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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简单，隆重。虽然他们都不是正式的教徒，不过范我存倒是经常陪着同学去做礼拜，参加唱诗班。她向卫理公会的牧师提出请求，牧师答应为他们主持婚礼。
9月2日，一对新人在新生南路的卫理公会完成婚礼，并在中山堂摆了15桌喜宴，宾客包括梁实秋、夏济安、蓝星诗社的诗友及余光中的同学。
结婚之为女人一生的分界线，对于范我存来说，应该更是清晰。婚前的娇柔羞赧，在婚后不久就磨练成自信坚强。她住进厦门街一一三巷八号那栋占地一百多坪的日式房子，协助婆婆一同持家。身体素弱的她，在生下长女珊珊后，竟然渐渐强壮起来。从1958年到1965年，七年之间，她生下了五胎（其中惟一的男婴出生后三天不幸早夭），正如余光中早年形容的：
小袋鼠的妈妈，然后是两个三个，以至于一窝雌白鼠的妈妈……她已经向雷诺阿画中的女人看齐了。
（《四月，在古战场》）
范我存回忆当年，经常是门铃、电话铃齐响，她一手挟着孩子，一边先抢接电话，要对方等一下，再奔下玄关去开大门；要不就是在厨房，把孩子放在推车里，忙着做饭。婚后两年婆婆去世，她开始主掌家务，最重大的一件事就是伺候一家人吃饭。余家全盛时期，大小共有八口，食指浩繁，食量惊人，还得兼顾营养可口。这对范我存是一大考验，但渐渐她也从中学到了讲求实际，而婚前的浪漫幻想也得暂放一边。
不过丈夫的文学活动，她始终坚持参与。蓝星诗社的成员把余宅当作总部，众诗人经常进出。后来余光中在师大教书，交游更广，家里又经常有学生来往，再加上公公余超英好客成癖，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厦门街余宅，简直人文荟萃。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二部分为他腾出一片写作空间
其实，余光中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几乎都是女性。女性的温柔，母性的宠爱，影响他至巨。婚前他有母亲，婚后有妻子，然后是四个女儿，八条小辫飞舞。母亲去世后，岳母又搬来和他们同住。他身边的女人都爱他，宠他，敬他，让他，一切以他为中心。
外表娇柔的范我存，也许是深受母亲的影响，其实内心是极有主张的。她兼具传统与现代女性的优点和特质，虽然自己也很有才干，但是婚后完全奉献自我，不但是贤内助，更是贤外助。从内务大臣到外交部长，全由范我存一手担纲。
“她帮我摒挡出一片天地，让我在后方从容写作，我真的很感谢她。”余光中不止一次这样说。
“他忙起来，可以几天关在书房中，对你不理不睬，好像天塌下来都要由我自己去挡。当然刚开始我也不能适应，后来觉得他的创作的确很重要，我们都以他为荣，为他牺牲也就值得了。”范我存就这样从新婚的娇妻，一下子变成了四个女儿和一个丈夫的保姆，最后又成为他们的支柱。如果说，家是跟着女人走的，那么余家一直很幸运，从来不缺贤淑的女人。
从一朵瘦瘦的水仙到今日的雍容自信，范我存始终是余光中的最佳“牵手”。她并未因余光中的成名而丧失自我。她有高度的智慧，恰到好处地掌握了大局，不论余光中的文学天地或私人领域，她都能自信自在地参与。
1957年，重光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凡高传》，同时还出版了代替余光中毕业论文的《老人和大海》。海明威这本杰作后来也出现不同的译本，但是余光中是最早的一位译者。其实余光中非常擅于规划自己的译著，弹无虚发，既然认真做了，当然要令这些作品见到天日。《老人和大海》既充论文，后来又在《大华晚报》上连载，先赚一笔稿费，再交由出版社出书，可谓一鱼数吃。当时余光中已渐成名，出版社也乐于出他的书。
这时，台北的文学风气兴盛，除了现代诗社高唱横的移植，用散文写诗外；蓝星诗社也另立旗帜，主张抒情。另外，痖弦、张默、洛夫也在南部左营创办《创世纪》诗刊，成立“创世纪诗社”，三派形成鼎立；而以台大外文系为主流的另一派青年作家不久也兴起。
当时台大外文系副教授夏济安正主编《文学杂志》，其中新诗部分就委托余光中来集稿。同时蓝星诗社又决定要办一份季刊，由余光中、钟鼎文、覃子豪、夏菁各主编一期，可是不知何故，后来又变成覃子豪一人独编的局面，而且在封面上题上斗大的“覃子豪主编”几个字。覃子豪既然把兴趣转移到《蓝星诗选》季刊，就将《公论报》上的《蓝星》周刊交给余光中。这一年余光中编务繁忙，一直到第二年，也就是1958年秋天，赴美进修，才告一段落。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二部分牌桌上的《文学杂志》
