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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试验那天，巴斯德应战准时在科学院委员会做了试验。可是布歇等却吓得 没敢到场。于是委员会作出了赞同巴斯德意见的决定。
细菌致病理论和消毒法的问世与法国医学界的冷谈、攻击
巴斯德是一个对人民具有高度责任感的科学家。为挽救法国的酿酒业和养蚕业， 他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从这些应用研究中，巴斯德发现了一条重大原理：在每 一情况下，病都来自有毒和微生物或细菌。由此，他自然地联想到微生物和人类疾 病的关系，联想到法国医院的现实。
当时， 在巴黎的产科医院里，产妇死于产褥热者高达1／19；1864年，仅在巴 黎产科医院就造成300多名产妇的死亡； 产科医院被称为犯罪之家。外科手术的死 亡率高达20％－30％，甚至50％－60％。
面对这样的状况，巴斯德感到自己责无旁贷。他决心迅速越过对医学无知的障 碍，拯救同胞于危难之中，尽管他观手术而心悸，见尸体而惊怖，睹脓血而恶心， 但仍继续深入医院，带领助手进行试验研究。结果发现，造成人类疾病的也是微生 物。
在法国医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巴斯德提出了细菌致病理论。他说：“开刀的伤 口暴露在千百万细菌的面前。这些细菌存在于空气中、手术医生的手上、洗涤伤口 的海绵上、接触伤口的刀具上以及复盖伤口的纱布上”。在科学院的几次会议上， 巴斯德还建议外科医生将他们的手术器械在火陷上烧一下再使用。对于这些，法国 医学会的一些老医生们总是报以不信任的大笑，连摇头，然后继续他们的老一套。
巴斯德的建议虽遭到了本国医学界的忽视，但却引起了英国外科医生李斯特的 重视。李斯特将巴斯德的细菌致病理论运用于外科临床，实行石炭酸消毒法，取得 了很大成功。
尽管如此，法国医学会的外科专家们仍然不理会李斯特的经验，照旧反对细菌 致病理论。他们的理由是：“它是一个新的观念，因此，也就是一个糟糕的观念”。 法国的产科医生们仍继续讲他们的错误的产褥热形成理论。
面对医学界的顽固反对，巴斯德继续宣传细菌致病学说。有一天，在科学院， 一位医学会会员向同行们用有关产褥热问题的报告。当报告人一一列举可能的病因 时，巴斯德从后排站了起来，当即驳斥说：“胡说八道！产褥热完全不是由你提到 的那些东西引起的，医生和护士才是应该负责的人。他们把微生物从一个受感染的 病人带给了另一个未受感染的病人，从而造成了很多母亲的死亡”。被激怒的演讲 者以攻为守，讽刺地问：“那么请你讲一讲，你说的那种微生物又是什么样子？” 于是， 巴斯德走上讲台， 在黑板上迅速地勾画出一个念珠状的图形，告诉听众： “看，这就产它的样子”。会场顿时沸腾起来。年老的医生大骂：“巴斯德是捣乱 分子、客串的外行、对医学一无所知的门外汉，最好还是搞他的化学药品和瓶瓶罐 罐去吧”。
尽管顽固派们继续反对细菌致病理论和蒸煮加热消毒法，但年轻的医生却逐渐 地接受了巴斯德的一套新观念，并将其付诸于医疗实践，医院不再是殡仪馆的前厅 了。
围绕免疫学说的斗争
从1878年起，巴斯德和他的助手们又冲向了防治牛羊炭疽病和鸡霍乱的新战场。 经过三年的实验研究，巴斯德提出了他的弱毒免疫理论，并开始用疫苗防治畜禽疾 病。
这一理论的提出，又一次触怒了医学界和兽医学界的顽固派。于是又展开了一 场长达六年之久的惊人的激烈斗争。
一天，在医学会会议上，巴斯德谈起了自己关于免疫的发现，好心好意地告诉 医生们，他证明了詹纳在天花上未能做到的一点，就是杀害动物的微生物正是保护 动物不死的微生物。对巴斯德自以为比詹纳高明，老派医生们大为恼怒。八十多岁 的著名外科医生儒尔士。奎茵（一译盖朗）尤其冷嘲热讽。巴斯德当即反击，斥责 奎茵的一次得意手术毫无意义。于是，恼羞成怒的奎茵离开座位，对准60岁的巴斯 德一拳打去。在场的其他医生连忙跑来劝阻，才制止了双方的拳斗。第二天，奎茵 又向巴斯德提出决斗，妄图以拳打脚踢和头破血流来解决真理问题。巴斯德退还了 他的挑战书，告诉来使：“我的职业是医病，不是杀人”。
