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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二部分受教名师门下
其实，为《舟子的悲歌》写第一篇书评的人是历史学家许倬云。他以“卓人”的笔名，写了《〈舟子的悲歌〉读后》，盛赞这本诗集“是台大的光荣”、“是一本兼融旧诗与西洋诗的新诗集”。当时许倬云和於梨华同班（比余光中低一班），也热中写诗，读了余光中的诗集，热情洋溢地为他写书评，并发表在《公论报》上。对于写作生涯中这第一篇书评，余光中一直感念不忘。
《舟子的悲歌》出版后，余光中分呈给每一位老师讨教。所有的老师都回信了，赵丽莲的信是用英文写的，黎烈文逐首批评，余光中得到热烈的鼓励。
在台大两年，余光中受教过的名师不少，其中有几位令他印象特别深刻。
曾约农、黎烈文、赵丽莲、吴炳钟都教过余光中。曾约农是曾国藩之后，教古典文学，余光中的毕业论文由他指导，他作风相当开明，准许余光中以译书《老人和大海》（即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代替毕业论文。
“赵丽莲教我们《圣经》，声音很悦耳。”余光中回忆当年，“才五十出头，健美的体态依然生动，令人不由得联想起‘教我如何不想她’的美丽传闻。”赵丽莲教余光中《西洋文学概论》，有一学期的课本是《圣经》，赵老师每每要学生轮流朗读，并随时纠正发音。“她的声音婉转而清畅，英语说得流利动听，对我们的听觉是一大安慰。”
另外一位生动的老师吴炳钟，当时是新进讲师，翩翩少年。不过论起学识与口才，都令一班学生心服口服。尤其是在赵丽莲面前，吴炳钟也敢调侃前辈，潇洒不羁，风格独特。吴炳钟当时教翻译，他也是当时台湾岛内口译的第一把交椅，经常担任蒋介石的翻译。他年纪也只比余光中大上六七岁，所以不像师生，倒像兄弟。吴炳钟收入颇丰，常领着学生玩，“他花样多，非常会玩”。当时吴炳钟在赵丽莲主编的《学生英语文摘》上主持一个翻译专栏。有一次举办了一场翻译比赛，余光中得到冠军。受到吴炳钟推荐，余光中也在《学生英语文摘》上负责一个英诗译注专栏，这是余光中一生翻译事业的开端。
1952年夏天，余光中台大毕业。那年正是大专生受军训的第一年，一般大专生都要集中在凤山受训一年，不过外文程度高的毕业生可以参加翻译官考试。余光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联勤陆海空军”编译人员训练班，受训半年，当上了少尉编译官。从此每日进出“总统府”，达三年之久。
服役的日子苦闷，余光中更需要呼吸新鲜的文学空气。当时正值现代诗大张旗鼓，以纪弦为首的现代诗社，口号很响，从者甚众，几乎有三分之二的诗人拥护追随。现代派的口号是“移植西洋的现代诗到中国的土壤上来”，也就是打倒抒情诗，以主知为创作的原则。这种“横的移植”理论，余光中很不以为然。一股反对的力量，开始酝酿。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二部分蓝星诗社诞生
1954年一个初春的晚上，在诗人夏菁的寓所有一次聚餐，参加的人包括覃子豪、钟鼎文、邓禹平、余光中。先前，覃子豪和钟鼎文就去厦门街看过余光中，透露另组诗社的意思。当晚的聚餐，当然不是单纯的吃饭。在餐桌上，众人商定，要成立一个不拘形式的诗社，也就是不选社长、不设组织章程、不宣扬任何主义，但是反对现代派“横的移植”的主张。
当时大家年轻气盛，干劲十足，还决定出版诗刊，编辑工作则由大家轮流负责，每人主编一期。从初春的那个晚上开始，几个人就一直苦思着诗社的名字。一直到夏季的某日，几个人像往常一样，聚在中山堂的露天茶座，一边喝茶，一边谈诗，并传阅彼此的作品。覃子豪忽然说：“就叫蓝星如何？”大家都觉得不错，也未加推敲，就一致通过了。
接下来是出版诗刊。当初在夏菁家决定的轮编制，显然经不起考验，于是又由覃子豪去张罗。不久传来好消息，《公论报》每周可提供半版篇幅，于是《蓝星》周刊正式诞生了。
蓝星诗社的成员个个不凡，《蓝星》周刊又密集出刊，有了舞台和战场，乃逐渐在诗坛起了影响。原来参加纪弦现代派的一些诗人纷纷“起义来归”，在《蓝星》周刊上投稿，更加深了纪弦和覃子豪之间的冷战。
覃子豪愈编愈起劲，也很出色。久而久之，就成了覃子豪一人主编，唱他的独角戏了。
