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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什么事，我说我都回城几年了还没有工作，一些条件没我充分的都安排工作了，论年龄，论家庭条件，论在农村下乡的时间，论矿里招工的条件，我哪一条都比别人充分，可是我没有关系，坑口没人帮我说话，矿里领导又因为我为爸爸落实政策和他们吵嘴恨我，要是书记能帮我，把我的名字报上去，再帮我说点好话，这事一定能成。
燕书记当时认真的听我说了这些，想了想便对我说他一定帮忙。他还告诉我让我去找爸爸的一个老朋友，也是落实政策回来，刚当上副矿长的郭伯伯。我感觉燕书记是很有诚心的，就告诉他，我们姐妹落实政策时，常常也上郭伯伯家，在郭伯伯家吃过不少饭，要是今年自然减员郭伯伯能说上话，他也一定会帮我的。
书记很高兴的对我说，这事今年可能能解决了，让我放下包袱，开开心心的。因为那时我有些自我封闭的倾向，封闭自己有几个原因，一是失去了姐姐，和姐姐打架后，姐姐就一直躲着我，本来她去赶集和上矿机关办事、后来再读电大，我家门前的公路是她的必经之路，可是因为我找她打架后，姐姐再不敢走这条路了，只好翻山越岭。我心里很矛盾，特别是刚打架不久，小波波上学都绕道不过我家，我心都快碎了。我爱小波也像一个母亲爱儿子那样，爸爸妈妈都很爱小波，当爸爸把小波叫到家里为他弄吃的时，我忍不住的哭。我不愿意姐姐知道我心痛小波，家里有好菜，我就站在门口悄悄的看他放学没有，看到了就装着碰巧遇上的，把他叫进家吃饭。
和姐姐的反目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另外待业人员里我是年龄较大的一个，有些应届毕业生比我要小八九岁，我有自卑感。所以在参加护矿队时我常常带本小说或杂志什么的一人坐在一旁看书，不加入他们打闹，在这些人当中，我没有一个能说知心话的。有一个比我年龄大的女生姓罗，我叫她罗姐，也是下乡知青，回来两年了没有安排工作，没有安排的原因是她在下乡时嫁给了一个农民，在农村生了三个孩子，所有的知识青年都招了工，她因为丈夫是农民没有给她工作，因为上面没有针对这类情况下有文件，她便成了三不管，成了受歧视的知青，她在这帮小年轻当中也感觉孤立和孤独，有时我俩也聊聊天，可是罗姐成天只会说她公婆怎么对她，说她老公当初怎么追她，还有油盐柴米之类的东西，不像我姐那么有思想，所以我与她之间的交流也不是很多。
走出洞口已是下午吃饭时间，书记问我上哪吃饭，我说自己在家煮，他说他上我家和我一起吃。他还说他带了好菜，因为书记家住在矿机关，机关离二坑就是沙木洞有十来里路，所以平日就很少回去。
书记就上他宿舍去把他从家里捎带来的菜拿来了，我烧柴火煮饭，用柴火、铁锅做的饭特别好吃，厚厚的锅巴又香又脆，书记一点架子也没有，非要帮着我来添柴，我很不自在，有些受宠若惊，不让他帮说自己能行，可是他非要抢我手里的火钳（那时烧火都用火钳和竹子用的吹火筒——现在的城里孩子们看都没看到过的工具）。抢火钳时，他的手捏到了我的手，我不知道怎么的，心跳脸红，我想让自己平静些，就是做不到。我感觉十分的尴尬，可是书记的样子很自然，我好盼望有个人来我家，打破这尴尬的场面。这时和平进来了，书记见到和平打了个招呼，然后问和平有事吗？和平说没有事，吃过饭没事出来转转。和平也是个老实人，见了当官的也没话说，也觉尴尬就走了，书记在我家边吃饭边问我一个人睡觉怕吗？我说那有什么怕的嘛，并开玩笑说那时流浪街头在矿长家屋檐下睡都不怕，现在在自己家里怕什么？
书记笑了，又问我一个人寂寞不。我一时答不出来，睁着眼睛看着他，一会才问他，他说的寂寞是什么意思？书记笑笑不答，让我说说我理解的寂寞。现在想想我那时真的很傻，真的和他讲起自己对寂寞的感受，我说我觉得一个人没有人懂，没有人理解，没有人倾诉，就是在人群中也会感觉孤独，在欢声笑语中也会感觉寂寞。书记愣了一下，装着很严肃的样子对我说，你和其他的待业青年不一样，你比他们有思想，以后你把我当知心朋友，有什么困难第一个找我，你有培养前途，什么包袱也不要背，工作会解决的；只要你听党的话，听组织安排，有想不开的地方多找我汇报。我万分感谢的给他沏了一杯茶，不过书记不喝茶，那天晚上我自己把那杯茶喝了，茶太浓，害得我一个晚上没合眼，从那以后我懂得茶喝了睡不着觉。
我特别喜欢孩子，隔壁的邻居黄姐生了个儿子，样子十分可爱，每天晚上我都上她家逗孩子，这天吃完饭不见我出去，黄姐就大声叫我，书记听到就走了，走时做了个鬼脸丢了个眼神，说实话，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媚眼。
