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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委员长万岁”。这五十天，毛泽东真可说是费尽了心力，因为他回到延安就病了，而且着实病得不轻。但和谈的实际成果差不多等于零，因为这是被美苏两强按着脑袋谈的，心中“武装解决”的疙瘩没有丝毫松动，一碰到军事问题立刻就崩。
当时民社党在重庆的领导人蒋匀田先生记述了他与毛泽东在重庆的一次见面。
这天是9月25日，毛到重庆之后的一个月。在他的心目中，与国民党内政学系有相当渊源的二张（张君劢、张东荪）还有分量。毛泽东郑重向蒋匀田通报说：“和国民党的谈判已经失败了”。蒋问他失败在什么地方，毛泽东回答说：“与国民党相约彼此保守秘密，不过蒋先生既然代表一个有历史的政党，我不应当向你保守秘密，希望我们共同保守秘密。”
原来，在几省几市的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的人选分配上，以及军队数量比例、受降地区划分上，“谈来谈去谈不通，现在已成僵局。”蒋匀田当即问毛泽东，“有没有谈到如何建立民主制度”，毛说没有。蒋反问道，“毛先生刚刚下飞机的时候，不是明说要和当局谈建立民主制度的问题吗，怎么不谈这一正题，反而商量起地盘分配、军队比例来了？”毛回答说这是“当局要先从小处入手”。听到这里，作为在野党的领袖人物蒋匀田说：“从我们人民的眼中看，就算是谈‘成功’了，反倒是失败。这是因为，和谈而只见两党瓜分利益，人民能得到什么呢？”
令我们阅读史料的人感到惊奇的是，蒋匀田这样说了，毛居然不以为忤，反倒很郑重地问：“依民社党的意见如何才是呀？”蒋匀田郑重表示，“只有建立民主制度的问题解决了，才有可能在共同信守的宪法之下进行政治上的竞争，安排并存的势力。否则，今天表面谈妥，明天一个小纷争又打了起来，遭殃的还是百姓。”
果然，两位大人物这厢谈着，底下的磨擦一刻也没有停：9月17日，蒋介石秘密发出专门对付共产党的《剿匪手册》；10月17日，毛泽东返回延安不久，据解放军总部宣称，国民党在日本投降后已经抢去为共军抢先占领的31座城市；第二天的消息更为血腥：围剿解放区的“阎西山进犯军”35000人被共军歼灭。
这就是半个世纪前两边实力人物的“和谈”。
││解放台湾与国共密谈1949…1966
戴晴（作者惠寄）
编者注：本文节选自戴晴新作《国共纷争》，标题为编者所加，局部有删节。特此致歉。
50年前的今天，正是被正宗的国民政府称为“土共”的人民解放军，认为战略决战时机已经成熟，准备开始数百万国人相互大残杀的时刻。然后，正如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滚雪球般地滚进了数百万“翻身农民”和“投诚义军”的“人民武装”，在战火和劫掠之下变为赤贫万里的大地上挥戈南下，终于被挡在了大海边，包括那支操着绵软的山西话、准备派往台湾接收、而最终搁浅在福建的工作队。
与老蒋有着深仇大恨，并自认为代表了正义与民众的毛泽东，真想一家伙打过去呀！不仅想，当时还真的伸着手指头在福建的金门岛和浙江登步岛试了一下。惨重的损失终于使毛明白，道义上不堪一击的老蒋得到了大海的庇护；而战胜大海，光靠宣传队编歌骗农民已经不够，要靠实打实的舰艇飞机；而舰艇飞机后面的是技术与钱；技术与钱从哪里来？只有苏联老大哥；这个忙老大哥肯不肯帮？帮与不帮取决于什么？这正是近年才昭彰于世的、半个世纪前的那场政客交易。
由于历史文献，特别是前苏联文献解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当时社会主义大家庭在亚洲有大小两个兄弟，中国和北朝鲜。它们的领袖毛泽东和金日成，就成为本民族之雄主而言，是绝对不落人后的——二人用的居然也是同样的名义“被压迫人民盼望统一”。当时二人实力都不够，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海军与空军；北朝鲜更糟，坛子罐子加在一起，也不过三个勉强拼凑的步兵师，还没怎么打过大仗。
条件虽差，雄心不减，而且双方都知道斯大林世界格局的野心，于是也就把后援、包括外交、资金技术乃至实际参战的期望寄托在大哥苏联身上。中共这边，“百万雄师过大江”不过两个月，已经派刘少奇秘密访苏，向斯大林禀报自己1950年进攻台湾的计划，要求支援200架飞机并培训飞行员，还试探着问能否在作战时直接派遣苏联空军和海军。斯大林只答应了第一项，对第二项则坚决回绝。除了买卖上的考虑之外，最主要的顾忌是《雅尔塔协定》，也就是说，如果自己首先毁约，美国定将介入，从而“诱发美苏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
几乎就在同时，金日成也提出了相同的要求，得到的回答也几乎一样。只不过这名对苏联更为依赖、更为惟命是从、讨要起来也更为直接的前游击队员，还有一个二哥中共——可以仗着大哥之命，也可以仗着中国人即使裤带紧到最后一个洞眼也要保住面子与“前宗主国”骄傲禀性，死乞活讨，做为依靠的后备方案。
