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收有《初恋的我》、《我与商务》、《我所知道的陈独秀》等。1932 年8 月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科小丛书”里，又有他编写的一本《莎士比亚》。关
于谈书的书。他先后出版了两本，一种是《书书书》（见图74）， 1944 年
5 月上海中华日报社出版；一种是《版本与书籍》，1945 年8 月上海知行出
版社出版。前者收书话四十篇，作者在《自序》里说，书名原拟以《××读
书志》为题，“后见其中所包含者，‘闲’书过多，‘正’书过少，未免太
偏，故改用今名”。书中有谈孤本词曲小说者，也有泛谈版本及访书经验的
篇章。后者收书话二十六篇，其中有《稀见小说五十种》、《稀见译本小说》
等，又有《书能治病》、《古书的研究》、《申市过去的西书店摊》、《民
卅一的书荒》等。他在本书《自序》里，大谈藏善本书可以“增价”之道，
稍嫌过分，因此从他大量收藏性书和撰写的书话内容来说，有的格调不高，
这与他同时代的藏书家相比未免大为失色。
《书书书》和《版本与书籍》都各印一千册，尤其《版本与书籍》出版
之际，正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环境突变，读书界的心理已经厌恶了敌伪时
期问世的出版物，因此流传不广，市面上极少见。我这藏本购于上海常熟路
合作旧书店，价一元，在六十年代初算是高价了。奇怪的是，周越然的一些
藏书到底也散了出来（他曾经宣言只收书决不散书），而且流落到北京的旧
书摊。我买到一册宣统三年刻印的《谪麟堂遗集》，封面盖有“言言斋善本
图书”印。周氏把宣统年代的书也目为“善本”，没有旧时人的偏见，这是
有趣的。书内扉页等处又有“周越然”名印，及“曾留吴兴周氏言言斋”的
藏书印。“曾留”二字用得也好，他到底看穿书的寿命是长久的，而藏书人
则无可奈何，只好超然待之了。
读1934 年版《大漠诗人集》，顾佛影有《赠周越然》一题，可以作为周
氏的一则藏书纪事诗来读，今录如后——
教书常为天下诗，
著书乐煞天下儿。
买书买尽宋元版，
读书穷探沧瀛奇。
湖州老少年，
风度何翩翩。
不爱做官做名士，
看花饮酒浑闲事。
“著书乐煞天下儿”，当指周氏编撰英文教科书事。
谢兴尧
本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期，我国的散文随笔不能说不比较发展。
在北方文坛上执笔较活跃的，除了知堂以外，又有两谢。两谢都是历史学家，
文化圈里有“大谢小谢”之称。大谢身高，清华出身，研究南明史，河南人
谢国桢先生。小谢身矮，北大出身，研究太平天国，四川人谢兴尧先生。两
位有个共同的爱好，治史之外都喜欢写小品文。多年来积下的随笔小品恐怕
不在他们的史学专著之下，可惜史学界目为小道，文艺界亦少人重视。其实
两位作家以自己的行动，说明文史不能分家的道理，他们的抱负理应得到肯
定。
五十年代初，谢国桢先生在南开大学任教授，常给天津《新生晚报》写
几百字一篇的文史小札。稍后调来北京，我才同他建立了忘年之交。谢兴尧
先生原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授，五十年代初他离开高等学府，参加新闻单位，
负责图书馆的工作，我们得有机会结为同事。他常给副刊写二三百字的补白
文章，笔名用“知非”。反右派运动之后，他写过一篇释“牛鬼蛇神”的小
品，看似平常，内行人懂得非真正的文史学家莫办。
“文革”兴起，他已退休在家，结果也变成“牛鬼蛇神”，被人拖到单
位来。说“拖”，并非夸张，因为他生来瘦弱，又胆小怕事，到了会场早已
吓得两腿发软，不能迈步，只好由两名壮汉拖他上台。罪名之一是，三十年
代他在上海曾经与简又文合办过小品文刊物《逸经》。这是三十年代颇有影
响的文史刊物，创刊于1936 年3 月，谢兴尧任主编。当年轰动一时的是该刊
全文披露了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以及一篇《红军二万五千里西行记》。
1945 年4 月，他又在沦陷区的北京主编了文史刊物《逸文》（见图75），到
同年6 月出版了第二期而止，原因是日本投降在即，刊物办不下去了。撰稿
者有周作人、傅芸子、傅惜华、徐凌霄、徐一士、谢国桢，以及女作家雷妍
等。“文革”前后，他家居北城安定门，地名倒好听，看来他并未享受到真
正的安定，后来连续弦的夫人也离他而去了。近十几年，他一直在独居。
有一年因生煤炉不小心，中了煤气。事后我去看他，快到夏季了，火炉
仍摆在那里，煤灰也没清扫，桌案上的积土足有半寸厚，说是等待外省工作
的儿子来时清理。我问他的藏书呢，他说一半当废纸卖了，小贩连书的函套
