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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背地里也有不少人议论说闲话，很多老人反对子女找同姓作配偶。
在乡下长大的我就这样和姐反目成仇了。我恨姐姐不争气，我们姐妹好不容易离开那个让我们受尽屈辱的故乡，现在我们可以扬眉吐气的回去了，可是姐姐这样处理个人问题，我们怎么扬眉吐气的回去，我们永远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爸爸妈妈在人前也永远抬不起头，封建意思完全统治了在农村长大的我，我一点也不能理解姐姐的感情，我对姐姐的爱全部转成了恨。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姐姐和二毛的婚事，二毛一直对姐姐这么好，他们感情是真挚的，他们的婚姻也是合法的。
朱砂水银
在待业队搬完冶炼炉的木料后就开始拆炉子，因为冶炼炉下面的地底下会有流失掉的水银，坑口就让这些待业人员把地底下的水银挖了出来，回收给国家。
水银是朱砂提炼的，工人们先在地底下的石头里打巷道，然后探矿，再化验矿的含量，确定后就开始开采。经过打洞、埋药、爆破，工人们就把炸下来的矿石运送出来，在上世纪50年代是用人工运送的，因为洞子里爆破后灰尘太大，通风防尘不好，工人在爆破后不久就进去运送，久而久之，大部分老工人都有矽肺病。
在那个年代，人们只能用人工选矿，把运来的矿倒进一个大溜槽里，后来慢慢的陆续用了机械，就有了机选厂，井下也有了电机车，可是工序基本一样。把没有朱砂的矿石拉出去倒掉，一搬都倒在山谷里，然后把纯朱砂挑选出来，绿豆大的叫绿豆砂，玉米大的叫苞谷砂，再大的就叫宝砂，朱砂的形状非常漂亮，呈三角形，有朱红和枣红两种，通体发亮，传说中朱砂辟邪，所以很多当地人在做棺材时会把很多朱砂放里面，我在给我爸爸做棺材时就放了好几斤粉砂，还在四只角上放了四颗大指母大的宝砂。
把纯朱砂选出来后，其它矿石就送到冶炼炉炼水银。冶炼水银就像烤酒一样，水银在金属里的比重仅次于黄金，水银是液体金属，只要有一点缝隙它就砧进去了，所以冶炼炉只要有一点缝隙它也会跑到地底下去。水银是有毒金属，冶炼工人每年有半年的疗养时间，但是用不了几年这些工人都会开始掉牙，口腔出血更是常见的事了，大部分人都会手发抖。在最困难的年月，虱子成灾的时候，冶炼工人的家里也不会有虱子，有些农村人虱子太多了无法消灭就去冶炼厂要一点水银灰，放在头发里或床上，一会就会听到虱子蛋噼噼啪啪的爆炸声。
当我们第一次把炉子地面的水泥板拗开时，大家都傻眼了，摆在我们眼前的乱石和水泥板的背面上全是一颗颗亮晶晶的水银，像露珠一样挂在上面，有些经抖动掉下来马上钻到地底下去了，工人（待业青年）们个个争着把石头上的水银用手抹下来放在各自带来的小盆里，然后把它装进水银罐里，不一会，带去的水银罐就装满了，一罐水银有75公斤，可地底下还有太多的水银，工人们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派人走进洞里的罐头——也就是电梯，那里有个电话，是供井下和地面联系的唯一的通讯工具，在那里把这一消息告诉坑领导，坑口马上派待业队的负责人下来，并带了两个水银罐下来。待业队的头头说话声音特别大，人们后面叫他大炮，是个文革造反派小头目，文革中因为派性吃过不少苦头，也整过不少人，给人的印象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那种，坑口领导把一些得罪人的事都让他出面，他也很乐意这些差事，感觉很受领导重用。他又是当地人，虽然没有文化，可嘴还是很会说，一些俏皮的待业青年只有他能制住。第一天我们装满了三个罐子，还装满了各自的小水瓶，队长兴高采烈的向坑长报了功，把回收回来的水银放在待业队的办公室，可是没两天办公室的门就被撬开了，小偷把水银偷走了一部分。
社会经济开始开放，什么东西都能在市面上卖了，朱砂水银也一样的大摇大摆的放到市面上交易了，赶集日有小半条街都摆上了各种不同规格的朱砂，有外地人也有本地人光顾这一市场，能卖钱当然就有人偷了。当时我们大家挖水银没有定额，不管谁弄多弄少都一起分钱，钱是由队长说了算，水银很值钱，可它是国家的，当时在水银矿的人们和领导不像其它没看到过水银这东西的人们，把水银想得很可怕，特别是待业队的队长，从来就没有想过这是有毒的东西，要给这些待业青年多一点钱，让他们吃些保健品，（那时人们还没有保健食品这一慨念）就是多发点钱给他们让他们去买点鸡鸭肉之类补补身子也好。