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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内特公司内部，我成功地消除了肤色和性别之间的差别，但是对于其他媒体大腕，我能够产生的影响还是很小。
在美国报业出版人协会，我当了14年的会长，之后又是主席和总裁，那个机构是报业组织的最高机关。
1968年加入董事会的时候，那个机构全都是男性和白人构成的。等我升到官员级别并且能够影响或控制人事任命过程的时候，有3位女性出版人被选为这个协会的董事。
第一位是《华盛顿邮报》的凯伊·格雷汉姆。我经过一番运作后使她进入有利地位，使她成为美国报业出版人协会的第一位女性董事长和总裁。
作为这个协会的负责人，尽管凯伊的工作做得不错，但她本来应该为别的女性做更多工作的，她本人的领导范例就足够有说服力了。结果却不然，她的男性同事都返归传统，她纵容他们那么做。从那以后，美国报业出版人协会再没有选出过女性高层管理人员。
一般来说，新闻记者和编辑人员道理讲得比谁都好，但总是没有合适的行为加以印证。在男女机会均等方面肯定是这样的，有很多人事进展方面的事情都是法庭诉讼的结果，而不是眼光远大的领导层主动所为。
让说教者羞耻的事情
最近几年，一些媒体所采取的规模最大的行动却因为做了正确的事情而被人起诉，因而遭受羞辱。
？《纽约每日新闻》被裁定有针对黑人记者和编辑的种族歧视行为。据说裁定的结果是赔偿310万美元。
？美联社因为针对黑人、西班牙人后裔和妇女采取的种族歧视政策而受到200万美元的惩罚。
？《纽约时报》支付了65万美元来解决一起歧视案件。
？《华盛顿邮报》被行业协会罚款，因为他们涉嫌“根据种族和性别进行薪资歧视”。本书付梓过程中，这个案件还搁置在华盛顿特区的人权办公室里。
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是，有些媒体口若悬河地进行宣传，对自己的员工却那么保守。
迟至1989年春季，《华盛顿邮报》的资深编辑本·布拉德利和他以前的党羽及当时任《洛杉矶时报》编辑的谢尔比·柯菲还在“女性、男性及媒体”的一次大会上当众发怒。他们的态度是：“那又怎么样？”
同一天晚上，大会安排贝蒂·弗里德曼和我本人进行所谓的观点之争。结果答辩讨论变成了一场联谊聚会。回答问题的时候，我的发言与当天早些时候布拉德利的大男子主义和傲慢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此后不久，怒气冲冲的布拉德利对《今日美国》的编辑部主任约翰·塞根哈勒说：“此事我一定得整一整纽哈斯。我一定得治治他！”
这有什么新鲜的？我以前把那个婊子养的甩到一边去过，以后还会再次弄翻他。
加内特公司在男女机会均等方面所做的工作，都应该归功于我的很多同仁，他们相信应该这么做，跟我的观点是一样的。他们始终一贯地执行着这样的政策。
但是，当涉及重大目标时，我总是身体力行，自己去当挖墙脚者。我挖到的两个重要人物是：
？前第一夫人罗萨琳·卡特，她担任了我们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卡茜·布莱克，她是鲁帕特·默多克办的《纽约》杂志的前出版人，她后来担任《今日美国》的出版人，并且担任了加内特公司董事会的董事。
吉米·卡特总统刚刚离开白宫，我就开始去找罗萨琳·卡特。最开始我去佐治亚州的普雷因斯市拜访卡特夫妇。之后不久，我邀请吉米·卡特夫妇作为特邀嘉宾出席我们在亚特兰大市召开董事会议时举行的午餐会，她给各位董事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3年8月，我第二次拜访吉米·卡特夫妇，但她还是在拖我。
卡特总统说，如果她决定加入我们公司的董事会，他会不胜荣幸，但此事得由她本人作决定。
还需要有人站在加内特公司的立场上去做些游说工作。当天晚上，我给伯特·兰斯打电话，他是卡特以前的预算主管，到现在仍然是吉米一家的密友。我请他说服罗萨琳接受我的邀请：“这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使一直处在舆论对立面的卡特周围的人表达出他们的观点。”
兰斯很热情地接受了这个观点。
“我今晚就跟她打电话。我会告诉她说，如果这是《华盛顿邮报》或者《纽约时报》，那我就不会跟她提起此事。但是，这个加内特公司是一家全部由美国人组成的公司，全美公司。”
