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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冯骥才提出，保存胡同、四合院，就是保护一种文化。2000年3月，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对于城市的历史遗存，文物与文化是两个不同概念。文物是历史过程中具有经典性的人文创造，以皇家和宗教建筑为主；而文化多为民居。正是这些民居保留着大量历史文化的财富，鲜活的历史血肉，以及这一方水土独有的精神气质。比方，北京的文化特征，并不在天坛与故宫，而在胡同和四合院中。但我国只有文物保护，没有文化保护，民居不纳入文物范畴，拆起来从无禁忌。而现在问题之严重已经发展到，只要眼前有利可图，即使文物保护单位也照样可以动手拆除。”
老舍之子、作家舒乙是一位态度强硬的保护派。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拯救和保卫北京胡同、四合院》：“随着危旧房改造迅速向市中心推进，随着商业大厦和行政大厦的拔地而起，北京城区内的胡同和四合院开始被大规模地、成片地消灭。北京人，以及全国来北京出差的人，甚至国外的旅游者都不约而同地瞪大了眼睛：北京还叫北京吗？”
为北京古城命运担忧的还有世界著名的美籍华裔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
1999年9月与2001年6月，贝聿铭两次访问北京，接受了笔者的采访，均提出北京应该向巴黎学习，实现新旧城市分开发展——
记者：有学者提出，北京应该像巴黎建德方斯那样，把新的建筑都拿到外面去盖，您对此有何评论？
贝聿铭：这是最好、最理想的办法，即里面不动，只进行改良，高楼建在旧城的外面。四合院应该保留，要一片一片地保留。不要这儿找一个王府，那儿找一个王府，孤零零地保，这个是不行的。四合院不但是北京的代表建筑，还是中国的代表建筑。
记者：您的观点与梁思成先生很相似，50年前梁思成先生就提出在旧城外面建一个行政中心区，把长安街两边的新建筑都拿到那儿去建，从整体上保护古城。
贝聿铭：是的，城墙你不要拆呀！城里面保留，高楼做在外面，这个最理想，巴黎就是这样做的。我跟梁思成先生没有谈过这件事，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见过北京。大概是在一九四七、四八年的时候，梁先生在联合国做建筑顾问，我跟他见过面，他说你应该回来，帮帮我的忙。那时候我回不来了，拿不着护照了。
1950年，北京失去了一次很好的机遇。政府放弃了梁思成等学者提出的新旧分开建设的发展模式，而是简单地以改造古城为发展方向。
在这个过程中，拆除城墙修建环路，使城市的发展失去了控制与连续性。这是错误的。如果城墙还在，北京就不会像今天这样。
记者：您对北京城市建设有何评价与建议？
贝聿铭：北京古城是世界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杰作，是中国历代都城建设的结晶。目前，古城虽已遭到一些破坏，但仍基本保持着原来的空间格局，并且还保留有大片的胡同和四合院映衬着宫殿庙宇。一些国际人士建议北京市政府妥善保护古城，并且争取以皇城为核心申请“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可见，古城虽已遭到一定破坏，但仍应得到积极的保护。北京古城最杰出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完整的有计划的整体，因此，对北京古城的保护要着眼于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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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与保的交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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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古城举世闻名，但它的很多美的东西现在看不到了，它们被大量丑陋的新建筑遮挡和破坏了；现在的天际线已遭到相当程度的破坏。北京应以故宫为中心，由内向外分层次控制建筑高度。中心区的建筑高度要低，越往外，从二环路到三环路，可以越来越高。应该把高楼建在古城的外面，像巴黎那样，形成新的、有序的面貌。
“向巴黎学习”的建议，并不为一些学者理解。在他们看来，如果要向巴黎学习，似乎更应该学习19世纪巴黎的市政长官欧斯曼，因为他给巴黎做了一次“大手术”。
2000年6月，清华大学教授吴焕加以《北京城市风貌之我见》为题，在《北京规划建设》杂志发表文章，认为，“‘杰出创造’也好，‘古代城市优秀传统的集大成’也罢，北京城从17世纪起的二百多年漫长时间内没有更新，没有进步，终究是非常令人感到悲哀的事情。我们对中国在近代经济社会长期停滞不前、保守落后深感惋惜。城市也是如此，也有令我们深感遗憾的地方。”“北京的古城风貌早已不很完整了，古城新貌随之出现。因而，全面维护其古状、古貌已不太可能。”“有人预言，如此下去，北京终有一天将变成香港、新加坡。我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把问题简单化了。”“对于北京城原状建筑与环境只可采取扬弃的方针。”
在这篇文章里，吴焕加举出了欧斯曼拆巴黎老城的例子，以佐证他的观点：
