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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排年轻而美丽的面孔。我们都担心他退休后，会适应不良。”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二部分假如我有九条命
相形之下，作为余光中的朋友，似乎远不如学生幸福。不过，他实在无可奈何。
余光中在《假如我有九条命》一文中写道：
一条命，用来做朋友。中国的旧男人做丈夫虽然只是兼职，但是做起朋友来却是专任……这种有友无妻的作风，新男人当然不取。不过新男人也不能遗世独立，不交朋友。要表现得够朋友，就得有闲有钱，才能近悦远来。我不算太穷，却穷于时间，在够朋友上面只敢维持低姿态，大半仅是应战。跟身边的朋友打完消耗战，再无余力和远方的朋友隔海越洲，维持庞大的通讯网了。
从这段文字，不难解读他的交友之道。
余光中常抱怨早年他父亲像孟尝君一般，经常招待乡亲朋友，把家开放成旅馆、餐厅。据幼珊回忆，爸爸不高兴时，根本就不出来见客，连招呼都不打。但是后来他组诗社，家里也经常高朋满座；教书后，又常请学生回家吃饭，偶尔也会留客住宿；在香港时期，家里更是“宾至如归”，他常苦笑说：“我家成了台湾会馆。”所以，余光中仍遗传他父亲的性格，只是父子俩的交友气味不同。
朋友四型
基本上，余光中喜欢有才气的朋友，他并不以学历取人，只要频道对了，他就欢颜相待。
早年他写过《朋友四型》，把朋友分成四大类：第一类是高级而有趣，第二类是高级而无趣，第三类是低级而有趣，第四类是低级而无趣。余光中说，高级而有趣的人，使人敬而不畏，亲而不狎，交接愈久，芬芳愈醇，苏东坡乃其代表。在余光中的朋友眼中，他自己就是这种类型。不过，如果碰到频道不对的人，余光中恐怕就变成第二种类型了。
余光中面容肃穆，不笑的时候，脸上的线条刚硬，颇有不怒而威的气势，可是当他一笑，所有的线条立刻化为温柔，使人如沐春风。谈到他感兴趣的话题时，更是妙语如珠，叫人恨不能用笔记下来。
当然，他是选择朋友的那种人，“反正又不求官，更不竞选，不必见不想见的人”。余光中认为，不顺眼的人就不必来往。
余光中这辈子交的朋友，不是文人就是学人。早在“蓝星诗社”时期，他就和年长的覃子豪、钟鼎文、夏济安、吴鲁芹等人交往。后来，夏菁、周梦蝶、向明、张健、罗门、蓉子、夐虹、叶珊、吴望尧、黄用、痖弦等诗人及更晚的王文兴、温健骝、罗青、陈芳明等人也都经常出入厦门街的余家。
痖弦回忆当年，“创世纪”那帮大兵从高雄来到台北，余光中“秀才遇到兵”，产生了美妙的结果。
“当年余光中家的玄关，访客的鞋子泊成威尼斯，其中就有好几双是我们这伙军中大兵的，”痖弦说，“余先生出身学院，但是他不会瞧不起我们草莽派，反而很虚心地说，他从我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和余光中在金陵大学及台大先后同过学的５０年老友蔡绍班也说：“光中结交的朋友都是爱好文学艺术的人。读台大时，他一有新作就骑上脚踏车来我家，与我共赏。”
向明、痖弦、管管、梅新、张拓芜这些军中作家，将他们的流离经验写成动人的作品，深深感动了余光中。他自己虽然也有逃难经验，但毕竟不能与他们这些失家、失亲的少年相提并论。所以他们是相互吸引、相互影响的。早年也有军中作家说余光中是“学院派”而加以贬抑，但那是现代主义的反智部分。余光中也曾因此孤立，但作品扎实，终获肯定。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二部分面冷心热
余光中面冷心热，对有才情的朋友及后辈，常常提携不遗余力。
痖弦就很感激余光中当年负责《文学杂志》及《文星》的诗页，经常采用他们的诗，使他们能在著名的刊物上发表新作，出名又得稿费。
“当时的军人很穷，在人前难免自卑。余先生不把我们当外人，我们受宠若惊。”痖弦回顾当年，“余先生第一次留美之前，还特地南下看我们，咪咪当时已怀着珊珊，夫妻俩都很爱朋友。”
痖弦还记得１９５９年，余光中学成返台，带回一台ＨiFi电唱机和许多唱片、画册，他还送了他一枝圆珠笔。当时，圆珠笔在台湾还很稀奇。
