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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他发现辞典中竟然有一个单词长达29个字母，就故意在同学面前露一手：“你们知道最长的一个单词是什么？”等几个傻小子硬凑出几个不长不短的单词后，他才得意扬扬地宣布答案：floccinaucinihilipilification！
每次考英文，余光中早早交卷，就到教室外打派司（打暗号）给同学；考数理科时，就由同学打派司给他，彼此照顾，大家互惠。平时让同学们头痛的作文，也由他捉刀，凭着这两项专长，他在同学面前非常吃得开。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一部分地理天文的兴趣
余光中还有另一门课也表现出色，那就是地理。
或许是逃难的经验使然，他一开始接触地图，就相当着迷。起初只是想从浓缩的中国版图中研究自己从哪儿来，现在身在何处？逃难的路线经地图对照后，立刻清晰起来。俯视着地图，他觉得自己像神一样，世界整个展在他脚下。又因为喜好英文，他也开始向往西方世界，常端详西方各国的地图。在《塔》一文中，诗人记下对地理的衷情：
十九岁的男孩，厌倦古国的破落与苍老，外国地理是他最喜欢的课。暑假的下午，半亩的黄桷树阴下，他会对着诱人的地图出神……从一本月历上，他看到一张风景照片，一列火车，盘旋而上庞伟的落基山，袅袅的黑烟曳在空中，他幻想自己坐在这车上，向芝加哥，向纽约，一路阅览雪峰和连嶂。去异国。去异国。去遥远的异国，永远离开平凡的中国。
从小就有绘画天分，画起地图来也特别神通，所以每到交地图作业，也是余光中大显身手的时候。因为多数女同学都不擅画地图，打了格子，线就收不回来。他这时就发挥侠义精神，自告奋勇代劳。顽皮的他，会故意画错一两处，让老师察觉不出。有一度，他还以为自己未来会去主修地质学。
余光中是个非常执著的人，一旦爱上某人某事，似乎就是永恒。后来他收藏地图的癖好广为人知。1997年10月3日，香港TVB电视台专程到高雄，为《星期二档案》拍摄一个以地图为主题的节目，名称就借用他《凭一张地图》的书名，并且把诗人当作主角，户内户外拍了两天，还要求诗人当场画一幅地图。果然，不消三分钟，诗人就勾勒出整个欧洲的地形。
地图对他来说，富有多重意义，譬如读历史到赤壁之战，就想穿越时空，看看当时的地理位置，这时候的地图是老师。后来一个人在国外旅行，地图又像妻子或朋友，陪他完成长途。直到现在，他仍经常在书房中独自研究地图。他现在的功力已到一看地图就能研判出该地的人口、面积等数字，一旦让他找出了错，就像孩子般得意，立刻把家人招来，指出错处何在，大加挞伐，甚至嚷嚷要写信给该出版社，叫他们更正。
“地图怎么可以出错？”他简直把地图当作圣经。
今日的地图行家，正是启蒙于四川的中学时期。在四川的六年，没离开过悦来场，嘉陵江滔滔的波声一路传到枕边。乡间的夏夜，繁星满天，观星成为另一桩乐趣。
为了夜观星象，余光中又不免迷上天文，这项嗜好也维持至今。在中山大学的日子，因为高雄空气污染，平日很难见到星星，偶有那么几次，突然在夜空发现木星或火星，他会兴奋地打电话给好友，叫他们同步观看。其中摄影家王庆华就是这样迷迷糊糊在睡梦中被他唤醒，盛情难却地推窗观星；不过，到后来，王庆华反而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在旷野观星，观出了一番心得。
总之，在四川的六年，余光中和大自然朝夕相处，“蜀江水碧蜀山青”，汲足了大地精华，又得名师教导，在纯朴的环境下潜心乐读，与生俱来的才情，再经过美妙的酝酿后，如何不散放出醇厚的芬芳，愈陈愈香。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一部分大学时代
1945年8月，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在日军投降后结束，举国欢腾。余光中跟随父母顺长江而返南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千叠百障的巴山，告别了滔滔不绝的嘉陵江，也告别了中学生涯，迈向大学之路。
这时的青年会中学也迁回了南京，次年毕业的余光中念了一学期大学先修班，于1947年先后考取北京大学和金陵大学。
当时的北大名师如云，余光中一心想进北大就读，尤其吸引他的，就是能亲炙在该校任教的美学大师朱光潜。民初以来，北大一直是新思潮的发源地，不但首开自由思想之风，而且发起的任何运动，都会带动报纸、杂志，甚至政党纷起响应。考上了北大的余光中，当然极力争取入学。不过当时战火开始蔓延，北方也不安宁，母亲担心他的安危，坚决不同意。孝顺的他只好进了金陵大学，至今回忆起来，仍不无遗憾。
