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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医生，盛医生做到了“帮助本能”这一点，她很尊重病人的自我意识，这是不少医生没做到或做不到的。我不得不再一次为自己有缘结识盛医生而感到庆幸了。
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我一到杭州“创作之家”，盛医生居然也在，她带着亲戚和朋友爬了泰山又绕道来杭州一游，偏偏也来“创作之家”借宿。我心里不住地感慨：世界究竟是大还是小？！
根据第二天的活动安排，我要去参观胡雪岩故居和胡庆余堂，另外，还有个中医博物馆要看。盛医生一听说我有参观胡庆余堂中医博物馆的活动内容，马上改变她的计划：“胡庆余堂是晚清时期保存完整而少见的工商业性古建筑，我也想去看看，正好，一起去吧！”有盛医生加盟，我当然求之不得。
这一天的内容很丰富，中午，胡庆余堂的李总还请我们吃了一顿完全用药膳做的饭菜，味道和营养都别具一格，充分体现了“药食同源”的文化传统。饭桌上，盛医生几次三番地表达感想：
“今天的参观我很受震动，我们国家的中医真是个深厚的宝库啊，光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１８９２种药，可见，中医在萎缩，可惜，中医的传统发扬不够啊！”
我颇有同感。手术之后我为躲避化疗，到处向中医发问：“难道中医对治疗癌症真的无能为力？”此时此刻，能听到一位从事了一辈子西医的专家对中医有如此恳切的赞赏和感慨，我心里暗暗地宽慰，好像盛医生对中医的肯定，是在间接地肯定我中止化疗、寻求中医治疗的决定。当然，盛医生对我的肯定，还有其他方面，譬如，她认为我坚强，心态好，她还建议我恢复体力后每天坚持弹钢琴，她自己快六十岁了还在学钢琴呢：“弹琴真愉快，调节心情，调节生活，对身体、对精神都有好处。”盛医生说起弹琴喜滋滋的。很惭愧，我几年前就抬回家的一架钢琴，几乎成了摆设。现在，有盛医生为榜样，我得下决心在养病期间学会弹钢琴，让生活增添新内容。
这一天的参观、交谈，很舒心、很满足。回到“创作之家”，沏杯茶、洗个澡，刚坐下休息，又有敲门声响起。也许是盛医生。我想。我们都余兴未消。但拉开门，站在门外的竟是上海的一位好朋友，他说来杭州开会，晚上是娱乐活动，他就抽空过来一趟，“也想沾点灵隐寺的灵气。”
今天怎么啦？接连地有奇遇、有惊喜。而浪漫的奇遇、巧合、邂逅，都是生活赐予的礼物，不可多得啊。
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２日
收获的喜悦退一步海阔天空
昨天上午乘火车回上海，在软座车厢，倚窗而坐，两小时的路途，我的眼光几乎没离开窗外一晃而过的景。
盛夏季节，野外的一切，树木、庄稼郁郁葱葱、蓬蓬勃勃。而大自然繁盛的气息，仿佛也注入我体内，使我的精气神显然地健旺起来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对自然的顺应，应该是一种最健康的姿态。我出院是春天，康复在夏天，随着四季的轮回，我曾被“冻伤”的生命在复苏、在生长。虽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我还不能掉以轻心，还得保持极大的信心和耐心，不急不躁地把握住生命的每一天。如果没有信心和耐心，什么都不会有啊。
这半年，我依靠信心对抗疾病，依靠耐心完成了长篇的第一稿修改。半年的成果，对我真是莫大的安慰。但此时此刻，坐在返回上海的火车上，心里的这份“安慰”像一艘起锚了要离开港口的船不由地摇晃了，把“安慰”两字“晃”成两半，一方面确有自慰，而另一方面却是不安。
所以自慰，是因为长篇修改稿的完成，而所以不安，也是因为长篇的缘故。我在杭州的这些天，从天津赶来上海的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正在审读我的长篇，并约定，明天在作家协会见面，如一切顺利，就要签订一份出版合同。所谓“一切顺利”，最先决的一条，就是对小说的肯定。
我改不了急性子。昨天一到家，便迫不及待地往百花编辑康伟杰住的宾馆打电话，只想马上听到她们对稿子的评价。但康伟杰说，她看得比较仔细，还有最后一章没读完。下午的等待，我难以平静，心里总有微微的波澜。吃了晚饭，我又忍不住给百花的老编辑顾老师打电话，想探听一下口气。我好像突然对自己一年多呕心沥血、“吭哧吭哧”又写又改才完成的东西丧失了自爱和自信。在电话里，顾老师语气闪烁，有点吞吞吐吐，尽管，她对作品有好评：“很不错，比较深刻的。”但放下电话，那闪烁的语气却引起了我的闪念：“明天签合同，出版社会不会改变以前谈定的条件？！”生活的经验一再证明，关键时刻或在关键的问题上，我的“敏感”和“直觉”，就像一种隐在心底的指南针，只要出现摆动，它的指示一定准确，从不欺骗我。所以，我对自己的直觉坚信不疑。
