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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阶梯上，与无数长袍长髯的伟人排在一起。如果不读茨威格，我怎么也不能那么明白地知道，就是这个因怀有理想而受迫害、遭追捕、不得不亡命他乡的新兴资产阶级，一旦登上权力的宝座，对那些曾是、甚至依旧是他的朋友和同志的人，会表现出那样的常人难以置信的专横、残忍与卑劣。这些人根本没有丝毫觊觎他的权势的念头，不过想就几个纯学术问题与他商榷——货真价实的商榷，因为文稿是在未发表之前，就寄给了“亲爱的兄弟”敬请指正的。
可怜的塞维特斯（通译为塞尔维特）是死定了。加尔文甚至在以残酷迫害异端著称的苏黎世等四个宗教团体都拒绝对这有学问的医生处以极刑的情况下，甚至当这“衣衫褴褛、胡须紊乱、面容肮脏瘦削”的神学家、生物学家愿意以“人对人、基督徒对基督徒”的方式与这位权倾一时的论争敌手和解的时候，仍然得不到加尔文丝毫的怜悯。他要求这囚人的，是精神与信念上的屈服。这对常人说来真是一点也不难，不幸塞维斯特选择以精神自由为终极目标，于是这要求就显得过分了一点。他拒绝了，坚决拒绝，明知前景是“即将被文火烤成一摊胶状物”——他宁愿受半小时极大的痛苦赢得烈士的桂冠，而将彻底野蛮主义这一耻辱的标签永远贴在加尔文身上。”
故事到此并没有完。如果说，加尔文以为他的在肉体上消灭异端足以从精神上巩固他个人独裁的话，他对于人类对人道与自由的向往以及他们为之奋斗的勇气就太低估了。塞维斯特的惨死，使另一名具有独立人格的思想家，当时正静静地做着学问的卡斯特利奥，“从书页中抬起头来”。平静、谦和，然而却是坚忍不拔地投入对思想专制的斗争。在观点上，他与塞维斯特并非同志，他甚至可能完全不同意塞的《基督教的复兴》说；但他站出来了，不顾自己“可有可无、微不足道、无足轻重”，只不过是一个“靠译书和担任家庭教师所入，不足以养活妻子儿女”的穷学者。他代表“受辱的人权”，向不可冒犯的权势宣战。这场斗争的结果是，当他在世的时候，“在加尔文势力所及，营业印刷商没有人胆敢出版卡斯特利奥的书”；而随后，“对他著作的审查制度，持续了几十年和几百年”。
其实卡斯特利奥完全可以三缄其口，如果这样，他会安稳地度过一生，并向世界贡献上优秀的法语及拉丁语《圣经》；而历史依旧向前行进，200年和350年后照样会有伏尔泰抗议卡拉斯案、左拉抗议德雷福；中国的闻一多也照样会拍案而起，藐视独裁者的子弹……但他选择了长达十年的几乎见不到任何希望的抗争。没有任何有权势的人或者公众的爱戴作依靠，押在胜负的天平上的，只有他自己的生命。
今天，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卡斯特利奥用生命争取的命题实在平凡又平凡，就象蒸汽能驱动轮机，电脑能进行运算一样天经地义：
寻求真理并说出自己所信仰的是真理，永远不能作为罪行。没有人会被迫接受一种信念。信念是自由的。
然而，为这一命题而牺牲的人，恐怕不会少于世界大战吧？
《异端的权利》完成于1936年，正是希特勒当上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意气飞扬地在鲜花与欢呼声中吞并了奥地利和苏台德区的时候。正是在此时，不具一枪一卒的作家茨威格宣称：
我们要永远不停止去提醒整个世界： 它眼里只有战胜者的丰碑，而我们人类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过屠刀下的尸体才达到昙花一现统治的人们，而是那些没有抵抗力量、被优胜者暴力压倒的人们——正如卡斯特利奥在他为精神上的自由、为最后在地球上建立人道主义王国的斗争中，被加尔文所压倒一样。
原载北京《世界文学》1987年
奉旨造反义和团特别感谢作者戴晴女士寄来本文
戴晴
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除了那一堆“一”字辈的公共假日（五一、六一、七一、八一、十一），还有几个总要被有关人士想起来并纪念一番的特别日子，比如文艺圈纪念《讲话》，也就是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作的那场把他们由自由战士变为党的工具的“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统战的对象们，特别是反蒋的国民党元老新进，则纪念共产党也认可的辛亥暴动；对所谓“义和团运动”，好象没有找到有头有脸的拳民后裔，佛道释三家也都不肯沾边，而农民暴动和共产党可是有割不断的天然血缘，史学界遂受命挑头主持这“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的纪念。
那正日子的选定与主题“反帝爱国”颇为相合。一百年前的6 月13日，是拳民最意气风发的日子。虽说一年以前他们就接受了朝廷的好意，在新巡抚关照下，把原先的“反清复明”改成“扶清灭洋”，但一直到了这一年的“春夏之交”，拳众们才真正露脸：一向禁卫森严的九城向这些红布包头、红布兜肚的粗汉们全面开放，任凭他们到处设坛作法，操刀执杖，喊打喊杀，出入王府官邸，担当教师爷和门房大爷，白米白银一批批赏下来……最后，在清廷正规部队配合下，拳民们“奉旨造反”，以围攻使馆震惊世界。