关于《文学杂志》，白先勇在他的《蓦然回首》一文中这样写过：
有一天，在台南一家小书店里，我发觉了封面褪色，灰尘满布的《文学杂志》第一期、第二期，买回去一看，顿时如纶音贯耳，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实在是引导我对西洋文学热爱的桥梁。我作了一项我生命中异常重大的决定：重考大学，专攻文学……
这本文学期刊寿命不过四年，影响力却很深远，因为它在所谓“战斗文艺”的时代，真正孕育了不少重要作家。
吴鲁芹在他的《瞎三话四集》一书中提到：
谈《文学杂志》不谈麻将是无从谈起的，因为《文学杂志》产生在麻将桌上，如果有编辑政策，那也是决定在麻将桌上，到最后关门大吉也是在麻将桌上众谋签同，草草收殓的。从它的胚胎到呱呱落地，以及每月二十日亮相一次的辛苦过程中，伴奏的不是古典音乐，而是洗牌打牌的碎珠落玉盘的声响。
50年代最初几年，夏济安的生活习惯是每隔一星期的周末和刘守宜到崔书琴先生家中打桥牌，到寒舍打麻将，后来他打麻将的兴趣日益浓厚，几乎每星期六下午都来舍下作战了。
吴鲁芹提到的刘守宜是明华书局的老板。夏济安和吴鲁芹常一边打牌一边替刘老板出主意，希望他的书局格局能大一点。他们献了许多计，可是都是纸上谈兵，只有办杂志的事是愈谈愈认真。于是，在牌桌上边打边谈，至少谈了一年以上，终于在1955年下半年，谈出了一个结果，决定出版《文学杂志》，风格追随朱光潜编的《文学杂志》。
《文学杂志》创刊号诞生在1956年9月20日，从创刊号开始，其新诗部分就由余光中主编。刚退伍且新婚的余光中，对这项任务抱持严谨的态度，他可是惟一不打麻将的工作同仁。吴鲁芹这样记述当时的余光中：
从创刊号起，凡是新诗都是送请余光中过目，决定取舍。他那时还是青年，但是为人做事都十分老成持重，毫无某些青年作家的浮躁之气。《文学杂志》每期刊载新诗并不多，编排也十分老实，但是不止一次我见到光中在守宜的客厅中坐候，等人从印刷厂取回新出的一期样本，看了看他负责的新诗栏没什么毛病才放心。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寡言笑，认真，就连坐在那里也是坐得端端正正的人。
《文学杂志》出了几期后，就转移阵地到刘守宜家的防空洞上加盖的危楼。“编辑部”除了两张书桌外别无长物，不过空下的地方正好可以摆两桌麻将，牌桌上的战友，也就是杂志社的撰稿人或工作人员，办杂志打麻将似乎都是求快乐。杂志虽然在文学领域中攻城掠地，却在市场上打了败仗，这种浪漫的文人杂志，终究无法永续经营。《文学杂志》在麻将声中出了48期（1956～1960）后，终于停刊。
余光中也因1958年10月赴美进修，交出了编诗的工作。不过，1959年他回台后，又应邀主编《现代文学》和《文星》的诗稿。
以文会友
1981年，吴鲁芹去世，余光中在痛惜之余，写了《爱弹低调的高手》一文追念，对吴氏当年如何提携
后辈，如何大力支撑《文学杂志》，有一段叙述：
一般人提到台大外文系王文兴、白先勇、欧阳子那班作家辈出，都归因于夏济安的循循善诱……据我所知，如果夏济安是台前人物，吴鲁芹则是有力的幕后功臣。50年代吴氏在台北各大学兼课，但本职是在“美国新闻处”，职位尊于其他中国籍职员……如果不是吴鲁芹去说服“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加锡逐期支持《文学杂志》，该刊可能维持不了那么久，受该刊前驱影响的《现代文学》，也因吴氏赏识，援例得到“美新处”相当的扶掖。
其实，吴鲁芹对台湾文学的贡献还不止如此，余光中又说：
当时的“美新处”还出了一套台湾年轻一代作品的英译本，主其事的也是吴鲁芹，被他挑中的作家和画家，日后的表现大半不凡，也可见他的眼光之准。我英译的那本青涩而单薄的《中国新诗选》也忝在其列。书出之日，还有酒会庆祝，入选诗人包括纪弦、钟鼎文、覃子豪、周梦蝶、夏菁、罗门、蓉子、洛夫、郑愁予、杨牧、痖弦、方思。胡适更以中国新诗元老身份应邀致词……此事也由吴鲁芹促成，暗中把朋友推到亮处，正是他与宋淇共有的美德。
余光中和吴鲁芹结识，真的是典型的以文会友。年轻的余光中，外表虽老成，其实对八股文最讨厌。有一天在《新生报》副刊上读到吴鲁芹的《谈文人无行》，觉得笔锋凌厉，颇有钱鍾书的劲道。大喜之下，写了一篇文章响应，并且迫不及待地打听到作者的本名为吴鸿藻，在“美新处”工作，于是立刻去拜访他。这样主动结交颇不寻常，如果不是非常欣赏，余光中不会如此。
吴鲁芹认识了这位台大外文系的高材生，发现他不但会写诗，还会译诗，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