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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理安是那些非常的人物之一，——他们有时候只是被偶然性推上了皇位的，——他枉然想要把罗马帝国从正在促使其灭亡的那种灾难之中解救出来：他的德行、他那博大的人道精神、他那朴实无华的风格、他的灵魂和他的品性的崇高、他的才干、他的勇气、他的军事天才、他的胜利的光辉，这一切似乎都允诺他可以稳操胜券。我们只能谴责他对于一种已经变得荒唐可笑的宗教，表现出一种与他本人并不相称的眷恋之情（假如他是真诚的话），并且由于他的夸张而显得拙劣不堪（假如他只是为了政治目的的话）；但是他在位两年之后，就在他的光荣之中死去了。罗马帝国这个庞然大物再也找不到一个强而有力的臂膀足以支持它了；而朱理安之死就使惟一还能抵抗新迷信的浪潮以及野蛮人的洪水的那个中流砥柱崩塌了。
鄙视人间的科学，乃是基督教最初的特色之一。它必然向哲学的冒犯进行报复；它害怕那种考察和怀疑的精神、那种对自己的理性的信心，那对一切宗教信仰都是一种灾难。自然科学的知识对于它甚至是可憎的和可疑的；因为那对奇迹的成就是非常之危险的；而且绝没有任何一种宗教是不强迫它的信徒们去吞噬某些物理学上的荒谬的。因此，基督教的胜利就是科学和哲学全面衰落的信号。
假如印刷术已经为人所知的话，科学或许能使自己防止这场衰落。但同一部书的手抄本为数极少：为了取得构成一门科学整体的全部著作，就必须费尽心力、往往还要旅行和花费，这些都是只有富有的人才能做得到。统治者在这方面则很容易销毁那些刺痛了他们的偏见或揭穿了他们的骗局的各种书籍。野蛮人的一场入侵，一天之内就可以一举而永远剥夺整个一个国土上的种种教育手段。毁掉一份手稿孤本，对于整个国家往往就是一项无可弥补的损失。当时人们仅仅抄录那些由于其著者的大名而为人推崇的著作。所有那些只能是由于相互的结合而获得其重要性的研究、可以用来维持科学在同一个水平上并准备好了它们的进步的那些孤立的观察和细节的改进、所有各时代所积累的有待天才来运用的那些资料，——它们始终都注定了会永远湮没无闻的。学者们的协作和他们的力量的结合是那么有益，在某些时期甚至是那么必要，这时都还不存在：每一个个人都必须是能够开始并且完成一项发现；于是他就不得不独自一人去和自然界之对抗我们努力的全部阻力进行作战。促进科学研究的著作、解说其中疑难的著作、以更简便的各种形式表述真理的著作、那些观察的细节和那些常常可以阐明结论错误的发展以及读者所掌握的作者自己还根本没有觉察到的东西；——这些著作都不可能找到抄写者或读者。
因此，科学已经达到了一种境地，使它难以进步，甚至难以进行深入的研究，所以就不可能再维持它自己井抵抗把它迅速引向衰落的那种倾向了。于是，我们就不必惊异，在发明了印刷术以后，基督教就全然无力阻碍科学再度焕发出光辉来，尽管它当时有力量足以耗尽科学的余烬。
即使我们从中除掉只在雅典繁荣过并随着雅典而灭亡的那种戏剧艺术，还除掉那种只是呼吸在自由空气之中的雄辩术；希腊人的语言和文字仍然长期保留着它们的光辉。卢奇安和普鲁塔克是决不会使亚历山大的世纪失色的。罗马确实是在诗歌、在雄辩、在历史学、在以庄严、以优美、以娴雅对待哲学与科学的枯燥题材的那种艺术上，把自己提高到了希腊的水平。甚至于希腊也从未有过一个诗人是像维吉尔一样地给人以那么一种完美的观念；希腊也没有任何一个历史学家能和塔西伦相媲美。但是这一光辉灿烂的时刻，却继之以一场一泻千里的衰落。从卢奇安的时代以来，罗马就只剩有几乎是野蛮的作家了。克雷索斯托姆仍然讲的是德摩第尼斯的语言。但是我们在奥古斯丁、甚至于在哲罗姆那里，却再也看不到西塞罗或李维的语言了，哲罗姆是不能以受非洲野蛮人的影响作为遁词的。
这是因为研究文学和爱好艺术，在罗马从来都没有成为真正人民大众的趣味；这是因为这种语言过眼烟云式的完美亦不属于民族的天才，而只属于希腊语所造就的某些人；这是因为罗马的领土对于文学永远都是一片陌生的土壤，在那里辛勤的耕耘固然可以归化它们，但是在那里它们一旦被委之于它们自己，就会退化的。
