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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稣秸！ �
第二部分：色当的阴影让右翼末梢袖拂海峡（3）
陆军元帅老毛奇在1890年曾预见下次战争有可能得打7年乃至30年之久，因为现代国家资源巨大，绝不会由于仅仅一次军事失利而认输罢休。他的同名侄儿，接替史里芬任总参谋长的小毛奇也曾有见于此。小毛奇在1906年，在他对克劳塞维茨离经叛道的那个片刻，曾向德皇进言：“这将是一场全国性的战争。这场战争不是跟一个国家通过一场决战可以解决的，必须同它进行长期艰苦的搏斗，而这个国家在其举国力量崩溃之前是征服不了的。这场战争且将是我们纵然胜利也将耗尽我国人民全部精力的一场战争。”然而，要将自己预言的哲理贯彻下去，那是违背人类本性的，而且有违总参谋部的本性。长期战争，在概念上，既难以名状又漫无边际，既不像正统的、可预卜的、简单的一战定局的那种结束战争的办法，也不像短期战争，它是无法预为科学计划的。小毛奇发表他的预见时已身为总参谋长，可是无论是他或是他的参谋部，无论是其他国家的参谋部，都从没有作过任何努力来计划一次长期战争。除了一个已经物故、一个意志不坚的这两个毛奇以外，别的国家的某些战略家也曾稍微感到长期战争的可能。但是他们跟银行家、实业家们如出一辙，全都倾向于相信一场欧洲大战会由于经济生活的失调而不可能支持三、四个月以上。1914年各种因素中的那个不变因素，同任何时代一样，是各方面所有的人都不倾向于为更为棘手的另一种可能预为绸缪，都不倾向于按他们疑为真实的情况行事。
史里芬既抱定“决战”战略，遂将德国的命运拴在这个战略上面。他预料德国一经陈兵比境暴露了战略意图，法国就会立即入侵比利时，因此他策划德国应抢先下手。他的立论是：“比利时的中立必将为这方或那方所破坏”，“谁先到那里，占领布鲁塞尔和征收10亿法郎左右的军费，谁就居上风。”
赔款是克劳塞维茨订下的第二个目标。这可使一个国家不用自己解囊而由敌人承担战费进行战争。他的第三个目标是争取公众舆论，通过“取得巨大胜利和占领敌人首都”以竟其成。争取到公众舆论就会有助于结束抵抗。他懂得物质上的胜利将会如何赢得公众舆论，但他却忘了道义上的失败将会怎样失去公众舆论，而这也可能成为从事战争的一种风险。
这种风险法国人可从没有忽视。正由于此，他们作出了同史里芬的预料相反的结论。比利时也是他们进攻的过道，纵不是路经佛兰德平原也是借道阿登山区的通途；可是他们的作战计划禁止他们的军队在德国侵犯比利时之先使用比境。问题的逻辑在他们是清楚的：比利时不论朝哪一方向都是敞开的通途；是德国利用它还是法国利用它，取决于两者之中谁更需要战争。一个法国将军说得好：“谁更决心要战争，谁就势必要破坏比利时的中立。”
史里芬及其参谋认为比利时不会作战，不会以它的6个师为法军增添力量。1904年，比洛首相同史里芬讨论问题时曾提醒他注意俾斯麦的警告：为反德力量添上又一个与我为敌的对手，那是违反了“简单的普通常识的”。史里芬习惯地把单片眼镜在眼圈上转动了几下说：“当然，从那时以来，我们并没有变得更蠢些。”接着他又说，不过比利时是不会用武力相抗的，它只会抗议了事。
德国人之所以深信这一点，是由于他们相当过分地看重了利奥波德二世——史里芬在世时的比利时国王——臭名昭著的贪得无厌。这个身材高大，长着一把黑黑的铁锹似的大胡子，满身一股由情妇、金钱、在刚果的暴戾恣睢以及其他种种可耻行为交织成的歪风邪气而令人注目的利奥波德，在奥皇约瑟夫看来，是个“彻头彻尾的坏蛋”。奥皇说，可以这样形容的人不多，比王就是其中之一。由于利奥波德的贪婪成性是他的种种罪恶之尤，而德皇又认为贪婪会使人利令智昏，所以他设想了一条妙计，给他一份法国领土，诱他结盟。德皇每当对一个方案入迷的时候，总想把它立即付诸实施，要是行不通，则又往往愕然失色，懊恼不已。1904年，他请利奥波德前来柏林看他，他以“世界上最温存的方式”同他谈论他尊贵的祖先勃艮第公爵，并表示愿意为他在阿图瓦和法国的佛兰德与阿登山区这些土地上重建老勃艮第原有的公爵领地。利奥波德听了不禁“张大着嘴”，两眼直瞪。他企图一笑了之，他提醒德皇说，15世纪以来已情况大变，他的大臣和国会无论怎样也不会考虑这种建议的。
这下可说错了，德皇大发了有数的一次雷霆，痛斥比王尊重国会和大臣胜过尊重上帝的意志（德皇威廉往往把自己与上帝混为一谈）。“我告诉他，”威廉后来对比洛首相说，“我不是好欺的，谁要是在欧战里不站在我一边，谁就是反对我。”他声称他是拿破仑和腓特烈大帝学校里的士兵，他们都是抢先在敌人前面发动战争的，“所以，如果比利时不站到我这边来，我只好唯战略考虑是命了”。
