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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赤裸的舞者和高昂的消费，这一切都使我小小的心脏慌乱不已。奥斯卡上的是夜班，每天从晚上六点开始工作，一直到第二天的早上六点，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累死累活一个月下来工资不到五百元。“哼，还不够有钱人晚上点的一瓶洋酒。”奥斯卡为这种不平等发过不止一次的牢骚。但牢骚归牢骚，他还是在兢兢业业地干着。
干了两个月，奥斯卡逐渐摸出点门道。原来很多服务生都从外面带啤酒饮料进去兜售，然后赚取差价。这种方法风险很大，只要被老板发现就会立马开除，但回报也很丰厚，一瓶在外面卖三元的饮料，进去可以卖到十元，一瓶四元的啤酒，则可以卖到十五元。如果每天晚上带三四瓶进去私自销售了，一个月下来比工资还多。听奥斯卡说了这件事后，我们经常唆使他带几瓶饮料进去卖，挣点零花钱用，但他却一次也没有这样做过。他不想，也不敢，毕竟老老实实地上班没有什么风险。
但事情往往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奥斯卡干了两个月后，迪厅关门了。公安局查出了迪厅有卖摇头丸和容纳小姐的事情，查封了迪厅。迪厅老板一看形势不对，潜逃了。迪厅里面的人也都作鸟兽散了，自然，奥斯卡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也“飞”了。
“怎么会这样？”奥斯卡不明白，“早知道我也带点饮料进去卖就好了，起码还能挣回自己的工资。”
“你活该，早干什么去了！”为此我们没少指责他。
“唉！”奥斯卡轻轻地叹了口气。他拿出镜子对着自己，习惯性地甩了甩四六分的长发。这是他失恋后从《上海滩》里偷了发哥的经典动作，空闲时总要温习一下。
在迪厅里工作两个月，奥斯卡都是黑白颠倒着过的，一旦放松下来，反倒不适应了。晚上他躺在床上看美国大片，白天则呼呼大睡，用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才把时差给倒过来。我们都笑他，应该去美国生活，这样才能同步。
奥斯卡不在迪厅干了，最感到遗憾的还要数我。我常年在家和学校两点之间穿梭，对外界的了解仅限于报纸和电视，奥斯卡无形中成为一个我接触社会的切口，我很乐意听他谈论那些在迪厅里听来的故事或者看到的事情，什么迪厅飙歌大赛，谁谁得了第一名；什么某某某乐队现场演唱，打碎了多少瓶啤酒；或者是晚上“蹦迪”的时候谁谁拾了一打手机，等等。这些事情从奥斯卡的嘴巴里蹦跳出来，虽然干瘪，但听得我津津有味，我会要他不断地描述一些事情的细节，直到我的脑海里有个立体的印象。奥斯卡总把我的询问，当成是对他的怀疑和不认可，所以总不厌其烦地回忆和解释，我俩在这种询问和回忆中度过了后来的很多日子。
奥斯卡第二份工作是发广告单，这也是他一个朋友给介绍的。每天早上去城市里的一个固定地点领取一千张治疗皮肤病、性病、开锁、某某搬家公司的广告单，然后对某几个居民小区进行地毯式散发，从一楼到六楼，把一张张广告单塞进一户户居民的门缝下。老板向奥斯卡保证，发一张广告单五分钱，一天一千张就是五十元，月底结账，干得好还发奖金。从一楼爬到六楼，一天两三趟还能接受，要是爬上爬下几十趟，怕就少有人能做到。奥斯卡的那几个朋友都耍小手段，他们凡是三层楼以上就不爬了，在一楼、二楼做个样子，对付老板突击检查。每天大概发个百来张广告单，剩下的就往衣服里一塞，全部拿回家当废纸给卖了。
“又省力气，又省事，老板也不知道。要像你这傻样，那还不得跑死。”那几个哥们儿常常开导奥斯卡。
但奥斯卡还是我行我素，老老实实做事，踏踏实实做人，他一直信奉着这个观点。发广告单仍然是从一楼爬到六楼，广告单不发完不休息，从不偷工减料。一眨眼，月底了。正当我们等着奥斯卡的一千五百元工资请客时，他又一次被现实玩弄了。老板跑了，奥斯卡一个月的奔忙，又白费了。
“没想到上社会大学，还要交这么多学费。”奥斯卡和我聊天时无奈地摇着头。他学会了抽烟，一根接一根地驱赶落寞。
一个星期后，奥斯卡找到了他的第三份工作，网吧收银员。除了顾客离开的时候收一下钱外，他有大把大把的时间泡在网上看下载的电影，而且他以前学的又是计算机专业，能维修坏了的电脑，又懂得一定的网络知识，深得网吧老板的信任。
“收银员好啊，人脑总比电脑聪明，做账的时候少做点，额外的钱就进了自己口袋。”有资深网吧收银员向奥斯卡秘密传授网吧洗钱的手段。
“哪能这样啊。老板待我和亲儿子似的，我怎么能挖我老子的钱。”奥斯卡把头摇得如拨浪鼓一样。
