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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麦尊勋爵运筹帷幄，智胜了各国。他懂得，一块属地总是这个或那个邻国垂涎的目标；他懂得，只有成为一个坚决维护其完整的独立国家，才能生存，才能成为一个安全地区。经过9年刚柔相济和矢志目标的努力，以及必要时的不惜动用海军，他终于摆布了逐鹿比利时的各国，并弄到一份国际条约，保证比利时成为一个“独立和永远中立的国家”。这项条约由英、法、俄、普、奥5国于1839年签了字。
1892年，法俄结成军事同盟。此后的局面显然将是上述五国中的4个国家自然而然地以两对两的形式参加史里芬为之策划的战争。欧洲成了好似游戏棒那样叠得盘根错节的一堆乱箭，抽动一根就不能不牵动其余。根据德奥同盟条约的条款，在奥俄的任何冲突中，德国负有支持奥国的义务；按照法俄同盟条约的条款，任何一方卷入对德“防御战争”时，双方均有义务对德采取行动。这些规定将不可避免地使德国在它从事的任何战争中不得不同法俄两面作战。
英国将扮演什么角色，并无定准。它可能保持中立；如果事出有因，它也可能参与对德作战。比利时有可能成为事因，已不是什么秘密。1870年普法战争时，德国还是个崛起中的国家，所以俾斯麦一得到英国的示意，便欣然重申比利时的不可侵犯。格莱斯顿曾从交战国双方争取到一项条约，规定倘交战国任何一方破坏比利时的中立，英国就将与另一方合作，及至协同保卫比利时，不过，将不参与全面作战。这条格莱斯顿公式最后拖的一句尾巴虽不无不切实际之处，但德国没有理由可以认为制定这个公式的动机，在1914年较之在1870年更不那么起作用。然而史里芬却作出决定，一旦发生战争，将借道比利时进攻法国。
他的理由是“军事需要”。他写道，在两面作战的战争中，“整个德国必须扑在一个敌人身上，扑在最强大、最有力、最危险的那个敌人身上，而这个敌人只能是法国”。史里芬在1906年即他退休之年完成的那份计划中，分配7／8的兵力以6周时间击溃法国，而以1／8兵力守卫东部国境抗击俄国，直至大部分军队可以调过来迎击这个居于第二位的敌人。他之所以选择法国作为打击的第一个敌人，是由于俄国有广无穷尽的回旋余地，只要不断后撤，让德国人像拿破仑那样陷入一个漫无止境的战役，就可使德国的速战速决之计不能得逞。何况法国近在咫尺，动员起来又较为迅速。德国和法国都只须两周时间就可动员完毕，在第15天就可发动大规模的攻势。而俄国，按德国的计算，它四面八方相距甚远，军队众多，铁道窳陋，得要6周时间才能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但到那时法国大概已被打败了。
让东普鲁士这个容克地主邦国和霍亨索伦家族的老家只用9个师来守卫，是个难以承受的风险。但是，腓特烈大帝曾说过：“宁失一省之地，而不分散赖以取胜之兵。”所以，没有什么能像这个伟大的、已经物故的将军的箴言能如此宽慰军心。只有在西线投入最大的兵力，才能使法国迅速完蛋。按史里芬的意见，只有采用包抄战略，利用比利时作为过道，德国才能攻略法国。他的论证，从纯军事观点来看是无可非议的。
第二部分：色当的阴影让右翼末梢袖拂海峡（2）
当时德国准备用以进攻法国的军队达150万之众，6倍于1870年，在行动上需要回旋余地。1870年以后法国沿阿尔萨斯和洛林边境构筑的要塞，使德国无法越过共同边境作正面进攻。只要法军通向后方的道路畅通无阻，长期围攻就提供不了将敌人迅速网入歼灭战的战机。只有采用包抄战略，才能从背面袭取法军，一举歼灭。可是法国防线不论哪端都是中立国家的地界，一是比利时地界，一是瑞士地界。既要绕到法军背后，又要不出法国国境，这对为数巨大的德军就没有足够的回旋之地。德国人在1870年确曾绕到法军背后而又未越出法境一步，但当时双方军队都为数很少，而今则是调动一支成百万的军队包抄另一支成百万的军队的战争。地盘、公路和铁路都必不可少，而平坦的佛兰德平原则无一不备。比利时既有史里芬克敌制胜方案（翼侧包抄运动）的回旋余地，也是一条规避他视为自取灭亡方案（正面进攻）的途径。