1947年秋，余光中成为金陵大学外文系的新同学。班上只有七个同学，人少自然亲近，很快地他就和同学打成一片。为了上学方便，母亲买了一辆脚踏车给他。生平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交通工具，当然是兴奋莫名。余光中意兴风发，经常与同学三五成群脚踏风轮，驰骋在南京中山陵下、玄武湖边，在拂面的杨柳下，买一包热呼呼、香喷喷的菱角，回去慢慢享受。
1983年。
南京是六朝金粉之地，也是文化古都，有龙盘虎踞石头城之称。金陵大学是教会学校，英文教学水平颇高。当时在文坛上很有地位的吕叔湘教授，是著名的翻译家、语文学家，属于开明书店一派。开明书店旗下有一批学者作家，如朱自清、俞平伯等人，主张文字要朴素清纯。吕叔湘的译著对余光中有颇大影响。
大一那年，余光中开始尝试翻译拜伦、雪莱的诗，发表在校刊上。现在他还保存着大一时翻译了一半的英国戏剧《温波街的巴家》，内容是描述诗人白朗宁和妻子之间的爱情故事。“自己为什么主动去译这本书？想来是天性使然。”余光中回忆道。
年轻的余光中也很仰慕文坛上的一些大师。冰心、曹禺曾先后到南京演讲，他也挤在人群中聆听。印象中，曹禺的口才很好，冰心则声音太低。
在金陵大学只读了一个半学期，就因战火蔓延而再度逃难。这次，历史重演，父亲又先走了！母子俩仓皇离京，挤上人满为患的火车。和八年前不同的是，余光中已成年，这次他可以反过来照顾母亲了。不过在挤成沙丁鱼罐头似的火车上，根本也谈不上谁照顾谁。幸好母亲有座位，但余光中却得站着，从南京一路站到上海，整个人似乎被架空着，一只脚踩在茶几上，另一只脚则压挤在其他乘客之间，这种可怕的姿态，一直维持到上海。到了上海，又一波人潮涌入，母子俩险些下不了车，情急之下，只好拼命跳窗而出。在上海盘桓数日，母子俩继续搭船去厦门和余超英会合。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一部分不凡的文学才情
早在金陵大学时期，余光中就开始在南京《大华晚报》投稿，发表过两首旧体诗；转学厦大时期，短短几个月内，他在厦门当地的《星光》、《江声》两报，至少发表过六七首诗，七八篇文学评论。1995年，《联合文学》七月号有《青年余光中的文学发端》一文，作者朱双一叙述如下：
四十六年前的一九四九年春至夏，余先生因躲避战乱转学至厦门大学，短短数月内，在此地报纸副刊上至少发表了六七首诗作，其中包括稍早写于南京的处女作《沙浮投海》。更令人惊讶的，该年七至八月间，余先生密集地发表了七篇理论批评文章和二篇译文，其中涉及一场以他为一方主将，过招三数回合的文学争论，单就为文的频率和速度，就可一窥年方二十一的余先生不凡的文学才情。这些文章充分显示了余先生文学起步时的艺术观念、知识积累和某种文学传承，此后其理论和创作自然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但与这些早期的文学基因仍有割不断的联系。
1981年，《余光中诗选》出版时，诗人在自序中这样写着：
三十三年前一个秋晴的黄昏，一少年坐在敞向紫金山的窗口，写下他的第一首诗，题为《沙浮投海》。那时候他没料到，这一生他注定要写很多作品，很多和《沙浮投海》不同的诗……紫金山上的枫叶红了几十次，却没有一片能飘到他的肩头。他注定要做南方的诗人，他的诗，要在亚热带的风雨里成长。
少年余光中，因为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颠沛流离经验，所以倾向杜甫、孟郊、贾岛而至新月派的臧克家。
在厦大半年，外文系主任李庆云教余光中英文作文，李教授批改作业非常认真，对他启迪很大。有一次，李教授和学生们座谈，仿效孔子命学生各言其志。轮到余光中发言时，他不假思索就说：“我将来要当作家。”
注定要做“南方的诗人”，余光中随父母来到台湾。在这座岛上，他将右手写诗，左手为文，合创“蓝星诗社”、翻译《凡高传》、编辑《蓝星》周刊……一砖一瓦建造他的“文学王国”。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一部分浪子回头
到高雄后，余光中一共出版了四本纯散文集，依序是《记忆像铁轨一样长》、《凭一张地图》、《隔水呼渡》、《日不落家》，其中游记占很大篇幅。
余光中和范我存是一对放眼世界的夫妻，从早年开车横越美国以来，对旅行一直热爱。余光中外出的机会相当多，应邀讲学、演讲、评审、开会，已经是家常便饭，而自从1976年去伦敦出席国际笔会之后，几乎每年都要去不同国家参加年会。1990年他获选为中国台湾笔会会长，更不能缺席了。早年，四个女儿排队出生，范我存牺牲了许多外出旅游的机会。到了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