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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迪夫拿到备忘录后打来电话：“嗨，也许你是对的。但是，我希望称呼我为弗里德曼先生，而不是斯迪夫。”他总说俏皮话，他总在关心自己的名声，从来都不理解别人的意思。
弗里德曼明显长于管理已经存在的东西，但对新事物却不能适应。因为他在国家广播公司“今日”节目中的成功，他就相信自己真是名副其实的天才，结果不是。
再见，斯迪夫
最后，丁克尔让弗里德曼和他别出心裁的管理风格一起走人。我们拿出一个大价钱来分手：约100万美元。斯迪夫自由了，他可以去干自己认为是天才干的任何一件事情。
由于我们已经显出笨拙的样子，结果丁克尔、克雷和我达成一致，由加内特公司对《今日美国》电视节目进行控制。约翰·奎因当时是报纸的总编，他也参加了这项拯救行动。
这样一来，丁克尔就可以一门心思去弄他西边的GTG了。
虽然GTG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头三个电视节目失败了，但是，第四个节目《护滩使者》却引起广泛注意，并且被搬到了国家广播公司1989年黄金季节的黄金时间段里播出。
在电视剧制作当中，所有者只需要在5个左右的节目当中成功一个就可以翻身了。因此，丁克尔的风格有足够多的时间来翻身。
《今日美国》电视节目在斯迪夫离开后继续进行，消除了原来的管理混乱，去除了原来节目中不合适的内容，使其得到挽救，不然最初几个月就有可能夭折，这个节目更多地反应了报纸明亮、轻快和乐观的基调。
无论输赢，那个节目展现出来的新的领导风范看来正在起作用，它体现了我作为董事会主席退休之前最后说出来的警句和明示，哪怕说得有些晚：
“宁可让我们为之自豪的节目失败，也不要因为想在得奖游戏中获胜而使我们为之感到羞愧。”
这期间，加内特董事会和新的一届领导层已经显示出，他们有耐心，也有很深的钱袋子，这通常是获胜的优良组合。
有话直说：过早缩减新投资的损失无异于自割喉咙。
善待女性与少数团体
因为开国之父中没有黑人，也没有妇女……对这两种人来说都是不幸之事。
──纽约州前美国众议院议员谢雷·克里斯霍尔姆
我们现在的一切都是儿时造就的，假如我们留心观察的话。
童年有欢乐，也有伤害；有它的战斗，也有战斗留下的伤痕；有它的爱，也有它的艰辛；有它得胜的时候，也有它失败的时候。
童年的一切都像丝线一样织入成人时期的性格。
它们构成我们成功的秘密，也构成失败的秘密。
童年生活形成了我们生活实践的哲学基础。
我早年就已经得到了偏见和固执的教训。
12岁的时候，我开始明白歧视的巨大痛苦和不公。
我看见自己的母亲工作更长时间，干更累的活，但是，得到的报酬却更少，她是为了养活两个儿子，但一家之长偏偏都是男人。
我小的时候护着母亲，因此打小就一股怒气，成人之后就把这股怒气发泄到与所有形式的偏见作斗争中。我坚信，对待所有人都应该平等，而不仅仅是那些有能力控制它的人。
作为一个聪明的学生，我又以另外一种方式吸取了终生的教训。
我利用媒体的力量支持自己的朋友，打击自己的敌人，我一直很喜欢这种方式，因为它是古老而受人尊敬的一门艺术。
很好玩，很刺激，但完全是不公的。
那件事情发生得很早，因此就能够想办法纠正自己的行为，从而使我把全部职业生涯都投入到一项活动中去，那就是要与自己小时候干过的带有偏见的新闻报道行为作斗争。
我到现在还在努力，要把自己的教训告诉我的一些同事，因为他们还在搞那些“圣屎”新闻。
有朝一日，他们也会成长的。
我希望我们活在人世的时候，不要看到一件事情发展到报纸上所描述的那般糟糕的程度。
──威尔·罗杰斯
一、善待女性与少数团体
艾尔·纽哈斯给20世纪80年代的“机会”一词赋予了新的意义。
──罗萨琳·卡特，
前美国第一夫人
我小的时候在南达科他州长大，当时，没有人会因为性别歧视而感到羞耻，就连联邦政府也公开搞性别歧视。
弗兰克林·迪兰诺·罗斯福总统建立了劳动进步管理局，目的是要为大萧条时期找不到工作的人提供挣面包钱的机会。那个劳动进步管理局公开张贴如下报酬标准：
？男人──每日5美元。
？妇女──每日3美元。
在南达科他州我生活的那个地区，劳动进步管理局的老板甚至走得更远，他们根本就不聘用妇女。
我母亲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受性别歧视之害的妇女。
