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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急速下沉，余光中惊恐万分，没想到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急速驶来的渔船营救了他们。
饱受惊吓的母子，搭上另一艘麦船，继续前行。因为气候寒冷，加上沉船受惊，余光中开始发烧。到了苏州靠岸时，母亲找来了退烧药给他服下，才算药到病除。
回想当年逃难的这两段插曲，余光中记忆犹新，后来在《下游的一日》文中，记述当时的情景：
在太阳旗的阴影下咳嗽的孩子，咳嗽，而且营养不良。南京大屠城的日子，樱花武士的军刀，把诗的江南、词的江南砍成血腥的屠场。记忆里，他的幼年很少玩具。只记得，随母亲逃亡，在高淳，被日军的先遣部队追上。佛寺大殿的香案下，母子相倚无寐，枪声和哭声中，挨过最长的一夜和一个上午，直到殿前，太阳徽的骑兵队从古刹中挥旗前进。到现在他仍清晰记得，火光中，凹凸分明，阴影森森，庄严中透出狞怒的佛像。火光抖动，每次都牵动眉间和鼻沟的黑影，于是他的下颚向母亲臂间陷得更深。其后几个月，一直和占领军捉迷藏，回溯来时的路，向上海，记不清走过多少阡陌，越过多少公路，只记得太湖里沉过船，在苏州发高烧，劫后的和桥街上，踩满地的瓦砾，尸体，和死寂得狗都不叫的月光。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一部分颠沛流离的求学生涯
经过数月曲折迂回的逃难，孙秀君母子终于平安抵达上海。
在举目无亲、人海茫茫的上海，孙秀君决定去投奔余超英的老师宋渊源。宋氏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委员，他适时对落难的母子伸出援手。
到了上海法租界，暂时获得安全。对于中国人而言，上一个世代的国耻是割让国土，但是万万没想到，有朝一日，中国人却要在自己的国土上靠外国人庇护。
梦魇似的逃难生活暂停，孙秀君一方面设法和丈夫取得联系，一方面把儿子安插到一间小学去上课。谁也不知道，在兵荒马乱，通讯又不便的情况下，究竟要等多久才会有丈夫的消息。孩子的学业可不能耽误，受过师范教育的孙秀君十分坚持。
十里洋场的上海，给余光中的第一印象就是洋化。拜洋化之赐，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念英文了。半途插班的余光中，立刻被那些线条优美的英文字母吸引住；为了赶上进度，母亲还先教他写26个字母。好奇又好强的余光中，着了迷似的天天描个不停，这就是他的英文启蒙。
母子寄居在宋家，虽然受到妥适照顾，但终究是寄人篱下，非长久之计。孙秀君心中不免焦虑，军队已撤出上海、南京，政府部会及沿海一带的大学、中学都陆续迁往内陆，不知道这场战争会打到什么时候？她孤零零一人带着孩子，既已和族人分散，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和丈夫会合。
诗人于四川乐山大佛前。
日子在等待中总是特别漫长难熬。孙秀君四处打听消息，听说政府各部会又从武汉节节撤往四川，她根本不知道丈夫在何处？
终于，在1939年初，近农历年边时，她接到了余超英的来信，说他已到了重庆，要他们母子即刻动身前往会合，并叮嘱他们不要走陆路，因为非常危险而且艰苦，一定要走水路，绕道香港、越南，再经昆明、贵阳抵达重庆。
又要坐船了！这次坐的是大型海船，船速较快。余光中还记得，船抵香港时，正逢农历春节，母子俩在寒风中度过了一个凄凉的年。他哪里想得到，往后的岁月，香港这地方竟然和他有极深的缘分。
从上海到重庆，途经香港和越南，一路上海天茫茫。到了越南，再转搭滇越铁路的火车北上昆明。在《记忆像铁轨一样长》文中，余光中曾描述这一段旅程：“
也不知越过多少桥，穿过多少山洞，我靠在窗口，看了几百里的桃花映水，真把人看得眼红，眼花。”
逃难的岁月虽然不算很长，但是历经风尘、饱受惊吓，所以母子俩和余超英团聚，恍若隔世。一家三口终于能平安团聚，在战争中算是很幸运了。多少人在战争一开始就丧生，多少人经不起逃亡的折磨而病死他乡，而这场战争才开始呢！
重庆，战时大后方的首都，位于长江与嘉陵江之汇，两江合拱着重庆。在八年抗日战争中，重庆遭受经年累月的轰炸，在蒋梦麟所著的《西潮》中，曾有如此的记载：
日本飞机日以继夜地轰炸这个毫无抵抗力的山城，但是重庆却始终屹立无恙，成千上万的房屋被烧毁后又重建起来，但是生命的损失却不算不大。敌人企图以轰炸压迫战时政府迁出重庆，但是陪都却像金字塔一样雄据扬子江头，它曾经受过千百年的磨难考验，自然也能再经千百年的考验。
