅里。他让身边的办事人员端来一杯水，以便吃下几片降血压药。
她的第三个电话是用玩笑的方式打的，那只白凉鞋在脚尖上不停地晃悠。
“为了你我什么都能干，亲爱的，但是你要到这里来见我，哪怕就来一次……我不是在强求你，我是在温柔地请求你……这个人我一点都看不上，只是有些好感……我喜欢他的文字，帮他出了那本书……我告诉你，他不仅应该得到那一大笔稿费，还应该拿到那个大奖……而且，他还是这伙人中惟一的俄罗斯人……我们应当承认，俄罗斯文学变得只有一部分是俄罗斯的了……你说得对，我与其说是靠逻辑行事，不如说是靠魅力行事……我同意，我们无论如何要一起吃顿饭，如果你没有比我这里更有趣的交往……亲亲你，亲爱的……”那只白凉鞋掉到了地上，可她并没有急着去穿上它。
接下来这个谈话的语气却是玲漠的，克制的，保持着距离，谈话的对手似乎是一位负责礼宾事务的官员。
“您不要急着回复市长的邀请……让他再着着急……我不相信他那些声明的真实性……有时候，一个叛徒会把自己的诡计深深地藏在心里……您要让他明白，我的出席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整个典礼都要表现出对总统的热爱……他更知道该怎么做……就让他把他那座新桥命名为‘总统桥’……要不，就让他命令那位效忠他的歌手，那位歌手好像又没拿到去美国的签证，他们说他不是一个毒品贩子，就是一个赌棍，就让市长命令那位歌手演唱一首歌颂总统的歌……如果这些条件能得到满足，我也许会到场的……但是，我们的回复要在最后一刻发出……”
别洛谢尔采夫一边观察，一边听着，他明白，这个小小的话筒维系着许多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这些利益都与患病的全权总统相关，其中的每一个利益都得到了这个聪明的年轻女人的研究、评判和筛选，这个在维护家庭权力的女人，能影响到国家的命运。于是，在这座别墅里，别洛谢尔采夫突然产生出一个艺术联想——苏里科夫的那幅画，画上画的是被关进修道院的索菲娅公主（索菲娅‘阿列克谢耶夫娜（1657——1704）。彼得一世同父异母的姐姐，因阴谋夺权被彼得关进修道院。），她蔑视地、凶狠地看着铁窗外面，铁窗外面是一个被吊死的射击军士兵。
“唉，谢天谢地，电话会议终于结束了。现在，我来为你们效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