我们所得到的只是一天一元多钱，所以待业青年也一样的偷，有些就在装水银时把自己带去的小瓶子装满，再拿去卖掉，一小瓶子水银就有好几斤，市面上可以卖11到13元一斤。办公室被偷后，队长想了个办法，把弄回来的水银放到我家。他说放到我家，我也没想过这东西有毒啊，还有怕别人上我家偷什么的，就答应了，放我家时也从来不先过称称，可想而知，我爸爸妈妈教出来的我有多傻，我竟然没有发现一个待业青年卖水银，是后来办学习班，有百分之九十的待业青年进学习班承认错误，我才知道大家弄钱的事。但是这次我破例的不觉得他们做错了什么，反而为他们高兴，因为当时要不是这些青年，也不一定有人想起要去把这些水银挖出来，因为这个冶炼炉已经很多年不用了，也没人管，直到厂房顶上的瓦都掉下来了、房柱都偏了，整个房子都快倒了才让这些找不到活干的待业青年去干这活。
厂房下面乱石上的水银挖完了，人们就把这些石头搬开，用锄头把一些泥砂挖出来，放山边的泉水里淘，泥砂就在上面，水银全在盆底，时间长了，慢慢的不太能弄得到水银了，队长就下令，工资按各人弄的多少提成，这样有些人就不愿干这活了，只有少数几个年龄大一点的，还有就是一个年龄虽然不大，可因为在家受她后母母亲虐待的女孩一起干了，就是这样我分到的钱还是比平常高，就是傻，一点没想过把水银拿去私自卖掉，别人问到家里来都没想过，后来我为这事还开过爸爸的玩笑，说爸爸教出来的人全是傻子。
干了不到三个月我满口牙开始出血，四个月后吃饭时拿筷子的手指不听使唤的抖个不停，再后来抬碗的手也开始抖动，妈妈说别去干这活了，和我一起的几个待业青年也都出现这种情况也都不去干了，这活就由家属去干，但是水银已经挖得差不多了，不是很容易就弄得到了。
坑口没再派人去弄水银，后来一些地方上的农民就开始来了，他们体力好，也会弄，他们把我们挖过的地方整个翻了一遍，就开始往深处挖，这一挖就真出水银了。农民们行动大了，惊动了坑口，坑口就开始干涉，不让农民上矿区来了。有一天矿上突然放广播，叫所有的待业青年和所有职工，包括在家休息的职工全都上球场集合，个个都带上武器。其它坑口也来人了，黑压压的一片，个个神情紧张，又像文革那样，我看到这样的场景不免有些害怕，心里也知道与我和我的家人无关，但心里就有那种大祸临头的感觉，后来我自己把它称为文革恐惧症。
人们分三条路向山谷冲去，一路走洞子里下去，一路坐电梯，一路从我家旁边山上的小路下去，我没有武器，在心里想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不可能和别人动武，这是国家的事，没有让我拼命的理由，队长还是给了一根木棒给我，走到我家山后面就看到山谷里二坑长年堆积的废矿石堆里布满了黑压压的人，是些来捡朱砂的农民，这里已经堆积上百年的废石了，一直没人重视过，这些废石里也有少量的朱砂，现在朱砂在市面上能卖了，人们就想起了这些废石堆。
往下面冲去的人们手里拿着喇叭，不停的警告着捡砂的人们，让他们赶快退出，不然就抓人了，待业队的队长声音最大，他领着一帮社会青年，很多男孩都不懂事，特别的爱打架，这帮人虎视眈眈的冲向这些农民，就像斗牛场上的牛，只要队长一声号令马上会扑向这些捡砂的人们，我在一边为这些捡砂的人们担心，可是捡砂的人们并不是很害怕，他们的人也多，两边开始大声的吵闹起来，都摆出打架的架式，捡砂的里面也有身强力壮的。队长这次没有发话让打，他在等上面的意思，坑领导拿起了话筒，语气缓和下来，农民开始往后退，散了。
可是第二天农民又来了，矿里为此就组织了护矿队。
注：做棺材：土话，意为把死者放进棺材里。
自然减员
回矿五年了，一直没有外地来招工，要工作只能靠矿里的自然减员。78年矿上说我姐妹找晚了，指标分完了，让我姐妹等明年；79年矿里说我姐妹告状告得凶，让我姐妹接着告，明着打击报复不给工作；80年我已经参加待业队，在护矿队看守二坑原来扔掉的废矿。
那年有一段时间，爸爸妈妈正好上贵阳去了，我一个人在家。夏天，因为那一年农民闹事，二坑的书记有时晚上也来查看情况，我在护矿队认识了他——我们坑口的书记，也是一把手。
此人姓燕，当时燕书记对我特别的和气，见面总夸我姐妹争气，为我爸爸复职立了功，说心里对我们姐妹早有好评，以后书记有空就常常上护矿队，一天在走路上地面过洞子时，书记特地等着我一起走，问我，爸爸妈妈出去了，我一个人在家有什么困难没有，我说没有，书记又问我有对象没有，我说有追求者了，书记笑了。又问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帮助的，我说那当然有了，如果他真的想帮我一定能办得到的。他问我什么事，我说我都回城几年了还没有工作，一些条件没我充分的都安排工作了，论年龄，论家庭条件，论在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