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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除夕。
今年的除夕越加特别了，我仍在一天二十四小时地补液，虽然过了“上甘岭”时期，医生总算允许我少许地喝一点白开水、喝一点米汤了。但一年一次的“年夜饭”总得吃啊，姐姐和姐夫决定把母亲接来医院。姐姐和姐夫都是“新疆知青”，他们退休办回上海，使我和母亲多年冷清的“年夜饭”才有了新的气氛。而我得病，也很是时候，有姐姐、姐夫帮忙，我得到了从未享受过的照顾，尤其手术后的一周，我像个婴儿，需要别人喂水喂饭、洗脸洗脚，有好几次，我在半夜的昏睡中，感觉到姐姐在用温润的棉球，一遍遍地沾湿我干裂的嘴唇，我下意识地伸出舌头，贪婪地吸吮着那清清的水星，我干涩的眼眶湿了。我们姐妹聚少离多，姐姐1964年去新疆，我1968年去黑龙江，见一面就是十年八年的，但每次见到姐姐，我总要找点事情依赖一下姐姐，或让她改件衣服、或请她织双毛袜，我知道，衣服、袜子都大可不必麻烦姐姐的，我只是需要找回做妹妹的、总算有依赖的感觉。独当一面的生活，似乎顶天立地的，但内心常有虚弱、疲惫的时候，渴望能倚傍亲人，渴望做女儿、做妹妹。但父亲早逝，母亲年老多病，哥哥姐姐都远在外地，想倚傍也够不着。倒是这次狠狠地生一场大病，哥哥、嫂嫂，姐姐、姐夫都围着我转了，母亲说，她都忌妒了。我理解母亲的话。手足之情确实给了我极大的满足，躺在病床上被姐姐、嫂嫂悉心照料着，我大大地做了一回妹妹啊。这真是生病的一大收获。
病房里的年夜饭，只能因陋就简，在医院食堂预订几份炒菜，朋友也送来饭店配售的冷盆，拼拼凑凑也有一小桌。但病房里没有可以团团围坐的餐桌，只能从配餐室借来送饭的活动小推车当台面。开饭前，儿子先把我的病房装饰一番，把一只超级的中国结悬挂在窗框正中，据说，这是豫园商场里最大号的中国结，然后，又把一串红灯笼，密密地套在输液的铁架上，我的床头与床架，也嘟嘟噜噜地吊满大红大绿的吉祥物，我尤其喜欢一个筛粮的簸箕和一扎金黄的玉米，五谷丰登，朴素、喜庆，带来了土地和乡村的丰收气息。儿子这一通忙上忙下的，使小病房顿时春暖花开、喜气洋洋。姐姐夸奖道：“你儿子不愧是学艺术设计的，今年的年夜饭，看来，我们主要吃气氛了。”过了那么多年，说真的，在病房守岁的这个除夕，确实最有气氛，母亲、儿子、姐姐、姐夫、外甥女紧密地围在病床边有说有笑，我虽然不能吃不能喝，但我“吃”到的气氛，使我快乐无比。我知道，这样的气氛、这样的快乐，是我生命的源泉，病魔虽来势汹汹，我能抵御，我不会屈服。
没有不散的宴席。姐姐送母亲回浦东，儿子要赶去奶奶家拿压岁钱。病房里只剩下我了。我已经完全习惯了最后“只剩下我”的局面，这仿佛就是我的生活。
窗外的鞭炮声已此起彼落，新的一年将临。而新的一年对我意味着什么？我有预感：新的一年，为争取一个新的生命，我的生活也会是全新的。
２００２年２月１８日
开一刀，生个自己原卦与变卦
初五，关门的鞭炮声响过，新年的热闹才恋恋不舍地收场。
我在医院也不乏热闹，来看望的朋友络绎不绝，花束、花篮、花盆，从病房一直摆到走廊，给过年时相对冷清的干部病房也添些热闹。但据说，其他病房的老干部们都在背后猜测了：这个住单间的“女病人”大概是北京哪个首长家的，怎么送花的那么多。终于有一天，他们好奇地派了一位老同志来我病房打探，确定我在上海作家协会工作，这才破了“谜”。
来看望的朋友多，都说是我人缘好，但我心里明白，是我病得不轻的消息，对朋友们有些震动，因为我给大家的印象是鲜龙活跳的，永远风风火火、匆匆忙忙。来住院那天，下午作协有个作品讨论会，我到会小坐，一些朋友还半开玩笑地劝告我：“说开刀就开刀？瞧瞧，我们在座的，数你脸色好，星儿，可千万别白白地挨一刀啊！”
我相信我的“脸色好”，是一种内在的力量，是生命力的表现，而我这次得病，实在是用力太过，生命被透支了，身体不得不抗议，不病不行了。只是，一病就是“ＣＡ”，尽管后面还拖个问号，毕竟有点吓人。
过完新年的长假，化验报告就会破译“ＣＡ”后面的问号。虽然在过年过节，我心里却天天在默默打击自己：“肯定是‘ＣＡ’！肯定！”要让神经坚强起来，就得在这样的“肯定”中磨砺。但夜深人静时，我心里还是忍不住地有希望闪过：但愿化验报告会揭示一个让人宽慰的“谜”底。
