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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仇恨不得不千方百计隐藏起来，时时刻刻都要做戏，甚至对自己的亲人好友也要保密，有时甚至还得装成法西斯的走狗，因而受到人们的鄙视。平素的直率真诚不得不放到一边，而把性格中的勇敢和谨慎、果断和小心、创造性和随机应变结合起来。此外，地下工作者心里清楚得很：只要他稍有闪失，落到敌人手里，或者被叛徒发觉告密，那么他的可怕的末日就会来临——他会遭到毒打，受到严刑拷问，希特勒刽子手用来让他们的牺牲品说话的一切酷烈的手段都会落到他们头上。而且，他们对自己的家庭将会遭到怎样的厄运心里也是哑一清二楚。
但人们还是自觉地、毫不动摇地走上了这条道路。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几乎全部被占领土地上，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敌占区，在每一座城市和无数座村庄，反法西斯的地下组织都在积极地、大无畏地行动着，为全体人民的斗争，为我国未来的胜利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地下工作者都是忠于祖国的英雄的苏联人，但绝大部分都不具备秘密工作的知识，因此在同富有经验的、强大的秘密警察和警察机关的生死角逐中常常吃败仗。他们常常被伪装分子或变节分子所算计，象殉道者一样在酷刑的折磨下死去。他们毫不畏惧地去迎接死亡，但决不让任何东西玷污自己的良心。
遗憾的是，伟大卫国战争时期我国反法西斯地下工作的历史大部分至今仍未得到揭示和研究，因而无人知晓。
在这一巨大的地下工作网中，正象大家都知道的那样，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是核心和骨干。一般来说，在占领军到来之前，在各州、市、区，党组织事先就确定了这样的骨干。然而，由于组织者经验不足，或者由于某种意外的情况，或者就是因为叛变，这些最初组成的地下工作网往往被敌人发现，以致遭到破坏或瘫痪。这时，准又会出现另外一批党员干部或一般党团员，有些甚至是非党人士，他们又组成了反法西斯组织的新网络，恢复了党的战斗的地下组织，发动人民进行秘密斗争。这种有时甚至是无数次的前赴后继，也许正是我们伟大思想的生命力的最鲜明、最雄辩的佐证之一吧？
布列斯特党组织不具备事先把党员组织起来进行地下斗争的条件。敌人没有给她这段时何——战争的第一个打击是在布列斯特的党员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降临的。几小时后，布列斯特已经落到了希特勒匪帮手中，几天之后，整个州都被占领军占领了。
成千上万怀揣党证或团证的人落在了这块敌占区的土地上。他们没有接受什么任务，没有接到什么党和共青团基层组织的委托，大部分人在德军来了之后，都把自己的党证、团证妥善地收藏起来。其实，真正的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并不是看他们兜里揣没揣着证件来决定的。
良心向人们提出了在新的、不熟悉的和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行动的路线。人们不能站在斗争之外袖手旁观，因为整个人民、整个党、整个国家都在进行这场斗争。他应该成为这场斗争的参加者，在队伍中占据自己应有的位置。人们逐渐适应了艰苦的、充满危险的环境，开始寻找志同道合之士，并同他们一道行动，起初还不够大胆，似乎在摸索，然后行动就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勇敢。
布列斯特有许多女共产党员，她们大多是州委和市委机关的工作人员、负责干部的妻子。她们单独或同自己的家人留了下来，她们的丈夫大多已跟随部队向东撤退，这样的妇女有罗莎·拉德凯维奇、塔吉扬娜·斯米尔诺娃、齐娜伊达·尤日纳妞安娜·巴布什基娜、亚历山德拉·赫罗莫娃，此外还有我军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妻子——波波娃、马特维耶娃、皮麦诺娃。她们都是受到虐待和迫害的‘东方人”，共同的不幸和命运使她们建立了友谊，彼此互相帮助。
不久，一批由布列斯特要塞出来的妇女带着孩子出现在街头，她们饥肠辘辘，衣衫褴楼。应该帮助她们找到安身之所，不能让她们活活饿死。后来人们又打听到南镇兵营有成千上万的军官和战士当了俘虏，正在挨饿。于是，妇女们从自己和孩子们嘴里省下最后一份口粮，备好吃的东西，带到了那边的集中营，偷偷送进了铁丝网。