都不收，只好当生炉子的引火柴用，现在晒台上还堆了不少。我到晒台上一
看，果然角落里堆有不少蓝布面的书套。不过我又看到晒台栏杆上洒有不少
面包屑，问他，说是给八方飞来的鸟雀食用的。我称他这不失赤子之心，是
对生活的热爱，可算一雅。还有一雅，他抽烟用的是长管的旱烟袋，看去实
在不伦不类，他却认真地指出我的粗心，原来这是用稀见的竹根制做的，乃
是贵州彝族兄弟的特种工艺。烟叶则来自云南。如果还有三雅的话，那便是
桌上几下养置的长满绿苔的山石，天津的书法家吴玉如先生还为他题了“斋
石斋”的匾额。这说明，他除了喂鸟之外，还喂无声而有形的石头。那年他
七十三岁，临别时他还跟我幽了一下默：“七十三，八十四，不知这个坎儿
过得去否？”
如今他早已安然过了坎儿，并移居有暖气煤气的新楼宿舍，煤球炉子早
扔掉了。在新居他送我近年由他整理序跋的两部清人笔记，一是《水穸春呓》，
一是《荣庆日记》，所据的是自藏的珍本和抄本。前者是有关太平天国的史
料，后者是一个晚清重臣的生活实录。如今他又重拾随笔小品之笔，回忆北
大的往事，写了过去不敢想、也不敢写的胡适，以及京华风俗。文采不减当
年，颇有一点知堂的余风，有点冲淡，似乎也有点絮叨，是老年人的文笔吧。
白天，他读书、写作，晚上独守一个九寸的黑白电视机自得其乐。我戏作半
联赠他：“九寸电视八瓦灯。”他脱口而出凑成：“老而不死是为贼。”我
说不吉祥也不对仗，他说：“无妨。我今年八十四了，又是一坎儿，未知过
得去否？”
我说不成问题，理由之一是去年夏天，我还见他站在街头的冷饮摊上大
食其冰琪凌，那兴致简直像身旁的一群无邪的孩子。
赵荫棠的小说
若是有人研究抗日战争时期我国沦陷区的文学史，人们会发现1944 年北
京新民印书馆出版过一本短篇小说集《父与子》（见图76）， 1945 年6 月
北京伪华北作家协会又出版过一本长篇小说《影》。两本书的作者都是赵荫
棠。
赵荫棠河南人，长期教书，北京成了他的第二故乡。近四十年，人们只
知道他是一位语言学家，早年著有《等韵源流》、《中原音韵研究》等书。
抗战胜利后，他从北京进入解放区的张家口。“文革”中病故于甘肃师范大
学。四十年代，当他回忆自己走过的文学道路时说，他的性格更接近文艺。
1921 年左右，他在北京的《微波》上写稿，1928 年后又同诗人许玉诺等在北
京合办《明天》、同女作家庐隐等办《华严》。他在这时期还出版过一本西
人文论《风格与表现》，由华严书店出版。1931 年以后，他开始专攻音韵。
到1936 年之后，有朋友接办《晨报副刊》，他又重新拾起文艺之笔。北平沦
陷之后，“一半为应付朋友的文债，一半为要稿费，于是又大写特写起来”
（《父与子·序》）。赵荫棠又喜作随笔，惜未结集。
《父与子》收小说二十篇，大多数写的是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笔端流
泻着幽默感，带有一点嘲讽的意味，诉说着这一阶层人物的辛酸和自身的弱
点。作品的环境多为二十年代前后的北京城。这样说可不可以称他为“京味
小说”家呢？不能。因为作家尽管生活、写作于此，但是他仍未忘记中原腹
地小城人民的生活。他熟悉那里的乡绅、土匪、小职员、生意人、村妇和歌
女，有的人物甚至是其他作家很少写到的，如《宋磁碗》中的小古董商、《白
面房里》的吸毒者群。在写作手法上，他坚持现实主义的浑厚自然，注意刻
画人物的心态。
长篇《影》，描写的是一位大学教授与一个烟花女子的纠葛。书的前半
部分以写风俗的笔调，介绍了北京南城一带的花街柳巷，包括前门外的八大
胡同，以及珠市西口万明路附近的暗娼。当然，也写了一些文人学士、公子
哥儿们在这里的进进出出。这是民国初年至三十年代前期北京社会生活的一
部分缩影。作者借着书中的人物，表白他所以要写妓院生活，是因为“在这
里也可以显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迟至战争以后，这种色彩恐怕都要全失
了”。曹禺在《日出》里只在第三幕集中写妓院，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而
《影》整部小说都没有离开妓院，却让人感受不到激动的场面。我看这是由
于作者过分追求民俗趣味的结果，于妓院的罪恶揭露少，客观描绘多，难免
不带着欣赏的眼光，这正是小说的一大缺点。
小说后半部集中写那个少女的吸毒成瘾，以及不可自拔的堕落行为。她
几番挣扎想重新做人，终于陷落地狱，最后倒卧在什刹海的雪地里。小说男
主人公的性格有些模糊，他是个善良温厚的教授，又是个喜好寻花问柳的俗
类，读者当会发现作者对这个人物寄予的偏爱，相信今天的读者可能会更加
感到隔膜。
但，可以肯定的是，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