在罗马和希腊，具有讲坛上和法庭上的本领的那种重要性，长期以来扩大了修辞家阶级。他们的工作有助于那种艺术的进步，他们发展了它的原则及其精致性。然而他们还教导了另一种被现代人所非常忽视的艺术，而它今天却应该从口说的作品输入到印刷的作品里来。那就是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轻松地就准备好讲演辞的艺术，其中各个部分的安排、驾驭它的方法和善于发挥各种修辞，至少也要使人可以接受；那是几乎临场就能够发言的艺术，而能不使他的听众由于他的思想杂乱无章、由于他的文风混淆而感到疲倦，并且能不以浮夸的文词、不以无聊的粗鄙、不以怪诞的前后不一而使他们反感。凡在一种职位、一种公共义务、一种个人的利益，可能要求人们讲话和写作而又没有时间来思索自己的讲话或写作的一切国度里，这种艺术将会是何等之有用啊！它那历史之格外值得我们关心，乃是由于现代人往往十分需要它，却似乎只认识到了它那可笑的一面。
自从我们这里谈到了它那史表的这个时代以来，书籍是大大地增多了；时间的遥远已经给希腊早期作家们的作品蒙上了相当多的阴影，使得对那些书籍和见解的研究——即被人称之为学术的——构成为精神劳动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则挤满了语法学家们和考据学家们。
在他们所遗留给我们的东西当中，我们看到有一种倾向，是要根据一部书的古老性、根据发现它和理解它的困难程度来衡量其可称赞和可信赖的程度；这种心态并不是要根据这些见解本身。而是要凭其作者的名气来判断这些见解，是要信赖权威、而不是要信赖理性；最后还有那种如此之虚伪而又如此之阴暗的有关人类堕落的观念以及古代的优越性的观念。人们所赋予已成为他们的专业目标那种东西的重要性、曾使他们付出了努力的那种东西的重要性，就一举而阐明了并且宽恕了各个国度和各个时期的研究者们都多少会分享的那些错误。
我们可以谴责希腊和罗马的研究者们，乃至于他们的学者们和哲学家们都那么缺乏把事实及其证明置于理性的严格考察之下的那种怀疑精神。当从他们的著作中看到事件和风尚的历史时、看到生产和自然现象的历史时、看到工艺的产品和制作的历史时，我们就会惊讶地看到他们是在泰然自若他讲述着最明显的荒谬、最令人反感的奇谈怪论。在句子一开头放上了一个“人们说”、“人们报导说”，他们就仿佛足以把自己置于一种幼稚可笑的可信赖性的荫蔽之下了。我们应该把那种冷漠态度特别归咎于人们不幸尚未能懂得印刷术，正是那种冷漠的态度败坏了他们的历史学研究并阻碍了他们在自然知识方面的进步。对每一桩事实都确实收集到所有可以证实它的或推翻它的权威根据，比较各种不同的证词并阐明产生了它们问的分歧的那些争论的那种能力——所有这些确定真理的方法，惟有在有可能拥有大量的书籍、无限地重印这些抄本而不是怕它们流传太广的时候，才能够存在。
旅行家们的叙述和描写，往往只有一份手抄本并且从来都没有受到过公众的审查，它们又怎么可能获得其首要的基础就在于没有互相矛盾的说法的那种权威性，或者是有可能具有那种权威性呢？因此，人们就一视同仁地报导一切，因为很难多少确切地选择出来什么是值得加以报导的东西。而且我们也无权对人们以同样的信心、根据同等的权威性来同样地既叙述最为自然的事实又叙述最为奇迹的事实而感到惊异。这种错误在我们的学校里仍然作为一种哲学原理在被教导着，而同时又有一种被夸大的不信任感在相反的意义上引导着我们不加检点地就摒弃一切在我们看来是超乎自然之外的东西。惟有科学才能够教导我们怎样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去发现理性规定我们应该止步的那一点，不过那种科学在我们今天还只不过刚刚开始出现。
《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
孔多塞著 何兆武，何冰译
第六个时代
知识的衰落——下迄十字军时期知识的复兴
在这个灾难深重的时代，我们将会看到人类的精神迅速地从它所曾达到的高度降落下来，以及接踵而来的愚昧，在这里是凶暴，在那里又是精心制造的残酷，总之，到处都是腐化和背信弃义。难得有一些才智的光芒、难得有灵魂和善意的伟大心性，是能够穿透那个深沉的黑夜的。神学的梦境、迷信的骗局，成为了人类惟一的天才，宗教的不容忍成为了他们惟一的道德；而欧洲则在教士暴政和军事专制主义的交相煎迫之下、在血和泪之中，期待着新的知识将会允许她在自由、在人道和德行之中复活的那个时刻的到来。
这里，我们不得不把史表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将包括西方，那里的衰落更为急剧并且更为彻底，然而在那里，理性的光芒却会重行出现而永不熄灭；第二部分是东方，那种衰落对她来得更为缓慢，长期以来也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