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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景点恢复，我想最重要的是别忘了盖一座小酒馆（哪怕简陋如七十年代的防震棚），而且一定要挂上宋朝的酒旗
。不用大兴土木，有此足矣。这样，景阳岗就是景阳岗了。与此类似的例子还有酒肉和尚鲁智深醉打山门、红脸关公温酒斩华雄……
酒与美女也结有不解之缘，譬如贵妃醉酒的京剧，好多人爱看，梅兰芳还亲自演过。我在这里，想说说酒与文人的关系。李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使酒这世俗饮品，和诗乃至和浪漫主义一下子拉近了距离。“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的诗与李白在伯仲之间，只是酒量肯定不如李白，但是他在《饮中八仙歌》中对李白的描绘，则使李白在纸上活了下来。李白自己也写过“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或“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前者的飘逸，后者的慷慨，多好啊！李白诗中提及酒的篇目太多，若全删去的话，李白就单薄了。李白若不写诗，他就不是李白了。我们会问：李白是谁？同样，李白若不饮酒，他也不是李白了，他顶多只算李白的一半。酒才是能使李白俯首称臣的无冕君王，仗着醉意，他敢于顶撞人间的皇帝。“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李白用信手涂抹的诗稿换酒，这可是一张张在世俗银行里找不开零头的大票面呀。酒徒可分为仙与鬼两个档次，和李白的衣袂飘然相比，我辈真无法羽化登仙，只配在昏暗的街灯下摇摇晃晃做酒鬼罢了。半斤二锅头或许会鼓舞我们笑容可掬地追追花姑娘，却绝对没胆量跟单位里大权在握的顶头上司较劲。小公务员的酒量，和诗人的酒量，区别就在这里。
曹操与刘备，曾经青梅煮酒。曹操佯装醺醉，偶尔露峥嵘，一语道破，石破天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古人聚饮讲究行酒令，但这恐怕是全世界最具霸气的酒令了，蔑视列强，又暗藏杀机。至少比和平年代的所谓“祝您健康（或发财）”、“生日快乐”之类硬朗千百倍。小小的一句酒令，震破了历史的耳膜，把一整部《三国演义》撞击得嗡嗡作响。我在这篇谈文人与酒的文章里举曹操的例子，或许不合适。但曹操并非完全是赳赳武夫，他至少也算个文人，他横槊赋诗，尚且有过“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抑或“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之类佳句，足以提供给时下某些酒厂做广告词了。
鲁迅写过一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标题太长，而且拗口，但毕竟出现了一个酒字。看来酒对中国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魏晋风度，不无影响。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有竹林七贤，这七位名士似乎都是酒徒，最著名的有嵇康、阮籍，还有刘伶。他们喝酒可不是浅斟低酌、轻歌慢舞，而追求酩酊大醉、放浪形骸———这简直属于醉生梦死的境界了。刘伶文雅的时候，还写过一篇《酒德颂》，视酒若宗教，顶礼膜拜。而阮籍则经常大醉之际独驾出游，穷途而哭。那时代若有交通警察的话，一定会作为“酒后开车”处以罚款甚而扣了他的“本子”（驾驶执照）。魏晋南北朝的政治，近似于欧洲的中世纪，属带有恐怖色彩的黑暗年代，借酒浇愁犹如抽刀断水，令我洞察到自古有之的文人的寂寞。酒作为文人的寂寞的饰物，是其灵魂的短暂安慰者。
酒出现在宋词里，不见得比唐诗里少。苏东坡“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高姿态，恐怕已构成中秋节或月亮的审美符号，辛弃疾更是“醉里挑灯看剑”，诗人在烛光下把玩冷兵器，和武士关羽在夜营帐篷里读《论语》，具有同样的反差。酒并非豪放派的专利，婉约派也不可一日无此君，柳永如痴人说梦般自问自答：“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甚至绿肥红瘦的女流李清照也有“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的慵倦时候。陆游虽属豪放派，但一句“红酥手，黄滕酒”，刻骨铭心的温柔。我至今没弄懂黄滕酒是怎样一种品牌。潜意识里已将之视若爱情的商标，爱情的别称。源远流长，人世间有多少红男绿女被其醉倒过？