巴斯德的免疫理论和医疗措施也触怒了兽医学界。一天，在默伦农学会，著名 兽医兼兽医杂志编辑罗星约尔心怀叵测地要农会会提供经费和牛羊，让巴斯德作公 天试验。，妄图借此使巴斯德身败名裂。巴斯德毫不疑心，于5月5日至6月2日在默 伦的普伊勒福尔农场，与助手一起进行了公开试验。6月2日的最后结果是：接种过 的一组牛羊或吃食、或跳跃，情况良好；而没有接种过的一组牛羊中22头已经死去， 剩下的2头显出炭疽杆菌病特有的症状。 泰晤士报记者称：普伊勒福尔实验是一次 十会十美的空前的成功。反对派被迫认输。如兽医比俄，原是一个最尖酸刻薄、主 张引巴斯德上当的人。在最后一只未经接种的羊快死时，他奔向巴斯德：“巴斯德 先生，用你的菌苗给我接种吧就像你对这些你曾如此神妙地救它们性命的羊一 样——然后我愿让你注射最毒的毒菌！人人都必须深信这个奇妙的发现呀！”
经验与教益
如上所术，巴斯德一生做出了许多重大发现，一再遭到科学界一些人的怀疑， 抵制和反对。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是由于科学发现本身的革命性和科学界的保守性之间的矛盾造成的。1888 年11月14日在庆祝巴斯德研究所落成大会上，会议秘书曾指出：“巴斯德先生是一 位革新家”。“他对于发酵，对于极细小的微生物，对于传染病的原因，以及对于 这些疾病的预防接种所做出的发现，对生物化学、兽医学和医学来说并非一般性的 进展，而是完全的革命”。面对推翻旧理论的革命性发现，一些长期受旧理论熏染 的科学家，当然不会接受，必然下意识地拿起旧理论向新发现进行抗争。正因为如 此，其中年龄愈大、受旧理论影响愈深者，对新发现的抵制也就愈烈。例如对细菌 致病理论，老年医生多半是反对者；而年轻医生则往往是拥护者，朱伯特、鲁和张 伯兰等，还成了巴斯德的得力助手。当然，在革命性的发现面前，年龄大小并不是 决定科学家态度的唯一因素。一般说来，科学家是尊重实验事实的。只要一个人的 发现能为许多人，特别是怀疑者本人的实验所重复，怀疑者就会由怀疑变为相信、 由反对转为拥护。例如毕奥态度的转变、李斯特的热烈拥护等，都是如此；而法国 的博物学家们从来不做什么实验，完全以旧理论作为衡量真理和谬误的标准，因而 很自然地成为新理论的反对者。
其次巴斯德在生物学方面的发现所以屡遭抵制，还因为职业专门化和科学分工 造成的局限性。巴斯德原是个化学家，对生的学、医学本来一窍不通。这样，生物、 医学界的人们往往把他看成外行，不相信他有解决生物、医学问题的能力。一般人 也往往这样看。例如当巴斯德研究蚕病开初进不大时，蚕农们就曾抱怨说，防止蚕 病的事，化学家懂吗？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内行们又往往把自己的研究领域看 成是只共他们狩猎的围场，而将他人的进入看作是一种非法的进犯行为。对进犯者， 他们当然要加以反对；进犯者的猎物当然更得不到公正的评价了。殊不知，在19世 纪像巴斯德这样的化学家研究生物学问题，正是适应了学科之间相互移植和渗透的 客观要求。巴斯德的成功本质上是这一客观趋势的必然结果。当时的化学已成为一 门实验科学，而生物学还停留在描述性阶段，巴斯德操起化学的实验方法和工具， 潜心地研究生物学问题，从而揭示出一个又一个从未见过的现象，提了一个又一个 新见解，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巴斯德遭逢的怀疑和抵制往往达到激化程度，这与他的气质有很大关系。 贝弗里奇曾指出：“新发现所引起的纷争有时因发现者的人品而变本加厉。作出新 发现的人往往不会也不善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他们略微圆通一些，麻烦 也就少得多”。这点在巴斯德身上表现的特别明显。巴斯德具有艺术家和诗人的气 质，喜欢激动。这样，在遭到他人反对时，就往往不够冷静、耐心，说出一些带有 刺激性的话语。例如由于揭了博物学家不会做实验的短处，加剧了博物学家对他的 反对；由于他当众斥责奎茵的外科手术，导致奎茵采取了粗野行动。而对自己，他 又往往不太廉逊，或说自己的发现超过了历史上某位著名人物，或将几位德高望重 的科学家对他的赞美之词引用于演讲中，发表于文章内。这也刺激了科学界的反对 派。克鲁伊夫曾指出：巴斯德之所以树敌，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的怒气冲冲、鲁莽 从事的挑衅神气”。
第四，巴斯德的发现受到抵制也与他的科研方法的特点有关系。巴斯德具有丰 富的创造性想象力。从一个偶然的或有限的事实中，他往往便能悟出事物的真谛， 做出正确的猜想。他说过：“如果有人对我说，在做出这些结论时我超越了事实， 我就回答说：”是的，我确是常常置身于不能严格证明的设想之中。但这就是我观 察事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