她们渐渐习惯于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而生活也仿佛渐行上了轨道，尽管这生活是敌人占领下可耻的、不自由的和贫困的生活，这轨道是极其艰涩的轨道。于是，这些女共产党员们凑在一起，开始考虑她们应该于些什么，怎样同敌人斗争。
希特勒匪徒叫嚣他们取得了胜利，夸口说马上他们就要拿下莫斯科。他们在报上说，苏联首都被德军飞机炸得燃起了大火，成为一片瓦砾，红军垮台指日可待。这些话听起来心里有说不出的恐怖，搞不清哪句是真，哪句是假。所以尽管占领军严禁收听广播，妇女们却还是冒着危险弄到一台收音机，安放在罗莎·拉德凯维奇和安娜·巴布什基娜的住宅里，天天收听苏联情报局的新闻公报。她们秘密地把从祖国传来的新闻转告别的妇女，消息日耳相授，逐渐传遍了全城。但女共产党员们知道，这样做太不够了，她们越来越觉得必须有计划而广泛地开展地下斗争。她们甚至派拉德凯维奇和赫罗莫娃到明斯克去了一趟，希望能找到党的地下组织，得到指示。但她俩却一无所获，只好空手回来。她们没有发现任何通向地下中央的线索。
这时时间已到夏末，突然有个妇女给拉德凯维奇和斯米尔诺娃带来一张街头张贴的传单。它是手抄的，它号召人民反抗占领军。显然，城里有一个地下小组在活动。应该找到这些人，同他们建立联系，参加他们的工作。
妇女们费尽周折，通过一系列熟识的共产党员，终于找到了她们要找的对象。这就是布列斯特车站铁路员工地下小组，领导人是原车站党委书记彼得·茹利科夫。然而，铁路员工们在地下斗争方面也只是刚刚起步。现在女同志同他们联合起来了。共产党员们召开了一个会议，选出了党的地下州委会，书记是茹利科夫；又选出了党的地下市委，书记是罗莎·拉德凯维奇。
不过，州委不久就停止了活动，茹利科夫成了市委的领导人。团为在德寇占领下同各区保持联系，起初实际上简直没有可能。他们仅同布列斯特林区第一个成立的游击组，同它的组织者之一——斯塔罗村苏维埃主席米哈伊尔·切尔纳克取得了联系。齐娜伊达·尤日纳娅被派去同游击队联络，制订了共同行动的协议，保证向他们供应武器和药品。
市委逐渐扩大了工作范围。成立了党的基层组织，不久竟团结了一百多名共产党员。如今好几个地方都在收听苏联情报局通过广播发布的新闻，并转抄多份，在市内散发。通过在市政府工作的自己人，可以搞到空白的德国身份证、各种证件、市政府和占领军代表的各种印鉴。他们把这些证件发给从集中营里逃出来的战俘或游击队联络员。他们还搞军火。把从德国人仓库里搞来的子弹、手榴弹、武器，转送给斯塔罗村游击战士，后来还转送给附近成立的其他游击队。接着，还成立了共青团地下州委和市委，在青年中展开工作，动员青年参加游击队，破坏向德国遣送劳工的工作。
地下工作者通过无线电了解到莫斯科成立了反法西斯委员会之后，在布列斯特也组织了这样一个委员会。委员会把许多反法西斯小组联合起来，这些五人小组深入群众进行宜传，开展募捐，建立国防基金。委员会的领导人是齐娜伊达·尤日纳娅，委员会的活动甚至深入到被铁丝网隔绝的犹太区，那里的领导人是格里戈里·梅耶罗维奇；他们还把工作做到布列斯特的波兰居民中去，由地下工作者泽霍夫斯基同他们保持联系。
但是，布列斯特的秘密警察并没有睡大觉。地下工作者缺乏秘密工作经验，有时会出现令人遗憾的疏漏，他们信任了一些不可靠的人，这种情况有时会酿成极为严重的后果，甚至无法挽救的惨剧。
一九四二年，罗莎·拉德凯维奇被逮捕了。一个被警察逮捕的战俘在受审时供出了她，罗莎在这个人逃出战俘营后给了他一个假证件。但这时罗莎本人的所有证件用的都是米尔基曼诺维奇这个假名，而叛徒告发时说的却是她的真实姓名。这样一来，这位地下工作者得救了：警察局认为捕错了人，便把罗莎放出监狱。后来彼得·茹利科夫及其一家人也被捕了。地下工作者凑了一笔钱，给了警察局的长官们一笔贿赂，地下市委的书记才又被放了出来。但茹利科夫得了重病，书记的工作从此交由塔吉扬娜·斯米尔诺娃来担任。一九四三年，彼得·茹利科夫再次被捕，同几名同志一道在狱中被折磨致死。
一个勇敢的姑娘、市药局药剂师佳丽亚·阿尔扎诺娃牺牲在一个女叛徒手上。在佳丽亚的帮助下，总数以数万卢布计的大批药品被送到了游击队。姑娘被秘密警察逮捕后，坚贞不屈，经受了二十六次拷问，对刽子手没有走漏半个字的消息，最后被绞死在布列斯特监狱大院。
尽管出了这些事，尽管每一步都有好多危险在等待着他们，但地下工作者仍然斗争不息。而且，他们还把自己的亲人，甚至自己的孩子也吸引到这项工作中来。塔吉扬娜·斯米尔诺娃的女儿卓娅才八岁，就担任了联络员工作，奔走于地下工作者之间，并把收集到的情报送交给游击队侦察员。此外还有个小姑娘叫列拉，她是地下工作者查扎尔斯卡娅的女儿；曾往市里送过游击队员带来搞破坏的雷管。这些孩子在危险的斗争环境中长大成人，从小就学会了做秘密工作，欺骗敌人。
从一九四二年夏季起，另一个地下组织在布列斯特及其郊区展开了活动。它很快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