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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神秘的电话线无声无息地带走了。回到那间单人病房，我倒头躺下，开始平静地琢磨这个写出来好像特别难看的字眼：“癌”。过去，无论在报上、书上、杂志上看到这个字，我都一扫而过，熟视无睹，不会停留，更不会在意。总觉得这可怕的字与我无关。而这次意外的手术，提醒我问题确实严重。那天，在小鹰家过夜，我们俩已经把那张胃镜报告逐字逐句研究过了，我的溃疡“是重度”，“是不典型增生”，不典型增生属于癌前变。毕竟还没有变成癌。这是关键。我安慰自己。进病房前，负责我手术的一位年轻的外科医学博士也明确地对我说：“陆老师，没问题，你是良性的。”凡是对我有利的话，连标点符号，我都会牢牢记住。还有，安忆的话也许在理：医生一般要把病情往严重里写。我仍然不想把“癌”字与自己联系起来。
可是，说“不想”，说“平静”，只是相对而言，病历上那“ＣＡ”的字母，虽然只是初步诊断，虽然还跟着问号，但即使是初步、是疑问，毕竟与“ＣＡ”挂上钩了。“ＣＡ”是那样触目，像两块烧红的烙印刻在我心上，我知道，这深刻的灼伤再也抹不去了，从此，我将时时深受“ＣＡ”的威胁，使原以为还有很长的一段生命之路，急遽浓缩，似乎再往前一步就可能走到头了。这“一步”究竟有多远呢？
想到生命可能只剩下最后“一步”，我心里便紧接着一个闪念：衣橱里我还有不少新衣服一次都没穿过，辛辛苦苦挣的稿费，也没来得及好好花呢！我隐约记得，有一首歌这样唱道：“什么是生活啊，活着的时候像疯子一样把日子蹉跎，死到临头才发现什么都没享受过。”流行歌，唱的就是大白话。当然，我不以为自己让光阴白白流过，也不认为我的处境严重得“死到临头”，即使真有这样的可能性，我的“一闪念”，也只是为突然的紧迫而流露出一些遗憾罢了。
“ＣＡ”的出现，确使生命这部多幕戏，被强制地压缩、删节，一下子越过高潮要提前收场。尽管，前面的五十年，似乎什么都经历了，可我一直把“生命的高潮”视为一幕还未上演的重头戏，想象中，似乎应该还有更为精彩的情节。怎么会这样匆匆谢幕？！而病历上打着问号的“ＣＡ”，对于我，是宣判还是宣战？是生命的尾声还是生命的“高潮”？
一个个疑问蜂拥而来，我一下子招架不了，脑子有点木然，眼前也是茫茫一片，在我生活的“舞台”上，所有的布景仿佛都撤退了，只留有白皑皑的帷幕，还有一张白净净的病床。
等了五十多年的精彩的“高潮”，等来的难道就是两个普通的字母：“ＣＡ”吗？！
２００２年２月５日
开一刀，生个自己开一刀，生个自己
开刀的日子定在２月５日。
４日傍晚，护士送来一小片安定，这是常规。
我犹豫了，我能不能不吃药也可坦然地、放心地睡个好觉？长这么大，口口声声磨难不少，而多年从事写作，在别人看来那又是费心伤神的活儿，但惭愧得很，我还真没吃过一片安眠药。也许，我这个属牛的，神经也似牛筋。也许，我的写作，确如安忆所说，用力欠用心。作为一个普通女人，比较“坚强”、比较“正常”，都应该算是优点，否则，如何肩起生活这副担子。可是，要论作家的气质，“坚强”和“正常”，显然不是排第一位的东西。在我身上，这两种角色，常常是对立的，或者说，这两种角色，常常把我东拉西扯。我知道，不论哪种角色，我扮演得都很吃力，准确的说，不是“用力欠用心”，还是不够聪明，力和心常常用不到点子上。不过，有一点是问心无愧的：我竭尽全力了，直到做趴下为止。
明天要去手术，又要在肚子上拉开第二道伤痕。第一刀是剖腹产，但产前根本没准备挨一刀的，只是，过预产期十一天了，我仍然不见宫缩，从上海来北京帮我做月子的母亲，坐清早的头班车从哥哥家赶到我这里，敲开门，就拖我上医院，母亲说，她做了一夜噩梦，梦到孩子不行了。到医院一检查，果然听不清胎音了，医生当机立断：“马上剖腹！”情况紧急得不容我考虑。第一刀，也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迫接受。我记得，在被推进手术室的路上，我拉着母亲的手哭了，我有点害怕。但那时的害怕，毕竟怀有迎接新生命的希望和喜悦，淌下的泪，有着分量，有着牵挂。第一刀在肚脐眼下，缝了八针。当我第一次看到那条蚯蚓似的刀疤时，我一阵痛惜——完整的身体是艺术品却从此破损，将永远留有无法弥补的刀痕了。当然，生出儿子的快乐，很快便淹没了瞬间的“痛惜”。做了母亲，为儿子付代价，好像怎么都不为过、都愿意。