怀着忐忑的心情，冒着３８度的酷热，匆匆地赶到作家协会，先碰到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位编辑，她来上海组稿，听说我刚写好一部长篇，无论如何要谈一谈。我和这位编辑认识多年了，我如实告诉她：“作家出版社的编辑前不久也来过上海索稿，但百花更早一步和我初步定了意向，条件是长篇开印两万册，同时再出版一本我的小说集。”
“这些条件我们都可以做到。”江苏的编辑说。
“还是排队吧，按次序先来后到比较妥当。和‘百花’的签约如有意外，我们再谈。”我婉言道。
“我今天就等在作家协会了。”江苏的编辑很执着。
我心里很过意不去，当编辑也不易啊。
中午，在作协附近的咸亨酒店刚坐定，我就看出康伟杰面有难色。我的心立刻往下沉了沉：我的敏感真是百发百中。果然，康伟杰开口便说：“现在图书市场不好，我们社长的意思，开印两万册，这数字太冒险，能否减掉五千？”
我当然不想减。我反复强调，不在于多五千、少五千，而是为人处事的信誉：“作家出版社的编辑隔三差五打来长途要稿，我始终不松口，因为，我不愿意见利思迁，这是我做人的原则。我希望，我们合作得成功、愉快，不仅仅是发行的多少，更主要的是相互的信任和尊重。”
我的振振有词，说动了两位编辑。康伟杰走出饭店，给他们社长打了电话，但回到座位，她神情沮丧：“我们社长坚持一万五。”
顾老师是老同志，更了解社长：“我们这位社长是‘铁算盘’，谁也算不过他。他不算不行啊，前几年，‘百花’经营得不怎么好，我们社长新官上任，各方面都抓得很紧，希望你理解。”
但作者的苦衷谁来理解呢？！我不快地想，既然“百花”他们先毁约，我可以心安理得地把稿子抽回来给其他出版社。我这才告诉“百花”两位编辑：“江苏出版社的编辑正等在作家协会呢，我可以马上把稿子给她。”
康伟杰很遗憾地说：“这么热的天，我连续看了三天稿。为了来上海，我还特意把头发染了……”
顾老师又恳切地加一句：“陆星儿，我虽然退休了，但是，帮‘百花’约到你这部长篇，我们来来回回见了好几次，这些工作都要白费了？！”
两位编辑的话，使我犹豫不决。我心里像堵了什么，面对一桌子的菜，毫无食欲。但我还稳了稳情绪，让自己冷静下来，又暗暗地劝导自己：不就是五千册书么？如果抽回书稿，不仅让这些辛苦奔走的编辑们徒劳一场，其实，也会给我自己招来一堆新的麻烦，起码，还要等待别的出版社重新一审、二审地看稿。编辑来组稿时，一般都会把好话说尽，而一旦书稿到手，谁能预料会不会也有节外生枝的问题出现呢？这样的教训还少吗？对我来说，当务之急身体是第一位的，天气又这么热，犯不着让自己再着急上火、平添烦恼。现在的我，对一切都该泰然处之，以简便自己、解放自己为前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其实，少印五千册书又能怎么样？只要自己在写作的过程中全力以赴，问心无愧，又何必患得患失？再说，计较这一点小得小失，实在没意义，不如大度一点、迁就一点，把合同签掉，也算了结一件事，也好卸去一桩心事。
算了，退一步海阔天空。
回到作家协会，我在两份合同上痛快地签了字。
２００２年９月４日
收获的喜悦《收获》的意见
一早醒来，想到上午要去《收获》编辑部听李小林他们谈长篇的修改意见，我的心有点紧，但总的感觉是兴奋。
《收获》能够和作者谈修改意见，表示他们对作品有基本的肯定、有刊登的愿望。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我在《收获》上陆续发表过一些中篇小说《啊，青鸟》、《我的心也像大海》、《小凤子》、《姗姗出狱》等，但我一直期待自己能写一部比较喜欢的长篇小说给《收获》。对于我来说，在《收获》上发表的每一部作品，在创作上都是一级向上的阶梯，是创作阶段的一个象征。刚完成的这部长篇，从酝酿到改出一稿，整整一年半。这一年半，是我恢复小说创作的又一次“上阵”，我自以为比较英勇，写出初稿大病一场，然后一边养病一边修改，是不遗余力的。而这部小说之所以写得如此艰辛，代价如此之大，既是小说的题材、人物调动了我的创作激情，同时，也是小说的题材和人物向我提出了不同寻常的挑战。何况，近十年，我尽管没少提笔，但毕竟不像八十年代一味地写小说，且认真投入，想象力已不如先前那样活跃，更少了虚构的自信。所以，一旦进入长篇创作，我像一根绷紧的弦，剑拔弩张。也许，太刻意、太用力的缘故，差一点把“弦”给挣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