如果不是美国在1950年初突然宣布它“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特权，包括建立军事基地”；“美国的安全线不包括台湾也不包括南朝鲜”；斯大林是不会同意中共用他提供给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亿美元贷款中的一半，来购买海军设备的；也不可能主动会知金日成，批准他那个既莽撞又野心勃勃，而且还迫在眉睫的“统一朝鲜三阶段计划”的。
金日成极度兴奋。开战前6周，他按照大哥苏联的要求亲赴北京，来向二哥通报。正打算集中全力解放台湾的毛敏感到事情蹊跷，立刻中断会面，直接向苏联大使馆求证。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由于受到经济与意识形态双重制约，沮丧又气闷的毛不敢也没可能说声“不”，中国就这样卷进了朝鲜战争。
事情的结局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战祸，急需恢复生息的中国，掏空了国力在朝鲜与联合国军作战，以维持直到今天还是家族统治与粮食定量供应的北朝鲜政权。与“纸老虎”美帝打了个平手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毛的虚荣心，可台湾呢？1953年，在作出这个决定的斯大林死后，毛终于可以恨恨地骂他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是“百分之百的错了”；而他一生中两件大事中做梦做得最长的一件——解放台湾耽误掉，则直到临终辗转病榻之际，还在念念不忘。
历史螺旋式重复，将不仅海峡两边、还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人，又推到一个与半个世纪前何其相似的时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国共双方有没有过通过和谈解决争端的努力呢？
我们通过前面的故事已经知道，国共双方剑拔弩张、势不两立，固然有意识形态方面的缘故，更主要的，还是双方背后“洋后台”的态度。
49年底、50年初，在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已经令美国朝野完全失望的情况下，杜鲁门发表“公开抛弃台湾”的声明。毛泽东大为鼓舞，一方面鼓励张治中“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努力工作、刻意经营”；一方面积极准备在7月对台湾用兵。不料既野心勃勃又胆大包天的金日成不管不顾地挑起了韩战，迫使美国再度介入。在麦帅发布了《在亚洲遏止共产党扩张的战略计划》之后，毛泽东也扔掉了他温文尔雅的那一手，声称为了“击破美蒋的军事和政治联合，必须向全国、全世界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这是1950年的夏天。到了这年秋天，北京开始炮击金门，两边关系彻底闹僵。
在中国经历了“建国初期”相对说来比较好的日子之后，不但以斡旋和谈判见长，与对方政要更有着盘根错节的袍泽关系的总理周恩来，在1955年试着提出“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条件是“美国不干涉”。到了1956年，也即后来给无数人上了当的“知识分子的春天”里，不但周恩来频频传话给过去的“老人儿”：“省亲会友、参观学习、投向祖国……一律欢迎”；毛泽东也大度地表示：“爱国不分先后”、“来去自由”。为了方便与台湾当局作具体商谈，中共中央设立了对台办公室，由周恩来负责。
1956年7月，周恩来在北京会见一位当时居住在香港的三十年代文化人曹聚仁先生。周主动提出，国共“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继而，在9月间中共中央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里正式发表：“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了之后。”并在以后会见记者时，一再说“蒋是有贡献的。若回来，会安排高于部长的职位。”
应该说，此时国共双方后边，都没有“更多地想着自己的利益与标准”的洋大人，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事情的时刻，正要到来。更为凑巧的是，就在当了总理的周恩来称赞他二十年代的校长的时候，蒋介石不知是出于他军事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或是什么人的劝说，也正派人到大陆探风。他选的是中华民国立法委员宋宜山：宋的弟弟宋希濂曾是解放军的战犯囚徒，他的湖南老乡李维汉正身任统战要职，另一名老乡唐生智胞弟唐生明简直就为了和国民党拉关系而在北京养着。
1957年4月，宋委员先由香港到广州，然后乘火车到北京。他当天就和只剩下“美食家”头衔的唐生明吃了饭，第三天见了政府总理和统战部长。这回双方已经没有棘手的军队和地盘问题。北京于是从政治角度提出“五条”：（1）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2）台湾成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