在重庆，余光中断断续续地上了一段学，因为日军经常来轰炸，父亲工作的单位又再次迁往山区。1939年夏天，11岁的他，总算正式进入四川江北悦来场的南京青年会中学，并且一待就是六年，直到日本投降为止。
南京青年会中学和北方及沿海各省许多学校一样，在炮火下不得不迁往内陆。譬如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在抗战初期先是迁往长沙，但是因为日军节节进逼，长沙岌岌可危，联合大学被迫再迁往昆明，这就是有名的西南联大。此外，中央大学从南京迁到重庆；浙江大学由杭州搬到贵州；中山大学从广州移往云南，到最后在内地重建的大学和独立学院大约有20所左右，还不包括中学在内。这些学校散布在后方各省，有的借用公家房屋，有的租用民宅，有的搭盖临时校舍，有的则借用庙宇祠堂。
余光中念的南京青年会中学是教会学校，借用民宅当校舍，而余超英的工作单位及家人的住所，就在十里外的朱氏祠堂里。余光中寄宿在校，每隔一两周回家一次。
抗战时期的流亡学校，校舍简陋，物资缺乏，还不时要逃空袭，但是一切困苦都不能阻挡学生的求学精神，像西南联大就培育出诸如杨振宁一样的优秀人才，而南京青年会中学也孕育出日后的文学大师。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一部分文学启蒙
在嘉陵江畔群山环绕的青年会中学，余光中那颗渴学的心，像干燥的海绵饱吸水分。在这段时期，他也遇到了几位重要的启蒙老师：一位是他的二舅孙有孚，一位是国文老师戴伯琼，一位是英文老师孙良骥。
孙有孚是一位远房舅舅，原先是小学校长，抗战时期也逃难到悦来场附近。不知他是怎么办到的，逃难竟然还能搬来大批藏书。余光中每次放假回家，总忍不住要往二舅那里跑。在他心目中，二舅家简直像座宝山，而且藏书丰富又有趣。他还记得有一本线装《聊斋》，里头还附有插图，引人入胜。此外，孙有孚还是一位很高明的导读，引导他进入古典文学的殿堂，《秋声赋》、《赤壁赋》、《桃花源记》、《醉翁亭记》等美文，都是二舅一边吸着水烟筒，一边摇头晃脑，逐字逐句教给这个小外甥的。沉浸在山灵水秀、古典浪漫的气氛中，二舅为他开启了一扇门，门外万紫千红，花团锦簇。这扇门一开，从此就没阖上。
其实，余超英古学亦厚，只是偏重说教，喜好载道的圣贤文章，每次面对儿子，就爱发表做人处事的道理，且选择《东莱博议》及《古文观止》内比较严肃的文章教给儿子阅读，未能满足一心向往美文的余光中。
山中岁月长，加上战争期间生活简约，根本也没有其他娱乐，除了读书，还是读书。就这样，在初中三年里，他已读完了《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聊斋志异》等书，这些旧小说里的奇妙世界，使他神往不已，而文白交融的旧小说语言，也深植他心底。
升上初三那年，余光中的国文老师换了位前清拔贡戴伯琼。戴老师国学造诣极高，小毛头的作文自然难入他的法眼。尤其是作文言文，最高只给60分，白话文给的分数较高，但也不过七八十分。班上同学为求高分，当然大写白话，不过好胜好学的余光中另有想法。他可不愿错过向国学大师讨教的良机，所以每次作文必写文言，然而屡战屡败，分数始终没有更上层楼，可是在这样的磨练中，不知不觉地磨出了文言的感觉。
至于英文，先前在上海的那段日子，已建立了良好基础，幸运的他又碰上一位非常优秀的英文老师。孙良骥出身金陵大学，英语漂亮，口齿清晰，教学态度认真，在文法上更下功夫，上课时经常鼓励学生朗读课文，并指导学生们英文写作。良师出高徒，余光中在孙老师的教导下，奠下了扎实的英文根基。高一那年，他参加校内语文竞赛，一举夺得英文作文第一名，中文作文第二名，英语演讲第三名。展露锋芒的余光中，很得孙老师器重，他常在班上赞美余光中。其实，良师对他的影响深远，后来高足教学的态度直追恩师，也是以认真出了名。
诗人访眉山苏轼故居。１９９６年１１月。
余光中高度的求知欲表现在学习态度上，除了老师教的以外，他还勤读课外读物，自己试着读些短篇小说或散文，常查字典，苦习文法。
他把查字典当作乐趣，当时班上有位同学名叫吴显恕，家境富裕，颇有藏书，有一次从家里带来一本沉甸甸的商务版《英汉大辞典》，炫耀的意味大于实用。余光中非常羡慕，经常借来翻阅。这本浩瀚的辞典，等于另一位博学的老师，静静地、无止境地教给他想知道的一切。因为辞典不是自己的，所以每次借来，都努力汲取博记，恨不能鲸吞所有的词汇。
有一次，他发现辞典中竟然有一个单词长达29个字母，就故意在同学面前露一手：“你们知道最长的一个单词是什么？”等几个傻小子硬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