这个说出了口的意图，这个第一次明确表示要撕毁中立协议的威胁，把利奥波德国王吓得目瞪口呆。他乘车去火车站时遮阳帽竟前后错戴，他直瞪着他的随行副官，“好像受了一场什么惊吓似的”。
德皇的计谋虽告失败，但他仍然希望利奥波德会接受一笔交易，以比利时的中立来换取200万英镑的钱包。战后，一个德国军官把这个数目告诉了一个法国情报官，后者对出手如此大方大为吃惊，不过德国军官提醒他说：“这笔钱原本是要法国人付的。”史里芬的后继人，甚至在利奥波德于1909年由和他性格截然不同的侄儿艾伯特接任王位之后，依然预料比利时的抵抗将只是一种形式而已。譬如说，一个德国外交人员在1911年就曾认为比利时的抵抗也许会以“它的军队在德军借道之处沿途列队”的方式出现。
第二部分：色当的阴影让右翼末梢袖拂海峡（4）
史里芬指派34个师借道比利时。比利时的6个师，要是决意抵抗，就在进军途中把它们干掉，不过在德国人看来它们是不会抵抗的。德国人也确实急切希望比军不抵抗，因为抵抗意味着破坏铁路、桥梁，意味着最终打乱德国参谋部所热衷的时间表。反之，倘比利时能默然置之，不仅会使德国没有必要将几个师的兵力拴在围攻比利时的要塞上，而且会堵塞公众对德国行径不满的舆论。为了劝说比利时不作无谓抵抗，史里芬部署在入侵之前，让比利时面对一份最后通牒，责令它交出“所有要塞、铁路和部队”，否则就要它眼看自己的设防城市遭到炮击。重炮已准备就绪，必要时就将炮击的威胁变为现实。史里芬在1912年写道，这些大炮日后在这场战役中不论怎样都是需要的，“例如，里尔这个工业大城市就是可供炮击的一个极好目标”。
史里芬为了完成对法国的包围，要他的右翼向西延伸远及里尔。“你向法国进军时，”他说，“让右翼末梢袖拂海峡。”而且，由于估计到英国的参战，他想广张罗网，好将英国远征军和法军一网打尽。他对英国海上封锁的潜在力量要比对英国陆军更为重视。所以，他决心迅速战胜法、英地面部队，赶在英国敌对行动还未产生经济方面的后果之前就使战争早日定局。为此，一切力量都必须投入右翼，壮大右翼。他一定得使右翼人众势大，因为每一英里的士兵密度决定着所能控制的领土幅度。
仅仅使用现役部队，他不可能有足够兵力，既防御俄国人突破东部国境，又达到他迅速取胜所必需的超过法军的优势。但他的解决办法很简单，也许还是个创新。他决定在前线使用后备军。按照当时的军事学说，只有最年轻而刚经过营房和练兵场艰苦生活与严格训练的人才适合作战；后备役军人，已结束他们的义务兵役回到了平民生活，被认为是软弱的，战场上用不上的。除了那些26岁以下的将编入现役部队以外，所有后备役军人将被组成他们自己的师旅，用以作为占领军和担任其他的后方任务。史里芬改变了这一切。他将20个左右的后备师（这个数目随着每年计划的改变而有不同）加入到50或50多个现役师进军的行列。数字上有了这一增加，他萦绕于怀的包抄战略便成为可能的了。
他于1906年退休。以后有生之年，他依然致力于坎尼之战的著述，改进他的计划，编写用于指导他的后来人的备忘录。他死于1913年，终年80岁。临终时犹喃喃地念叨着：“必有一战，务使右翼强大。”
他的继承人，忧郁怏悒的毛奇将军，多少是个悲观主义者，他没有史里芬集中全力于一役的果断精神。如果说史里芬的座右铭是“要胆大，再胆大”，那他则是“可别过于胆大”。他既担心他的左翼力量软弱不能抗击法国人，又惟恐剩下来防守东普鲁士的兵力单薄，不能抵御俄国人。他甚至跟他的参谋人员辩论了同法国打一场防御战是否可取的问题，只是由于这种主张排除了“在敌人国土上打敌人”的一切可能才作罢论。在入侵比利时问题上，参谋部的意见是一致的，认为是“完全合理的，完全必要的”，因为这场战事将是“保卫德国和为了德国生存”的一战。史里芬计划于是保存下来了。毛奇在1913年曾说：“我们必须撇开关于侵略者责任问题的一切庸人之见。……只要胜利就师出有名。”这也正是他聊以自慰的想法。但是为了万无一失起见，他每年都要向史里芬的临终嘱咐开刀，从右翼借兵增强左翼。
毛奇计划在左翼安排8个兵团，约32万人，守卫梅斯以南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的阵地；中路安排11个兵团，约40万人，借道卢森堡和阿登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