初六，芮医生第一天来上班，我就催姐姐、催儿子去芮医生那里打听化验结果。姐姐和儿子的回答一致：“还是胃镜报告的结论，重度不典型增生。”这回答，无疑是宽慰的，但我不相信，姐姐和儿子的眼神并没有宽慰的表情，他们骗不了我。可我得装出宽慰的样子，并天天向值班医生讨教有关“不典型增生”需要不需要化疗的问题。从值班医生的口气里，我确定了化验报告的结论，要比“不典型增生”严重。
病情一旦被确定，有那么一些时候，我豁出去，全身心地面对这个“癌”字、感受这个“癌”字。不知为什么，干脆迎上去，目不转睛、聚精会神地盯住这个让所有人都畏惧的字眼，我反而觉得，它不那么可怕了。首先，这个字的出现，是抽象的，我的身体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过去，胃长期隐痛，现在手术了，胃基本切除，手术做得利利索索，我相信那位外科主任对这次手术的评价：“上海滩上找不到这么干净的手术！”既然生理上不感觉“癌”字，我的心理也应该采取“不感觉、不承认”的态度。其次，我反复劝告自己：确诊是“癌”了，怕也怕不掉，如果不怕呢，也许还有掉的可能。再则，我还是确信自己一向“鲜龙活跳”的生命力，是一眼不会轻易枯竭的井，至少在目前。手术以后，仔细体会自己，我感觉我的“井”仍在努力地往上冒水，只要“努力”，只要“往上”，这无形的“水”，就能滋润生命、活跃生命。虽然，所有体检项目，没有测试生命力的，没有数据、没有指标予以证明，但这是一种比中医号脉更深入的自我感觉。
就这样，一、二、三地想过来，我安抚了自己，好像真的不那么害怕了。
化验报告出来后的不几天，哥哥从北京赶来，大冬天的，进病房时他一头大汗，愁容满面。坐定，哥哥说，他受作家协会党组的委托要和我好好谈谈。我知道，他要向我宣布病情，因为，谁也不肯来做这件残酷的事。原来，医院早把我的化验报告传真到北京，哥哥拿着我的化验报告，也咨询了北京的有关专家。接下来，大家商量的结果是：不瞒我，希望我不要悲观，积极治疗。
不知为什么，和哥哥交谈病情时，我觉得好像在说别人的事。哥哥口气严肃：“星儿，你是不是在装？你有什么想法，一定要说出来，大家可以帮你的。”
“我没有装。”我声明。真的，我没必要装。我心里只是感到麻烦，让那么多人为我操心，我自己也得认真对待，大家谈“癌”色变，毕竟太陌生、太不可知了。命运似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一个很大的悬念。
我实在不是一个好事的人，可以说，我是平庸的，没多大才能，也没有过多高的理想和期望，包括对生活，曾经的想法也普普通通：嫁一个心疼自己的男人，有一个和和睦睦的家。仅此而已。至于当作家，至于离婚，至于得癌，都是计划外的、超标的、出乎意料的。我只能这样理解：我原先不过是一块平常的榆木疙瘩，命运却偏要一刀一刀地雕琢我，让我成器。这左一刀、右一刀的，确实削去了许多没用的东西，我愿意把它想成是神工鬼斧，使我渐渐地显现出特点。只是，这一刀刀的“砍”来，有时，真是痛彻心肺。而眼下的这一刀，似乎下手更狠了。
哥哥在说完病情之后，便进一步地安慰我，他说，来上海的前一天，他独自在家，净身、净手地根据易经的方法为我算了一卦：原卦是：水在地上流；变卦是：水在山前流。水到山前，自然是遇障碍流不过去了。但哥哥的解释是：水有柔性，会绕山而行，终归大海。哥哥虔诚卜卦，确是我目前境况的写照，不能不信。我的直觉也告诉我，我生命的水，尽管遇山挡道，但能绕道远行。
下午，哥哥又带来一位中医，名为游默。游医生进病房在我床前一坐，脱口而出：“陆星儿，我看你不像他们说得那么严重么。”他又摊开我的手，举到阳光下，自言自语地喃喃道：“你生命力很强，生命线很长，没问题！”
自我感觉的生命力得到一次肯定，我喜出望外，当然，是暗暗的。虽然，我不知道手相一说是否有科学根据。可人到危难时刻，对任何有利的话，都会抓住不放的。何况，还有哥哥的一番卦辞呢。
化伤痛为哲学屋檐下的鸡蛋
２００２年２月２５日
连做两夜美梦，美得都不愿醒过来了。而突然醒来的一刹那，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猛地睁大眼睛，看见白色的窗帘被晨风轻轻撩起，我才回过神，明白自己在医院、在病房。可梦里的小茅屋又是什么地方？
梦里的小茅屋可爱至极，屋顶铺着松脆的麦秸，金黄色的，墙是用土坯垒的，晒干的泥巴裂开细密的缝隙，是不规则的，图案似的。屋前有个小院，满地都晾着硕大的玉米棒，晶莹的颗粒，像珍珠，在阳光下闪闪烁烁，不时地有麻雀飞来，三三两两，在一个个玉米棒上雀跃。我好像是小屋的女主人，挎一只小篮，爬在小屋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