书记第二天又下来视察工作了，又说上我家一起吃饭，我有些紧张，因为和当官的在一起放不开。我就想起了知青罗姐，把她也拉上了，一开始书记不高兴，说我怎么和一些结了婚有孩子的人玩到一起，说姑娘家应该天真活泼，可是罗姐对书记非常热情，总有话找书记问。罗姐在时我就不觉得受宠若惊了，也不觉得尴尬了，所以只要书记来我家，我就把罗姐拉上，罗姐也特别愿意。后来书记就不来我家了，改上罗姐家了；再后来罗姐的邻居就说罗姐的坏话了。因为罗姐住的房子最差，原因是她虽然回矿了，但是不是职工，没有分房的权利，只能自己找房，她就只能住在山上一栋破烂没人管的房子里。那房子还住着一户退了休的老俩口，俩老的儿女不在汞矿工作，老人住在山上的房子虽破，但是宽敞一些。房子不隔音，儿媳妇曾告诉过黄姐，说公爹不好，儿子儿媳在家也这样疯，和老太太弄得床嘎嘎响，可那时的我20好几了，还一点不明白这话的意思。
燕书记和罗姐的闲话也就这样传开了，只不过我当时没听到，是后来我的工作没解决，爸爸用这话骂了燕书记，并向矿里反应了这情况。
又到了年底自然减员了，我去找燕书记，请他帮我。燕书记不像原来承诺的那样热情，有些吱吱唔唔的，我又去找郭伯伯郭副矿长，郭伯伯告诉我很困难，按理说这次名额是该给我的了，可是阻力很大，原因是坑口燕书记要保罗姐，因为我们坑在我与罗之间只能解决一个，在当时人们的眼睛里，结婚生子了的知青、特别是嫁给了农民的知青，是知青里社会地位最低的，就是地方上解决工作也是这样，很大一部分这样的知青的工作都是最后所有知青解决完了才解决的。为这事郭副矿长和坑口的燕书记吵了起来，这一吵就在矿里产生了两派，为了平熄争论，矿里来个决定：一个都不解决。
又到了81年自然减员了，名额一下马上就分完了，罗姐工作解决了，因为燕书记还在坑口当书记。按理说罗姐解决工作也是应该的，这是我自己当时的看法，我一直没有因为没得到工作对罗姐本人有意见，我觉得她也是时代的牺牲品。可是为什么我就一定不能有工作呢，跟我一样条件的不是都解决了吗？我哪点也不比别人差呀，有年龄比我小的、家境比我好的、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都得到工作了；还有，优先知青，可是我比知青吃的苦头多得多，起码知青不受政治歧视吧？不是为我爸爸平反了吗？那为什么我还要受这不平等的待遇？文革的错误是盖棺定论了吗？为什么我要永远当这个错误的牺牲品？我没想通，我意识到这样等下去是没有止境的，我马上跑到贵州省劳动厅反应情况，省劳动厅人事局让我给冶金局劳资处带了个条子，让冶金局处理此事。到冶金局已经很晚了，人们正好下班了，我堵住了劳资处处长，处长姓董，听说他父亲就是冶金局的局长，董处长比我大不了几岁，他听完我反应的情况，有些同情，他说明天讨论一下再回答我。冶金局离哥家太远，我不想上哥哥家，不想让大哥知道我来贵阳了，不想把自己的情绪带给他们，他们为我愁也帮不了我什么忙，冶金局办公室的火炉烧得很旺，我告诉董处长这晚上我就睡这办公椅了，董处长说不会吧，我说是真的，我说没钱住招待所。他又急着回家，他说那我不管你，你要是说真的，你就在这吧。他走时，说要锁门，我说不用，我就在这里过夜，他说不行，我生气的问他，那我上你家？他无奈的摇头走了。
那晚上我就自己添火，真的在冶金局办公室呆了一晚上，心里越想越气，一个晚上没睡。第二天人们来上班了，有些提前下班没见到我的人，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不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有些见到我和董处长说话的也很吃惊，说妈呀！真行啊！董处长来了，他也大吃一惊冲我说，你真的在这里过夜了，我说是，如果你们不解决我就把被子搬来。董很客气的对我说，我理解你的心情，是不小了，要是有个工作，也该成家了，你在这里坐着等，我们开个会。中午11点左右，董出来告诉我，赶快回去，他们给了两个名额给汞矿，估计矿里会给我的，说他们也打了招呼，还说矿里也来人要名额了，矿里的人已经走了。
那时每天只有一趟火车上大龙，矿里的人有小车，而我只能赶火车，但是火车已经开了，还好当时贵州汞矿有个转运站设在贵阳冶金局，为爸爸落实政策，这些年间我们姐妹早和转运站的人混熟了，这里的每一个人对我家和其它受迫害的人们都很同情，只要是有便车都会帮我们找。下午两点，转运站的赵叔给我找到了便车，其实驾驶员在为爸爸落实政策这些年中我们也都熟了，司机比爸爸年龄小几岁，姓姚，他听说我为工作的事来贵阳，也很生汞矿的气，他说他开快一点，争取天亮赶到万山，可是天气不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