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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律像在东方那样，是与宗教相联系在一起时，法律的解释权就成为祭司暴君制的一个最强而有力的支柱。在希腊，它们构成为每个城市由其立法者所制订的法典的一部分；它们是和已经确立了的体制和政府的精神相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没有经历什么变化。行政官往往滥用法律；特别不正义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但是法律的弊病却从未导致一种经常性的和老谋深算的掠夺体系。在罗马，除了习惯的传统而外，人们长期就不知道有别的权威；在那里，审判官每年都要宣布，在他们任职期间，他们所据之以判决争端的都是些什么原则；罗马最早的成文法乃是由十人会议所编纂的一部希腊法律汇编，而十人会议关心着保留自己的权力更有甚于要以提出一套良好的立法来尊重法律；在罗马，自从那个时代以后，法律就被以元老院为一方和以人民为另一方双方交替地所独断，各种法律迅速地彼此相继，不断地被推翻或被肯定，被新的安排所缓解或者加重；不久，法律的繁多性、复杂性及其模糊性和语言变化的必然结果，就使得对法律的研究和理解成为了另外一门科学。元老院利用人民对古老制度的尊敬，很快地就感到了解释法律的特权与新法律的制订权几乎是相等的；于是他们就自行充当了法学专家，他们的权力超过了元老院本身的权力，而那在皇帝的统治之下就更加增长了；因为立法越发古怪和越发不确定，它也就越发加大。
因而，法理学乃是我们有负于罗马人的惟一新科学。我们将要追踪它的历史，那和近代人对立法科学所做出的进步的历史、而尤其是和立法科学所遇到的障碍的历史，是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将阐明，罗马人对人为法（droit
positif）的尊敬是怎样地有助于保存人的自然权利的某些观念，以及后来又怎样地阻止了这类观念的增长和传播；我们少数有用的真理以及大量更多的暴政性质的偏见，都是怎样地有负于罗马法（droit
romain）的。
在罗马共和国之下，刑法的温和性值得我们注意，它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一个罗马公民的血成为了神圣的。不是那种可以宣布公共灾难与国家危急的特殊权力机构，是不能对一个公民处以死刑的。可以要求全体人民在一个个人与整个共和国二者之间做出判决，他们感觉到，在自由的人民那里，这种温和性乃是防止政治上的不同意见蜕化为血腥屠杀的惟一办法；他们想要以法律的人道性来改正一个民族风尚的凶残性（这个民族甚至在他们的娱乐之中也要滥洒他们奴隶们的血）；这样，直到革拉古兄弟的时候为止，在任何一个国度里从来没有过如此之强烈而又如此之反复的种种风暴，是付出了更少的血腥代价并产生了更少的罪行的。
［罗马人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政治学的著作。西塞罗论法律的著作，仿佛只不过是希腊人作品的加工摘要而已。在自由的垂死痉挛之中，社会科学是不可能自我同化并自我完善化的。在罗马皇帝的专制主义之下，对它的研究看来只会表现为一场反对皇权的反叛。最后，没有什么比看一看迄今为止在历史上是惟一无二的那个例子，能更好地证明罗马人对它始终是怎样地一无所知了：从涅尔瓦到马尔库斯·奥勒留一连串相继不断的五个皇帝都兼有着德行、才干、知识、爱光荣、热心公益，而他们却没有一个订立过一项制度，标志出要限制专制主义和预防革命的愿望、要以新的联系来凝聚起那个硕大无比的整体的各个部分的愿望，而一切却都在预告它的解体即将临头了。〕