1954年年底，余光中的第二本诗集《蓝色的羽毛》和夏菁的《静静的林间》，同时由蓝星诗社出版。余光中常怀念蓝星早期的岁月：当时诗人之间来往密切，每次聚会，大家都兴冲冲带着自己的新作，互相传阅。当时的作品虽然不免粗糙或稚嫩，但是生命饱满，元气淋漓，流露出可爱的本色，清新可喜，和稍后一段时期现代诗坛的矫揉造作，大不相同。
当初在夏菁家的餐桌上虽决定《蓝星》周刊采取轮编制，不过由于覃子豪独揽编务，大家也乐得轻松。可是余光中并没闲着，因为当时台大副教授夏济安主编《文学杂志》，自称对新诗不熟，就委托余光中负责其中诗稿的编辑。同时，余光中也开始动手翻译《凡高传》，一边译一边在《大华晚报》连载，前后译了11个月。这本译著，后来成为长销书，艺术系的师生几乎都列为必读之作，深受感动，例如林怀民，12岁就读了这本书；而最后陪三毛入土的三本书，其中一本就是《凡高传》。
《凡高传》影响了许多菁英，不过最初引导余光中去认识凡高的，却是他的妻子范我存。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二部分咪咪的成长
咪咪，宓宓，这些名字经常出现在余光中的诗文中，原是同一个人，她本名范我存。余光中同辈的朋友都称呼她咪咪，就连他的学生钟玲（现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到后来也这样称她。
范我存本是余光中的一位远房表妹，不过在抗战后表兄从四川回到南京之前，他们就像两条平行线，各自成长。
中国的古老大家庭，关系错综复杂。三代同堂的大户人家，人口众多，近房、远房，所有的亲戚加起来，恐怕自家人也弄不清楚。余光中的母亲和范我存的母亲是堂姐妹，因此两小也就是远房的表亲。
抗战胜利，17岁的余光中跟随父母回南京，在范我存的一位姨妈家中两人初次巧遇。范我存回忆余光中“理个平头，穿一件麻布制服，看起来有点严肃，又有点害羞”。在此之前，范我存就常听姨妈提起这位表兄，夸赞他书读得好，中英文俱佳，又有绘画天分。范我存不免多瞄了他几眼，不过两人都很害羞，所以也没说上几句话，只记得余光中邀她去他们家玩。
一个17岁，一个14岁，都还是少年，谈不上什么一见钟情，不过彼此都留下了好印象。表兄对这位初识的表妹显然很有感觉，因为不久范我存就收到他寄来的一份同仁刊物，里面有余光中翻译拜伦的作品。可笑的是，信封上写的收信人名字竟然是“范咪咪”。小书呆子不知道咪咪只是小名，甚至没去打听她的真名。范我存收到刊物，觉得有些突兀，也不很懂英诗，不过仍然眩惑于余光中的文采。
范我存此时就读于南京的明德女中，母亲孙静华在上海中国蚕丝公司工作，因为经常要去无锡，无暇照顾女儿，所以把她安顿在南京，平日住校，假日住姨妈家中。
孙静华是新女性的前辈，16岁就读蚕商学校，19岁起留日三年，返国后就和三个女同学合买土地盖厂房，投入蚕丝置种的事业。江南是丝业的大本营，杭州更是蚕丝工业中心，几个年轻女性打算放手大闯一番事业。受过化学工程教育的孙静华，满脑子现代观念，她们将蚕茧放置在冷藏库，以便随时供应给农民。为了促销，她们还雇用了一批年轻女学生，到乡下去巡回推广，并且设立收购站，方便农民购买蚕丝。
范我存的父亲范肖岩是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早年留法，当然受西方影响，比较尊重女权。但是后来看妻子经常把女儿丢下不管，去忙自己的事业，遂严重警告，孙静华才暂时放下事业，回家去带孩子。
抗日战争爆发，范肖岩带着妻女逃往内陆，原拟去贵州，但是当地友人警告说：“这里瘴气很重，物质条件又差，不利健康，最好别来！”
当时范肖岩已染肺病，健康不佳，听朋友这样说，就改变主意，到四川去。不过一路上舟车劳顿，无法静养，所以到达乐山时，身体已相当虚弱，只好暂停下来，没想到这一停就永远爬不起来了。
这一年是1939年，范我存才9岁。父亲去世，烽火连天，在漂泊不定的逃难行程中，前途茫茫，幸好外婆和舅舅早已抵达乐山，范我存母女就去投靠他们了。
经过逃难的折腾，加上丧父的哀痛，范我存身体也差，从小就老是生病咳嗽，脸色苍白。后来搬到外婆住的大杂院中，和许多小朋友天天到田野玩耍奔跑，身体反而强壮了些。
丈夫去世了，孙静华理所当然要重新出去工作。这时杭州的蚕商学校也已迁去乐山，孙静华就把女儿交给外婆照顾，自己一个人到城里去工作，之后才把女儿接到城里上学。
孙静华是个超理性的女人，思想很前卫，早在那个时代，她就坚决反对女人一天到晚做饭、做女红，认为全是浪费生命。她总是教导范我存要看社论或思想性的文章，不喜欢她接触纯文艺。
当时她们的住所经常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