五个礼拜之后，不过两万名拼凑起来的正规作战部队（史称八国联军），就把他们（拳民加清军）解决掉了。老佛爷车驾匆匆西去，留下零星清军和拳民与洋人巷战，留下北京城的平民去承受敌军的报复性洗劫。他们大都是山东河北贫苦农民：天旱、粮食歉收，求告无门；教堂和教民在乡里趾高气扬，让他们一百个气不愤……。这些本来都可以协商解决，最后却横死于枪炮之下。小朝廷是搬到西安去了，他们的生计谁管？
满人入关建立清王朝，至此已130 年。自乾隆朝错过了愿意和中国平等往来、互换有无的英国特使之后，枪口下的明征暗抢激出了一批“师夷长技”的洋务派。这批重臣大员守着祖宗的“体”（意识形态），事事“官督”（以中央集权压制民间），社会变革效率之低、负面效应之大，贪污腐败不可遏制，终于使实力不足而激进有余的文化人成了气候，这就是我们熟悉的戊戌变法。对文人的镇压有何难哉？何况还一箭双雕，也给了缓慢的、一进三退的洋务派（既拳民口中的“二鬼子”、“三鬼子”）好看。从镇压中捞到好处的是那些顽固守旧派。他们“万岁不离口”，只用洋货不尿洋人、公干无能，私捞却是行家——国家经济怎么能不崩溃、百姓怎么能不贫极而反？而偏狭、无知的最高统治者，竟幻想依仗暴民而泄愤——发泄她对洋人之恨：他们竟敢给向她绝对权威挑战的成年皇上撑腰！
庚子一战，清王朝是完了。义和团却被戴上“反帝爱国”的堂皇冠冕，作为近代革命谱系上正宗的人民英雄，歆受着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为其合法性支撑的政权的供奉。不知北京的史学界今年如何纪念“义和团运动”100 周年。80周年时候曾有过纪念，那时历史学家黎澍还在世。他出席了，对“义和团”却只字未提。在这一符号还有其可资利用的价值的时候，在学术自由还遥遥无期的时候，他选择“王顾而言他”。我推想，即使如此，他也是很痛苦的。因为，不过一年前（1979年），他刚刚说过：建国30年来，历史学已经沦为强权的奴仆。
《长江长江》成书经过特别感谢作者戴晴女士寄来本文
戴晴
由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发出的反对三峡工程兴建的声音，自八十年代中第五次上马高潮迫近时，大约只公开或半公开吼出来过三次。
一次是至今列为机密的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关于三峡工程问题的调查报告——《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再一个是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两本专业性很强的书：《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和《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第三次就是我们那本薄薄的、由九十二岁的前中央政府资源安置委员会委员长孙越歧老题写书名，十多名北京大报记者联手采写的《长江长江》了。
大陆新闻本从属于宣传；而宣传自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出“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靠这两杆子”这一原理之后，就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里了——这已是常识。令海内外所有爱国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你可以牢牢掌握“只要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而不要腐朽衰败的资本主义”；你可以牢牢掌握“党和她的领导历来伟大光荣正确”；你可以牢牢掌握“昨天是唇齿相依的战友，今天是犯我边疆的死敌，明天是亲密的贸易伙伴”……这些，老百姓心里都有数，不说就是了。
但假若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并不是牵涉到人心、人性、平等、自由等等恼人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问题，而是一项工程，一项生怕您中共一不小心会象嬴政杨广一样干件亡党亡国的大傻事的工程，对这种论证，“牢牢掌握”的人还是不让，真有点岂有此理了。
这项工程提出，已经近七十年。到了八十年代末，正第六次向“立即开工”逼进。如果说以前的些微反对之声早已一次次被政治运动封杀了的话，到了改革开放意兴正浓的彼时，又有人站出来了，这就是著名的由孙越歧带队的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所作的为时三十八天的调查。平均年龄七十二岁、一个个全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们带着满肚子意见和建议风尘仆仆地回来了，却没有一家综合性的、发行量比较大的报纸对他们的见解作一点哪怕是最基本的公正客观报道。
不巧的是，该组的副组长是我母亲的老友，是我曾经跟在屁股后边喊叔叔的人。“牢牢掌握”既然不肯，他只好请她发话把女儿调去采访他们。
我的母亲从不对我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