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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已至此，若不立沂王，杨氏一族必无遗类了！”
直到这时杨后才终于明白事情不是她一人之力所能改变的，史弥远既有心于此，当然也就有必胜的把握，至少她已经从两位侄子口中得知，殿帅夏震又一次地站到了弥远的一边。既然现在的问题不是宗庙继嗣是否合理，而是杨氏一族的安危与否，皇后已经没有选择。杨氏沉默了许久，终于缓缓而道：
“其人安在？”皇后显然还不太清楚沂王赵贵诚究竟是何许人。
第五部 雾失楼台第6节 迢迢银汉谁度
殿下的史弥远立即嘱人速宣沂王，同时郑重叮咛：
“所宣者是沂靖惠王府皇子，不是东宫皇子，如要弄错，回来就把你们全部处斩！
太子也听说了皇帝驾崩的消息，他还不知道大祸将临，犹在居处等待宣召。但久候不至，也感到有些奇怪，便到门口张望。隐隐之间，似乎看见有宫使簇拥一人疾驰而过，但天色已暝，不辨何人。太子十分疑惑，径去皇后宫中询问。
杨氏没有多说，只是拊着他的背道：
“你现在是我的儿子了！”
太子太过于懵懂了，直到最后被召入举哀时，他仍然没有明白过来。当烛影之中最终看到赵贵诚坐在御座之上后，太子犹还犯起倔强，坚不肯拜。这种人没能成为天子是必然的，被人如此轻易地玩弄于股掌之上，注定了他即使入继大宝，也不可能有太大的作为。
新帝是帝国历史上第十四位天子，后来的庙号为“理宗”。理宗最后在赵氏宗庙里占据一个牌位是十分滑稽的事情，因为他与赵氏宗族实在是毫无血缘关系。以本朝礼制谨严的程度，居然也没能避免这种悲剧，实在是令人沮丧。当然，事情能够成功最根本的因素是其中的奥秘尚不为人所知，也许除了弥远与新天子本人之外，就只有那位余天锡知道。最危险的往往也就是最安全的，弥远可谓得之。
十一月，诏改明年为“宝庆元年”。
太子于新帝即位当时被改封济王，出居湖州。权臣操纵废立如此明目张胆，这同样是本朝近三百年以来的首例，尽管朝野上下为这种恐怖行动所震慑而一时噤若寒蝉，但举国为之不平是非常明显的。当济王来到贬地湖州后，当地人潘壬与其弟潘丙、从兄潘甫把不满情绪付诸实施，他们与一位归附朝廷的义军首脑李全联系，准备谋立这位已被废黜的太子。
李全是山东潍州北海人，长于骑射、枪法高明，人称“李铁枪”。嘉定末年夫妇二人率众起义于山东，连破金兵，被朝廷授以武翼大夫、京东副总管，此刻驻扎在淮东一带。此人手中有些兵马，一直欲有所图，因而对史弥远的专权不堪顺从。潘氏兄弟的行动当然颇合他的心意，但李全为人狡猾，表面上答应了潘氏兄弟南北呼应共举大事，但实际上却按兵不动，准备坐收其利。新年的正月初九，久候李全军不至的潘壬担心事泄，遂以其党人及盐贩共千余人起事，他们打扮成李全军的装束，扬言自山东而来，乘夜突入湖州州城，挟持了济王赵竑。当潘壬等人揭榜城门厉数史弥远罪责，并号称有水陆大军二十万时，湖州举城为之震动。但天明之后人们发现，所谓二十万大军竟全都是太湖渔民和一些地方巡尉之卒，不禁大大失望。很明显，潘氏兄弟这群乌合之众成不了大事。
李全的阴险是事情无成的一个方面，另外济王的不肯合作也是使这次拥立行动落败的原因。这位原太子在这个时候又一次显示出他不堪托付的庸人嘴脸，遽闻有变，竟匿于水窦之中，此后被潘壬发现而以黄袍加身时，仍号泣不从。最愚蠢的就是他竟向朝廷密报虚实，尚还幻想着能够侥幸得免。殊不知事情既然发生，他就不可能摆脱干系，潘壬兵败后，弥远借口济王有疾，派门客挟医赴湖州诊视，借机将他缢杀。
潘氏兄弟的反叛行为不可能得到公开的支持，但济王的死却可以让朝廷的反对派得到了一个突破口，起居郎魏了翁、考功员外郎洪咨夔相继上书为赵竑鸣冤，而真德秀则以此事联系目前的现实，向新帝具言治道之要，力请天子选贤任能、重振朝纲。德秀是一个时期以来朝间惟一能有所建言的大臣，他虽没有指名抨击过弥远的专权，但他也一度以挂冠而去表示自己的不合作态度。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德秀在上疏中明确提出要天子起用一些耆老之辈，就已经有点与弥远公开决裂的意味。到了这年的五月，进士邓若水在所上封事中就开始力斥史弥远之奸，甚至用了“弑”、“篡”、“攘夺”的字眼。“封事”就是密封的奏章，是群臣禀奏机密的一种方式。但这种皂囊封缄的东西依旧不能越过弥远的耳目，他不仅记下了邓若水的姓名，而且用浓笔将书中的激烈措辞一概抹去。当然抹与不抹都是无足轻重的事情，因为天子显然不会被这种言论所左右。六月，弥远加太师衔，封魏国公，柄国专权钳制内外，任用爪牙销铄正人，与当年的秦桧、韩侂胄已无二致。