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偷懒的男人靠在劳动进步管理局为他们提供的铁锹上混日子，每天也拿5美元。而我母亲却只能去当洗碗工，每星期劳动6天，从早晨6点一直干到下午5点，每天只有1美元，晚饭之后还得替人洗衣服。
南达科他州看上去也许不像是性别歧视或种族歧视的基地，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这两种歧视都存在着。当时之所以没有引起别人注意，不像种族歧视情况十分严重的南部省份，那是因为南达科他州人口很少，受害者也不尽相同。
在南方，许多白人的誓言是要让“有色人种”留在种植园里。在南达科他州，主要目的是要把印第安人圈在保留区内。
而妇女的地位就是留在家里。
那样的生活，那样的时代，在我心里播下了种子，我发誓将来一定要努力根除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有朝一日，一定要以某种方式办到。因此：
？还是南达科他州的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就已经成为一名平等主义者。
？20多岁和30多岁当记者和编辑的时候成为一名布道者。
？在40多岁到60多岁的20多年时间里，我是加内特公司和《今日美国》的负责人，这期间一直都在当使徒。
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我和加内特公司一直都因为雇佣、培训和宣传妇女以及少数民族而广受赞誉，成为媒体业界内这方面的领导者。
我母亲86岁去世，此前，我已经告诉过她，这一切奖励都属于她。
除非当老板的人真相信、真宣传、真实践，否则，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私人公司，任何一家组织都不可能实施男女机会均等。
一开始，哪怕只是宣传男女机会均等的事情，媒体业的白人男性都会提出反对意见。
哪怕是现在，实践男女机会均等的时候，仍然会遇到一些白人男性决策者设置的障碍。而且，不幸的是，还有一些女性高级主管也这么做，她们宁可当象征性的明星也不肯帮助别的妇女升到顶层。
我刚刚到加内特公司就开始严肃认真地开始了这样的宣传活动，并且跟业内一些老家伙开始干仗。在加内特公司内外，我都在做这样的宣传：“我们的领导能力应该体现在我们的读者对象上。”
下面是我1969年在密苏里大学对全国女性记者们所说的一些话：
“你们都是有天才的人，为什么竟然会有那么多人容忍所从事的职业中根本就不存在升迁的机会？
“你们当中应该有更多的人做好准备，把自己的眼光定在出版人、编辑、广播电台的管理人等目标上。在这一类的工作当中，所谓‘仅供男士’的牌子早该摘下来了。”
目标要定得高，声音要压得小
1970年，在新奥尔良召开的全国报业妇女联合会上，我说的话是这样的：“报纸业顶层的男性太多了，对此，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应该负责任。”还指出媒体当中的妇女分下述三种情况：
？现代的女权主义者和持温和态度的女性希望成为社会的一部分，与男子处在同一水平上。这种情况很好，你们必须要带头。
？激进的极端主义者希望从妇女当前的状况和社会情形中逃脱出来。这种情况不好，你们应该压低自己的声音，提高自己的目标。
？还有一些妇女根本就不想升到顶层。她们常常会贬低女性领袖，说她们“是从床上升到那个地位的”。说这话的妇女才应该留在床上，或者圈在厨房里。
我还为其他人留下了机会，让她们也来宣传这项事业。
1970年，作为纽约州出版人协会的会长，我邀请女权主义者格罗丽亚·斯坦因出席我们在雷克普拉西得召开的会议，并作了主题发言，我请她有话直说，她也照办，话说得幽默，也有力。
在回答期间，纽约《罗马哨兵日报》的出版人乔治·沃特斯表达了很多老派男士的感情，他以挑衅的口吻挑战斯坦因：“像我本人这样的白人男性出版人为什么必须要支持你们女权主义运动呢？”
斯坦因是这么反击他的：“因为你们会操得更多，也更喜欢操！”
一些男人在窃笑。但是，后来发生在酒吧间的谈话明显指明，他们更喜欢妇女顺从而不是太要强──在办公室和在卧室都是这样。
18年后，我又对那个出版人社团发表演讲，还是这位乔治·沃特斯，他站起来提出一个问题。我打断了他：“乔治，上次格罗丽亚·斯坦因在这里给你提了一个建议，你照办了吗？”
这次是他窃笑了，神经很是紧张。后来，他妻子谢莉很自豪地对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