第二天，卡特总统把电话打到我在纽约的办公室。
“这是罗萨琳·卡特的秘书，”卡特总统说，“她希望跟你谈话。”
她接受了，从那以后，她一直都是加内特公司工作勤奋、积极参与的董事之一。她以前在卡特家的花生农场当过簿记员，有商业眼光，她的白宫政治视角和私房话都是巨大的资产。
宣布她为公司董事之一的时候，一名来自《华盛顿邮报》的记者问：“你们为什么不邀请卡特总统本人？”
“如果邀请卡特总统本人，那我们的董事会就会又多出一名男性白人。我们已经有很多这样的董事了。”我这么嘲弄记者。
大男子信使没有成功
征服卡茜·布莱克同样不容易。
布莱克在麦迪逊大街上有很高的名望，是出版业最好的女性推销者。麦迪逊大街上的大部分人仍然坚持男女有别的思想。我觉得她是最好的，就是这样。
她最初在《假日》杂志做广告，《女士》杂志创办之后，她又加入了这家杂志。在《圣弗朗西斯科》杂志工作了一阵子后，她加入了《纽约》杂志，一路升到出版人的职位，直到鲁帕特·默多克收购该杂志为止。
1982年夏季，我们开始对布莱克展开攻势，当时我们正在网罗《今日美国》的人才。但是，我犯了一个错误，派一个大男子气的人去见她，是《今日美国》的总裁菲尔·吉亚兰拉，还有高级主管文斯·斯佩佐罗。
他们拿主管广告的副总裁这个职位来试探她，他们回来报告说她没有兴趣。的确，她是没有兴趣，她觉得自己比他们两个人都强，因此不愿意在那两个人手下干活。
实际上，她小瞧了那两个人，他们也小瞧了她。特别是斯佩佐罗，他是一位多面手，跟男性和女性都合得来。
吉亚兰拉当时是《今日美国》的总裁，他跟顶层女性不太容易合得来。跟许多男性一样，他只是不明白应该如何跟她们相处而已。结果，他一般总会犯大部分男性高级业务主管同样的错误：
？ 要么溺爱或纵容女性。
？ 要么拿她们当女奴对待。
当然，答案是非常简单的：男性高级主管应该拿女性当同事、当人看待；应该为她们提供同样的机会，要求得到同样的结果，给她们同样的回报；做得好就表扬她们，表现不好就踢她们的屁股。
一年之后，我就是这么向卡茜·布莱克许诺的，说她将会得到这样的待遇。当时我已经意识到，我们极需要她这样的人，因此就亲自去跟她做工作。我也的确就是这么对待她的，有几次我当真狠狠批评过她，多少让她有些失望。
玛德琳·简宁斯安排了我与布莱克的第一次见面。见面之前，我尽量多了解她，从职业和个人生活两个方面掌握了她的情况。
她的销售推广工作做得极好，也有积极的世界观。给人留下很好的个人印象，是个金发碧眼的漂亮女人，有一点喜欢炫耀自己。她刚刚再婚。新丈夫汤姆·哈维是一位律师，为联邦政府工作。他们属于“牛郎织女”式的婚姻，一个在纽约，一个在华盛顿，各自在两个城市有自己的房子。
在《纽约》杂志社，布莱克一直做到了顶层，结果感到不顺畅，默多克并不想在杂志上做到更大。麦迪逊大街上一家大型广告公司跟她谈过，想让她过去做顶层的工作，她也正在加以考虑。
简短地说，从个人生活和职业两个方面，布莱克都在重新估量自己的价值，这正是理想的游说时机。
一开始，我们双方都以低调方式彼此试探。
在四季餐厅进晚餐，在沃尔多夫大楼的套间喝鸡尾酒，我们都简单地谈到不断成长的加内特公司的高层销售执行的工作，如果她能够接受销售总管的职位，我们保证，我们提供的补偿一定会超过她当时拿到的很低的6位数。
第三次见面的时候，她说她和汤姆将在周末去康涅狄格州雷克威尔的别墅度周末，并且会在那里谈到他们的未来计划。
会面之后我打电话给玛德琳：“为了让卡茜度周末假期的时候认真考虑加内特公司，我可以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玛德琳跟卡茜有过谈话，因此知道她在乡下度假的时候，很喜欢亲自动手做饭。还知道卡茜会在索荷大楼一个很别致的美食店挑选杂货。
豪华轿车送来蒲式篮
我们做好安排，让那个店子准备好一大篮子草药和其他奇妙的调味品，据说都是卡茜最喜欢的，篮子中间还插着一瓶多姆佩良香槟。星期六晚上，我在纽约的司机开着豪华车把篮子送到了康乃狄格州她的别墅。
篮子上还有一张纸条：“跟你的小伙子度一段愉快的时光。我希望你能够考虑一下加内特公司。我们下周接着谈吧。”
当时我想，如果能够给她提出合适的条件，她有可能答应我们的要求。但是，我们得定出比一年以前更高的要求。
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五，我们接着在沃尔多夫大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