葡萄美酒夜光杯，我几乎要怀疑没有酒便没有诗、没有文学了———这种设想肯定是偏颇的。但这种不成立的设想反过来也说明酒确实给文学增添了魅力，不是吗？酒持有任何社会阶层的通行证，对文人亦不例外。文人的酒瘾，既俗且雅，大俗而后大雅，这使其与平庸的酒徒区别开来。文人若烟酒不沾、清醒理智，那可能有洁癖了———激情才是文人精神中的火药、血液里的酒精。毛泽东有一半身份应该是诗人，他既谴责过“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也同样憧憬过月亮上不散的宴席：“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我对酒是有感情的。否则我干嘛要写这篇文章呢？在大风起兮的北京城里，喝二锅头，读圣贤书———构成我整个青春的忠实写照。红星牌二锅头，涨价前每瓶只值二块四毛钱，它就和老舍的小说一样，是我印象中北京的平民生活，是我心目中平民化的北京。老北京。正宗的老北京。喝二锅头要选择地点，要在陈旧低矮的老式四合院里，才能品出沧桑的感觉；若是在高楼上、在灯火通明的星级饭店里喝，味道就变了，姿态也显得做作。
酒（2）
我最向往的城市是西安。我梦见过西安，也去过西安。我去过西安，是在无数次梦见它之后。我在西安最大的收获是喝到了当地特产的稠酒：糯米酿制，色泽乳白，微甜，需装进铜壶在炉上温了喝，满屋喷香。据说汉唐时饮用的都是这种粗糙、浑朴、未经再加工的米酒。也就是说，李白喝的也是这种古老的酒。或者说得更玄妙点，这种酒正是李白写诗的助手。不断深化的联想使我激动起来。窗外的松涛如同一位仙风道骨的老者对我耳语：将进酒、杯莫停……哦，这唐朝的松涛！
酒使文人忘掉了许多事情，也记住了许多事情。我去城南的蒲黄榆采访了汪曾祺，听他说起半个世纪前和沈从文的师生情谊。他没回忆更多，只吐露了一次喝酒的经历。这个细节后来被他写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的结尾处：“有一次我和他上街闲逛，到玉溪街，他在一个米线摊上要了一盘凉鸡，还到附近茶馆里借了一个盖碗，打了一碗酒。他用碗盖子喝了一点，其余的都叫我一个人喝了。”然后他感叹一声，“沈先生在西南联大是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一晃，四十多年了！”文章便完了。四十多年了，他还记得沈先生点的下酒菜。四十多年了，那碗酒还供奉在他的记忆里，碗是满的。
诗人与酒
诗人们聚会，大抵是要喝酒的———也算是继承李白的遗传。不仅喝酒，而且谈酒———似乎比谈诗还要激动。许多酒后的狂言可圈可点，显醉意也显才情。在场的我听到总默记于心，觉得若这么说完就完了挺浪费的（就像酒精蒸发到空气中），记录下来该多有意思啊，于是无形中成了酒会的秘书。这说明我算是滥竽充数。我是很少醉倒沙场的：并不因为酒量大，而是每每在醉的边缘总下意识地踩刹车了———嘎然而止，想多劝自己几杯都没有用。也许是性格过于清醒吧。从这点看，我不太像个诗人，更适合做哲学家。我曾一脸苦恼地
吐露这个苦衷：看来我要使自己醉倒，光靠酒还不行———我心太软，除非打麻药，才能倒也。朋友们借我的妙语又干了一杯：没准你即使被麻倒了，头脑还转得飞快呢。他们总奋不顾身地追求醉的境界———被描绘得跟个小天堂似的。跟他们在一起喝酒，我老觉得自己会像中途变节的叛徒———如同最先在梁山泊落草的王纶，属于一百零八将之外多余的人。这班写诗的朋友，可个个都是酒的忠臣啊。譬如找话题下酒，阿坚就问圆桌边的每个人：此生已醉过多少次———并申明以吐为衡量标准。轮到张弛了，张弛心算良久，最终沮丧地说：实在数不清了。阿坚狡黠地一笑：既然你记不清吐过多少次了，那么你就说说有多少次没吐吧。张弛中计了：你这么一说，就很好统计了，屈指可数吧。
张弛是个逢酒必醉的人———拦也拦不住。他的酒量是有弹性的，跟他的经济状况有关。他做生意发了，就请大家喝洋酒，他一人喝了一瓶还能硬撑着，直到亲自动手开了第二瓶，才扑通一声从椅子上滑下来，口若悬河。一觉醒来又喊起了“拿酒来”的口号。他说：喊这个口号时很痛快———终于明白烈士就义前为啥要喊口号了。他不怕醉，就怕不醉———欲醉不醉对于他反而难受得多，那简直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啊。在条件不许可的情况下，他有许多制造醉的土办法（属于出奇制胜）。譬如有一次买卖赔了，和李大卫、黄燎原凑在一块只找出四块钱，在大排档坐下，没敢点菜，只叫了两瓶燕京啤酒，又叫老板找三只喝白酒的那种五钱的小酒蛊。三人就你敬我一杯我回你一杯地悠着喝，感觉良好：终于又有酒喝了。边喝边聊，两瓶啤酒也顶了三小时，而且结果很出人意料：“三人都幸福地醉了”（这是张弛的原话）。这三个形式主义者，居然用啤酒创造出白酒的效果。张弛回首这番往事很得意（像个作弊中举的考生）：仿佛不是被酒欺骗了，而是合伙把酒给欺骗了———或者说，成功地自己把自己给骗了。所谓的醉，其实就是一场巧妙而幸福的骗局。欲醉不能，会像试放卫星失败了一样颓唐。
阿坚写东西需要以酒作燃料的，就像开汽车需要加油。而且作品的质量跟酒的度数有关系，度数高点水平就高点。他写诗时一般自斟自饮白酒（够下血本的），为稻粱谋给报纸副刊写随笔则以啤酒应付了事，所以他的随笔较平淡而诗中则不乏神来之笔———我甚至能从不同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