当然，事情和以前一样，三个月后，亲儿子被老子给解雇了。第一是网吧越开越多，竞争激烈，生意大不如从前；第二是老板已经掌握了不少维修电脑的知识，不再需要奥斯卡了。听到奥斯卡再次失业的消息，我们这些朋友都觉得在情理之中，我们已经习惯看到他被社会抛弃，他这样的人，如果不被抛弃才是难以解释的。
因为有一定的电脑基础，奥斯卡离开网吧后，又在朋友推荐下进了一家电脑公司当技术员。奥斯卡人缘不错，身边一直不缺少像我这种经常给他出谋划策，到关键时候拉他一把的朋友。随着网吧的越来越多，网吧电脑的售后维修和维护，出现了一个较大的利润空间，而奥斯卡投身的这家电脑公司敏锐地抓住了商机。他们一方面把电脑大批量地卖给网吧；另一方面负责网吧电脑的维护和维修，按月收取保养费；最后那些用坏了的电脑，他们又低价回收，分拆下零件，修修补补地再次卖出去，形成了一条很完整的产业链。
奥斯卡是当时他们那个公司的若干技术员之一，他勤奋努力，不久就成了业务骨干。技术员的含义很复杂，维修电脑，出售电脑，帮网吧老板解决一切遇到的难题，如安装游戏、下载电影，甚至教他们上网等。2001年的时候，开网吧就和以前炒股票一样的红火，大家都比着劲轰轰烈烈地把钱疯狂地往电脑上投，很多人连电脑怎么开机关机都不知道，就买来电脑开起了网吧。
“最近过得怎么样？你要机灵点，别又让人给卖了。”那年我刚上高三，学习的压力压得我缓不过劲来。但只要一遇见奥斯卡，我总忘不了念叨两句。
奥斯卡嘿嘿地笑，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
看得出奥斯卡对这份工作是很满意的。那些网吧出了问题、电脑急需维修的老板们，把他们当菩萨一样供着，敬烟、敬槟榔、请吃饭，只要是能帮他们解决问题，能让电脑立马动起来挣钱。在那段时间里，奥斯卡过得忙碌而舒适，他抽烟喝酒吃槟榔，习惯了出门打车，吃饭下馆子。他的钱包总是鼓鼓的，里面塞满了各个网吧老板给他的“意思”。网吧没有活儿的时候，他则兼做销售电脑，赚各个电脑零部件之间的差价。
虽然奥斯卡很辛劳地奔忙着，但一直没有挣什么大钱。每一笔业务的大头都被公司吃了，到他手上的不过是些尾数。就像猎物已经被狮子或豺狼给分完了，而他只是一只秃鹫去捡点肉渣子而已。
奥斯卡秘密地联合另外两位公司的骨干技术员，在一次和他们老板谈涨工资事件未果后，集体跳槽。这是奥斯卡给我说的，按照我的猜测事情应该是这样：另外两位技术员在和老板谈工资问题未果后，拉拢他集体跳槽。在一个风平浪静的上午，他们集体和公司不辞而别。接着，在一个星期后，奥斯卡和其他两人合资开了第一家自己的公司：天蓝电脑公司。主要的业务还是电脑销售，兼帮网吧做电脑维护、维修。
“事情远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虽然我们把以前很多老客源都带了过来。但公司发展还是相当艰难。买电脑的顾客很少，以前的网吧又大多被各电脑公司瓜分完了，要打开局面就只有去联系新开的网吧，但那又谈何容易。”奥斯卡不止一次地向我倒苦水，他有点为自己的一时冲动而后悔，在原来的公司里虽然富不了，但起码也饿不死。
抱怨归抱怨，开弓就没有回头箭。奥斯卡唯有硬着头皮和其他两人天天在外面拉业务、谈合同。饿了就吃包方便面，渴了就蹲在马路边喝瓶矿泉水。他和社会各个层面的人打着交道，有的时候称兄道弟，有的时候给人家装孙子。上门推销电脑经常遭受白眼，去网吧修理电脑慢了会被埋怨，手下的员工也一个个猴精，工资不能少，班却不想加。奥斯卡有一次咬牙切齿地给我说：“真恨不得把他们都给‘嚓嚓嚓’了。”这个“嚓嚓嚓”我知道，就是杀头的意思。
“还看奥斯卡的电影吗？”有一次我突然问道。
“电影？什么电影？”奥斯卡头一摆，有点摸不着头脑，“你是不知道，这个公司可是我一砖一瓦给垒起来的，那两个人猴精，有好处就往自己口袋里捞，出了事就推给公司。我算是看透了，这年头靠人不如靠自己，像我拉的第一笔业务，给一个政府机关配十台电脑。当时好几家公司在竞争，为了这笔五万元的生意，一个星期我去了他们单位十八趟，弄得门卫就和我爹似的，进进出出打个招呼就行了。领导的家我都去了四趟，去多了怕人家嫌弃，少了是没有诚意，最后硬是把领导磨得心动了。意思？当然要意思，你没意思，那人家怎么会给你意思。第一笔单子挣得不多，纯粹是为了开条路。不过，后面的生意就好做多了，那个领导人挺好，又给介绍了几笔业务。半年下来，才终于在电脑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我考上大学的第二年暑假，奥斯卡喊我出来喝茶。在正对火车站的冰点茶吧，我们选了靠窗的位子。那是个下午，空调在“咝咝”地往外吐冷气。一年不见，奥斯卡壮实了许多。长头发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