而这一次的腹部手术，是从肚脐眼往上，一直到胸口……而这一次手术，年迈的母亲不能来医院送我进手术室，手术的前夜，是儿子睡在病房里陪我。有儿子在身边，我想，我可以不吃安眠药。二十年后的又一次手术，儿子代替母亲相依相伴了，就为完成这生生不息的生命过程，我们不辞辛苦、不知劳累，直到把自己用垮为止。这样不懂得爱惜自己，大病一场，就是代价，躲不过的。晚病不如早病。我知道，有朋友在背底里为我叹息：“星儿刚过五十啊，就得这个病！”我的心情倒有点相反，正因为刚过五十，年富力强，还有相当的智力和精力来经受、经历一次生命的考验。我想，既然第一刀的剖腹是为儿子、为诞生一个新生命，那么，这第二刀的又一次剖腹，应该是为自己的，为诞生一个新的自己。
想到把明天的手术比喻成又一次剖腹产，为“生一个自己”，我的心仿佛渐渐安定了。临睡前，儿子却有点担心：“妈妈，不吃安眠药你睡得着吗？”我放松口气回答：“生你，开过一刀，我不怕了，这一刀，我会生出一个自己。”儿子很灵性：“妈妈，你早就应该多爱一点自己。”
是啊，很多“应该”的事，我们都懂得太晚了，这使一些悲剧的发生在所难免。好在，我们终会懂得。尽管，为“懂得”一点很普通的道理，却要让生命去接受如此严峻的挑战。
天一亮，姐姐、嫂嫂和安忆夫妇等朋友赶到病房。见医生拿着一根长长的胃管走到病床前，我立刻闭上眼睛。随着小指头般粗细的管子渐渐伸入喉咙，我感觉到一汪热热的眼泪哗哗地涌出，但不是害怕。淌尽了眼泪，我好像已经上了麻药，完全平静了，被推出病房时，儿子亲我一下，我也毫不伤感。
不一会儿，手术室的大门，便把亲人和朋友都挡在外面。我一个人静静地躺在无影灯下。手术室无声无息的，很冷很冷，我仿佛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不是天堂，不是地狱。
不一会儿，有几个护士进来了，我听到她们间短的对话：
“今天第一个手术什么病？”
“胃癌。”
一个确定的回答。“ＣＡ”后面显然去掉了那个问号。
我木然，好像说的不是我。而到了这种时候，就算听到再严重的话，我还是木然。
不一会儿，麻醉师走过来，俯在我耳边：“你是陆星儿，昨天，你签过字了。我们马上开始。”
我这时才睁开眼，看到了嵌在白口罩和白帽子中间一双特别黑的大眼睛。这会不会是我一生看到的最后的东西？时间不容我多想，一个大面罩已扣到我嘴上，片刻之间，我将昏睡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了，就像灵魂出窍，离开人世。我只能束手把过去那个自己完全地交出去了，但我能否等到一个崭新的自己？
２００２年２月１１日
开一刀，生个自己病房里的年夜饭
眼看快过年了，我嘴里还插着那根卡着喉咙的胃管，那滋味，不说像上刑，但手术所有的痛苦加起来都莫过于这根胃管无穷无尽的刺激，呼吸、咽唾沫、说话，无时无刻不感到一种难言的障碍。上帝对人体的创造是最完美不过的，少一样或多一点都是麻烦。我身上少了胃，却还要多根管子，这一少一多，便添了双倍的麻烦。而芮医生答应，过年前一定拔掉管子，所以，我对过年的盼望，只盼着能快点解除“枷锁”。
手术后的第四天、第五天，我已被胃管折磨得心烦意乱，几乎快熬不下去了。一直盼到大年夜，早上，芮医生一上班就来我病房，笑嘻嘻的。芮医生的笑容果然解救了我，一眨眼，我像吐出一根粗大的鱼刺，浑身舒服，再透彻地猛吸一口气，刹那间，人像飞了起来。我好像从未体会过这种腾云驾雾的“舒服”。其实，拔掉管子，只是回复一种常态，这使我有所觉悟：原来，一个人能保持常状，就是莫大的幸福啊。
而“常态”像一棵树，树欲静则风不止。我们往往经不住“风”的煽动，喜欢迎风摇摆、凭风起舞，更年轻时，甚至喜欢“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哪里会懂得“树静”这种常态的可贵。自从走出婚姻的“常态”，我感受过感情失衡的痛苦和沮丧，尤其逢年过节，看人家老老小小、团团圆圆，自己却孤孤单单、落落寡合，连最起码、最平常的生活，对我都是可望不可及的。因此，对“常态”的渴望，是这些年内心的一大课题，特别是一年忙到头，到了除夕日，眼看新年伊始、春风又度，而内心的“课题”仍是白卷一张，深感岁月蹉跎，心绪会惆怅万端，惆怅过后，便是更深的无奈：因为无能为力；因为生活不是童话；因为这就是命运。
又到除夕。
今年的除夕越加特别了，我仍在一天二十四小时地补液，虽然过了“上甘岭”时期，医生总算允许我少许地喝一点白开水、喝一点米汤了。但一年一次的“年夜饭”总得吃啊，姐姐和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