巴黎于9世纪末成为法兰西王国的首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巴黎的街道曲折狭窄，到处是木造房屋。文艺复兴时期，巴黎才渐渐脱去旧时的面貌。17世纪以后，法国的国王们致力于对巴黎的改造，低矮破旧的房屋被陆续拆除，代之以多层砖石建筑，开辟了许多马路和广场。路易十四时期（1643—1715年）拆除旧城墙，改为环城马路。著名的星形广场和香榭丽舍大道也是那个时期开始形成的。至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巴黎人口大增，建造了大量五六层的楼房，出现了公共马车和煤气街灯。拿破仑三世时期（1852—1870年，相当于我国清咸丰二年至同治九年）巴黎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剧烈改造，即著名的由巴黎市政长官欧斯曼主持的巴黎改建工程。欧斯曼对巴黎施行了一次“大手术”，再次拆除城墙，建造新的环城路，在旧城区里开出许多宽阔笔直的大道，建造了新的林荫道、公园、广场、住宅区，督造了巴黎歌剧院。改建后的巴黎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美丽的城市。
就在吴焕加发表这篇文章的前一个月，巴黎著名的《费加罗报》周末专刊登出封面文章，大字写道：“欧斯曼，是不是毁掉了巴黎？”直到今天，欧斯曼已去世130年了，巴黎人还在为那一次他所领导的对巴黎老城的“屠杀”大加声讨呢。
在这篇报道中，面对《巨人欧斯曼》一书的作者乔治·瓦朗司，老巴黎保护委员会的年轻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卡迪发表了激烈的言论：欧斯曼是一个毁坏了无数历史文化遗产的蹩脚规划师！
在这次对话中，即使是把欧斯曼誉为“巨人”、对其深怀理解之意的瓦朗司，也不得不承认“那时还没有现在这种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意识”。欧斯曼对巴黎城彻底的改建，确有精彩之处，但是，在人类的文化意识已经觉醒的今天，卡迪对欧斯曼斩断巴黎历史文脉的指责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
2000年8月16日，著名城市规划学者、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刘太格，来到北京出席北京商务中心区论坛，他就欧斯曼改造巴黎问题与笔者作了一次交谈。兹附如下：
笔者：有学者认为北京应该像欧斯曼拆巴黎那样，把旧城改造一遍，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刘太格：我是完全不赞成。因为几世纪前城市开发的速度远远比现在慢得多，所以那个时候谈古建筑保留、古街区保留这个课题几乎不存在，它那个速度非常慢，现在推土机一进来，一下子就可以把整个城市推倒。这是一个现代的城市的问题，并不是一个老的问题，就是老巴黎也有重新规划，它的风格的演变也是慢慢的，你看老巴黎除香榭丽舍中轴线附近以外，其他地方还有许多哥特式建筑，这些还是存在的。其实你们现在，老北京周围的老建筑还有一些，所以我今天特别提出新旧城市一定要共存，要想方法结合。我刚才举了里昂这个城市，再漂亮不过了，你到了那里，从罗马时期到现在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北京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
笔者：有些人认为四合院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你怎么看？
刘太格：四合院是我们国外的人对北京最向往的。所谓四合院的落后，是因为基础设施没接进去，其实它的生活环境是好得不得了的！我去过几个四合院，我知道尤其在春天、秋天的时候，院子里阳光明媚，那个居住环境太美了。四合院是因为北京的气候而产生出来的建筑造型，是最适合北京的，是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的智慧的产品，我觉得应该保留。
笔者：有人说四合院已经变成大杂院了，不改造它、不拆掉它不行，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太格：有的可能非拆不可，太破烂了，不过要想尽各种办法保留，保留有很多手法，一个是拆掉重建，照原型来建，一个是部分的改建，把现有的材料，如雕塑，修复好，再放回去。其实是有办法把它们保留下来的，就是有没有决心？你们珍惜不珍惜这些遗产？还有一个是找得到钱找不到钱？其实钱我觉得不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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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与保的交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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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还有人说胡同窄，埋不进市政管线，所以必须拓宽，所以胡同难以适应现代生活需要，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太格：具体做起来这是技术性问题，但我认为这又不是技术性问题，而是决心问题。四合院也有部分是需要全部拆除的，因为停车位问题，变电站问题需要解决。但我最近到苏州去看了一小部分新的苏州老房子的建筑；做得不错，我觉得只要有决心北京可以做得很好。
2000年9月1日，在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召开的“旧城改造与古都风貌保护研讨会”上，88岁的国家级建筑设计大师张开济发表了这样的感慨：
我到过许多地方，巴黎和北京最好。巴黎保护得很好，北京就惨不忍睹了！意大利团结报一位女记者采访我，她说北京是PoorHongk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