毫无疑问，弥远虽然在嘉定年间当了十几年的宰辅，但真正得志是从理宗即位开始的。如果说秦桧反映的是人性之恶，而韩侂胄是人心之躁的话，则弥远无疑可以说是人之淫逸骄奢惰性的最佳代表。整个宝庆和后来的绍定年间的现实是外部风云激荡，而内里积弊丛生，但这都被他的狡黠而一一掩盖。与前此所有的权臣所不同的是，弥远从不在国家大政上做任何决策，因而就避免了由于国事措置不当而引起的外力影响，这也许是他从韩侂胄那里得到教训的缘故。在他看来，天子既已在自己的手中，除了尽情享受这份美妙之外，又何须去做其他。
新帝理宗先天不足，这位起于民间的年轻人无法在很短时间里完全适应身份的变化所带来的那种变化的环境，自然也不可能骤然就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皇帝，显然，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当然，天子也没有必要推翻他与弥远达成的协议，从道义上说，他还必须为弥远的再造之功和拥立之德尽自己应该尽的义务。事实证明，理宗很好地报答了弥远的恩情，在此后的八年中把朝政完全交给了弥远。在这段时间里，帝国的新一代天子极为理智地把自己巧妙地藏在了幕后，他知道只要史弥远存在，自己就必须等待，这不是单单的知恩必报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保存自己的惟一选择。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的十月二十四日，因为在这一天，宁、理两朝为相共二十七年的史弥远终于撒手人寰。第二年，理宗改元“端平”，是为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
即使天不寿祚，堂堂大国的败亡也绝非一日所能致。然而南渡以来退守自保不过百年，其中韩侂胄恣意妄为了十年，史弥远又浑浑噩噩了二十有七年，三十七载的岁月，岂堪蹉跎？
史弥远死后，有一种舆论开始抬头。相当一批官员们提出，天下安危系于宰相一身并不是件好事，群臣养交而天子孤立则更是不可容忍。最典型的是时任礼部郎中的洪咨夔，他认为权归人主实际上比政出中书要重要得多。这位在史弥远当政时期曾一度上书抗言的大臣从内心里对大权独揽的宰相并不抱有好感，他在给理宗的奏疏中总结道：中书之臣弊端之大者有四，一是自用，二是自专，三是自私，四是自固，因此他强烈呼吁天子必须将威福操柄收还掌握，使天下在知有朝廷的同时“知有吾君”。
这种思想倾向渊源有自，韩、史以来权臣用事的经验教训太深刻了，它不能不使人们有所警觉。然而，对执政者抱有太大的期望总是十分危险的，对宰相如此，对天子更是如此。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十月史弥远死后，理宗亲政，一反过去的沉默无为，改元更化励精图治，一时确有革新之象，但仍然没能改变帝国政治的恶性循环。
天子的毛病正在于矫枉过正。八年的刻意修炼使他逐渐对天子之道有了深入的理解，史弥远的擅权更使他有了一个强烈的比照，因此理宗亲政之后立即表现出一种惟我独尊的基本态势是不奇怪的。在朝野舆论的影响下，天子甚至于一度对朝堂宰执们持有一种强烈的怀疑态度，表现在用人方面，往往是除擢既骤，去之亦亟，任之不专，信之不笃。可见，帝国的制度不能保证折中妥协这一根本政治目标的实现，权归人主就很难做到政出中书，反之亦然。
郑清之这位史弥远操纵废立的帮凶和天子藩邸时的老师，是理宗亲临朝政之后的第一位宰相，他响应了天子更化政治的号召，以廉俭清明的作风独树一帜，并召回了真德秀、魏了翁、崔与之、徐侨、尤焴、游似、洪咨夔、杜范等一批老成持重之士，一度使天下翕然相望。然而维新之象并没有持续多久，自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五月真德秀去世，十二月魏了翁出朝后，这一大批正直之士又被轻易黜去。走马转蓬的朝廷宰执们相互之间门派林立，议论纷纭，而全无实效。在这种情形下，即使圣明天子扬廷出令，震撼海宇，又有何用？
短短七八年里，天下已经大变。绍定五年（公元1232年）年底，帝国与蒙古达成协议联合攻金，终于使金国土崩瓦解。先是蒙古军在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正月攻克汴梁，接着宋军于这年四月大败西逃的金军残余，收复邓、唐数州。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正月，宋、蒙两军合攻中原腹地蔡州，金室最后两位皇帝一无奈自杀，一死于敌军，金国灭亡。历史惊人的相似，正如真德秀所预见的那样，与宣和末年联金灭辽后极为相同的问题又一次摆在了帝国政府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