德国军事思想的先知克劳塞维茨曾规定，以“决战”迅速取胜是进攻战的要旨。占领敌人领土和掌握敌人资源均属次要，尽快早日决战定局事属至要。时间重于一切，拖延战争的任何情事，均遭克劳塞维茨的谴责。“逐步削弱”敌人和消耗战，他都畏如地狱。这是他在滑铁卢之战那个10年里的论述，其著作自此被奉为兵法上的圣经。
为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史里芬决定采用得自汉尼拔坎尼之战的战略。这个使他入迷的将军早已是一〖FJF〗？〖FJJ〗黄土。自汉尼拔在坎尼对罗马人采取著名的两面包抄战略以来，已时过两千年。野战炮、机关枪已替代了弓箭和投石器，但史里芬写道：“可是战略原则不变。敌人的正面不是目标所在。至要的是粉碎敌人的翼侧……而以攻其后方完成消灭敌人。”在史里芬的思想指导下，包抄成了德国总参谋部崇拜的神术，正面进攻沦为可鄙的邪道。
史里芬将侵犯比利时列入他于1899年制订的第一个计划。该计划要求横切马斯河以东的比利时一角。这个面积以后逐年扩大，及至1905年，已扩展成很大一片右翼包抄区域，德军将经此穿越比利时，从列日奔向布鲁塞尔，然后挥戈南下，利用佛兰德旷野直捣法国。一切决定于同法国的速战速决，虽经佛兰德作长途绕道，但毕竟较包围共同边界对面的要塞为快。
史里芬没有足够兵力可资用以对法国采取坎尼式的两面包抄。为此，他改用右翼重兵一侧包抄的方式，从马斯河两岸铺天盖地越过整个比利时，像一把可怕的大草耙那样横耙全境，而后沿整个比法交界线进入法国，再循瓦兹河流域直下巴黎。德国大军将插入首都调回应战的法军之间。这些法军离开它们的工事地带，就会在决定性的歼灭战中给吃掉。有意在左翼阿尔萨斯─洛林一线部署较弱兵力，在史里芬计划中是个要着，这会诱使该地区的法军进入梅斯和孚日山脉之间的“口袋”。法国人一心想收复失地，预料他们会在这里发动进攻；要是他们果真进攻，德国人认为，对于他们的计划的大功告成，是再好不过的，因为可由左翼把他们捆在口袋里，而由右翼从他们背后取得决定性胜利。史里芬的思想深处，总是隐隐约约地希望在战役展开以后，也可以由左翼发动反攻，实现一个地道的两面包抄——他梦寐以求的“庞大的坎尼之战”。但他为右翼保留最大实力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因而他在计划中没有迁就这跃跃欲试的野心。可是左翼这方面的引诱却依然吸引着他的那些继承人。
就这样，德国人来到了比利时。决战决定了采用包抄战略，包抄决定了使用比利时国土。德国总参谋部声称这是军事需要；德皇和首相也或多或少地安然接受了下来。至于它是否可取，就其对世界舆论，特别是对中立舆论可能产生的影响而论又是否得计，都被视为不相干的问题。判断的惟一标准在于看上去是否为德军的克敌制胜所需。德国人从1870年普法战争中取得经验，认为德国之伟大，武力和战争是其惟一源泉。他们从陆军元帅戈尔茨的著作《武装的国家》一书中得到的教诲是：“我们是以我们刀剑的锐利，而不是以我们思想的锐利赢得我们的地位。”破坏比利时中立的决定遂不难随之产生了。
希腊人认为性格决定命运。破坏比利时中立的这个决定，孕育着时间一到就会自我毁灭的种子；而作出这一决定，则是百年来的德国哲学造成的。这个决定，言出史里芬之口，但事出费希特之手，他认为德国人是苍天选来在宇宙史上居于崇高地位的骄子；也是事出黑格尔之手，他认为他们是领导世界走向德国文明势必普及的光辉前程的使者；也是事出尼采之手，他告诉他们超人而不受制于常人；也是事出特赖奇克之手，他将扩大权力作为国家最高道义责任；还事出整个德国人民之手，他们把自己的世俗君主称为“至尊”。促成史里芬计划的不是克劳塞维茨，不是坎尼之战，而是日积月累起来的唯我主义的整体，它哺育了德国人民，创建了一个民族国家，一个由“自诩是绝对意志的那种极端的幻觉”喂养成长的民族国家。
决战这个目标，是1866年和1870年战胜奥、法的产物。这些已成史迹的战役，像已逝的将军一样，死死地缠住军人的头脑。德国人，也同其他民族一样，准备作一决雌雄的一战。他们仿效汉尼拔那样将一切赌注都押在决战上。可是，甚至汉尼拔的幽灵也许会提醒史里芬，迦太基虽赢得了坎尼之战，但是罗马却赢得了整个战争。
第二部分：色当的阴影让右翼末梢袖拂海峡（3）
陆军元帅老毛奇在1890年曾预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