在痖弦眼中，余光中当时是“中产阶级”，家里还有自用三轮车，他们都很羡慕。那个年代，苹果是另一种高贵的东西。有一次在余家，主人拿了个苹果给痖弦，还附上一把水果刀，意思是要他自己削皮。痖弦没吃过苹果，笨拙地削了几下，余光中见状，轻松地说：“连皮吃也可以。”替尴尬的痖弦解了围。
常自称一辈子没跟人吵过架的余光中，可能忘了曾为朋友怒斥过别人。
痖弦记得有一次去香港中文大学看余光中，在学校福利社买东西。销售员的态度很差，对痖弦等人说了句令人难堪的话，余光中当场变脸怒斥那售货员。
王庆华也有一次相似的经验。某次余光中宴客，王应邀参加，座上客都是学人，其中一位教授，三番两次讥讽王庆华。余光中当场以严厉的口气对那位教授说：“你怎么知道他没有文学素养？他是杰出的摄影家，也是我的朋友。你再说这些无礼的话，就要请你离席了！”
余光中的朋友，以职业来归类，大概不外文人、艺术家、学者，不过若以年龄来分，涵盖面就广了。他年轻时就结交了许多前辈，年长后，又结交了许多后进。
他晚年频频得奖，有一次北上领奖，见其他得奖人都是晚辈，致词时说：“一个人年轻时得奖，应该跟老头子一同得，表示他已经成名；但年老时得奖，就应该跟小伙子一同得，表示他尚未落伍。”
沙田的孟尝府
在年轻的朋友中，当初有不少是因为仰慕他的诗文，而去访问他，研究他，评论他，如陈芳明、郑明、罗青、李瑞腾、黄维梁、黄国彬、梁锡华、张健、温任平等人，不一而足。其中黄维梁、黄国彬、梁锡华三位，在香港中文大学时，又成为余光中同事，虽然彼此年龄相差２０岁上下，却成为忘年之交。在余光中的书房里就有一张照片，背景是沙田的晚霞，那是在中文大学第六苑宿舍的阳台上和二黄、一梁的合照，余光中称之为“黄粱一梦”。
黄国彬在《明日隔山海，世事两茫茫》一文中曾说，“余家是沙田的孟尝府”，经常招待单身的同事在家吃饭，并且“成了海外华文作家的联络人”。人来人往，一年到头，余光中都忙个不停，“去启德机场接送朋友，到大学火车站载来访的青年，带客人去游览，下课上课之外，就是下山上山”。余光中在香港时期，根本就是他父亲余超英的翻版。旅港期间，除了“黄粱一梦”，交往较频的尚有陈之藩、宋淇、思果、高克毅、金耀基、刘述先、刘国松、戴天、胡金铨、钟玲、金兆、蒋芸、何锦玲、杨世彭等人。
黄维梁于１９７９年及１９９４年，先后编了两巨册的余光中作品评论集——《火浴的凤凰》及《璀璨的五彩笔》，内容丰富，取舍精当，称得上是先为余光中的作品立传，也是研究“余学”的必备之书。
文人相惜，喜欢互赠诗文。余光中的诗集里，有不少赠友的诗，这些诗不但代替了鱼雁，也是一份厚礼，常令远方友人感动不已。这一点，他说，像中国古代文人，而不像西方作家。
不过，余光中疏于写信，却是圈内有名的。从中年起，余光中就一直笼罩在信债的阴影里，书架上、抽屉里，一叠叠未复的信件，就像一群不散的阴魂，在他良心深处埋怨指摘。每年圣诞节前，他都对妻子说，今年我们一定要抢在所有朋友之前寄出贺卡，可是往往年都过了，贺卡依旧未寄。久不回信，屡不回信，友情自然停滞，并且招致误会。但是，如果每封信都回，时间根本不够，对他来说，确是烦恼。
“不过，只要我决心回信，一定是很长也很有感情。”难怪余光中不能常写信。到了传真和网络的时代，他更是招架不住了。
晚年，诗人远居西子湾，每日忙于公众事务，私人生活却趋于寂寞。家中再也不见高朋满座、茗茶论诗的盛况。昔日相知相惜的知交分散在天涯海角，只有在心底默默思念。
为了女婴灵秀可爱，幼稚可哂，我们笑。受了我们笑容的启示，笑声的鼓励，女婴也笑了。女婴一笑，我们以笑回答。女婴一哭，我们笑得更多。女婴刚会起立，我们用笑勉励。她又跌坐在地，我们用笑安抚。四个女婴马戏团一般相继翻筋斗来投我家，然后是带爬、带跌、带摇、带晃，扑进我们张迎的怀里——她们的童年是我们的“笑季”。
——《日不落家》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三部分诗人之家
余家男人少，女人多，表面上看是阴盛阳衰，其实仍是以男人为重的传统家庭。
余光中是独子，可是和父亲的关系始终是淡淡的。从小他就和母亲亲近，对父亲则敬而远之。毕竟，小时与他共患难的常是母亲。
“有时候，我真羡慕有些朋友和父亲的关系那么亲近而自然。”余光中说。
余超英是典型的中国男人，和儿子要维持上下有序的关系。他重视宗亲、乡亲、朋友，担任“侨委会”常务委员期间，经常奔波于机场、车站之间，送往迎来，几无暇日，甚至在退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