有那么多的民族都结合在同一个统治权之下，有划分开帝国的那两种语言的传布，而这两种语言对于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是惯用的；——这两个原因在协调着起作用，无疑地会有助于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以更大的平等性来传播知识。它们的自然效果还会是一点一点地削弱把各个哲学派别分裂开来的那些分歧的，并把这些派别结合成一个惟一的一派，这惟一的一派是从每一派之中择取最符合于理性的意见并被反思的检验所最为首肯的意见。理性会把哲学家们引到的地方，就正是这一点，——当时间对于宗派热情的作用只容许人谛听它的声音的时候。于是，我们就在塞涅卡的作品中已经发现有这一哲学的某些痕迹了：它甚至于对雅典学园派也不是从来都陌生的，看来雅典学园派几乎完全和它混为一体了；而柏拉图那些最后的弟子们则是折衷主义的创立者。
帝国境内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已经是民族的了。但是它们也有大量相似的特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一种家族意味，这些宗教绝没有形而上学的教条，却有大量古怪的仪式，那些意义是人民、甚至于往往也是祭司们所茫然不解的；它们有一套荒谬的神话，群众在其中看到的只是他们那些神祇的惊人的历史，而更有教养的人们却疑心那是对更高明的教条一种隐喻式的阐发：这些宗教有血祭，有代表神祇的偶像，其中某些被时间所神圣化了，还具有一种上天的德行；它们的大祭司专心致志于崇拜每一个神明，但并不形成一个政治团体，甚至于也不会联合成一个宗教团体；它们有专属于某些神殿或某些圣像的神谕；最后还有秘传，那是它们的法师们只有在把绝不可违背的秘密法规强加于人之后，才会向人传授的。这就是这些宗教相似的特性。
这里还必须补充的是，祭司们是宗教良心的裁判者，但却从不敢自命为道德良心的裁判者；他们指导宗教崇拜的实践，但并不指导私人生活的行为。他们向政治家出售神谕和占卜；他们可以把各民族推入战争，强迫他们犯罪；但是他们对于政府、对于法律并不施加任何影响。
当作为同一个帝国的臣民的这些民族有了习惯性的交往时，当知识在各个地方都做出了几乎是同等的进步时，有教养的人们便很快地察觉到，所有这些宗教崇拜都是对一个独一无二的神的崇拜，而为数众多的神校⒚窦淠ぐ莸闹苯佣韵螅贾徊还撬母髦植煌翁蚋髦指餮拇朗慷选！ �
然而在高卢人那里和在东方的某些地区里，罗马人却发现了另外一种性质的宗教。在那里祭司就是道德的审判官：德行就在于服从神的意志，祭司则称自己是神的惟一的解释者。他们的帝国囊括了人的全部，神殿与祖国就合而为一了；人们在成为帝国的公民或臣民之前，就是那和华和奥苏斯的崇拜者；而祭司们则决定他们的神会允许他们服从哪些人间的法律。
这些宗教必定会刺痛世界的主人的骄做。高卢人的宗教是太有力量了，使罗马人无法迅速地推翻它。犹太民族则更加分散；但罗马政府的警觉性或者是不屑于那些默默无闻的宗派，或者是无法顾及，而这些宗派都是在这些古代宗教崇拜的废墟之上秘密形成的。
希腊哲学的传播，其功德之一便是摧毁了在所有接受过一点广博的教育的各个阶级中间对于流行的神明的信仰。一种朦胧的有神论、或者说伊壁鸠鲁的纯机械论，甚至于从西塞罗的时代起，就是任何一个培养过自己的精神的人和所有领导着公共事物的人们的共同学说了。这个阶级的人必然依附于古代的宗教，但却力图净化它，因为在所有的国度里，这些神抵之繁多甚至于困扰了人们的信心。于是我们便看到哲学家们在介乎中间的神灵之上构造出来各种体系，使之服从于各种安排、各种实践和一套宗教体制，以便使之更加配得上接近优于人类的那种智力。这些哲学家就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寻找这一学说的基础。
被征服的国家的人民。不幸的人们。有着炽热而又脆弱的想象力的人们，——他们自身都偏爱祭司的宗教，因为祭司统治者的利益正好激发了他们那种奴隶制中的平等学说，亦即放弃尘世的福祉以及上天对于盲目的顺从对受苦受难，对自愿的或由忍耐来支撑的屈辱所保留的补偿；这种学说对被压迫的人又是多么地有诱惑力啊！但是祭司们需要用某些精巧的哲学来提高他们粗陋的神话学；他们于是到柏拉图那里去乞援。柏拉图的《对话录》成了一个武器库，双方都到那里去铸造他们的神学武器。我们在下面将看到，亚里士多德也获得了类似的荣誉，他发现自己同时既是神学家的大师又是无神论者的领袖。
有二十个埃及和犹大的教派联合一致在攻击罗马帝国的宗教，但是他们彼此之间却以同等的凶残在相互斗争；他们以消失在耶稣的宗教里而告终结。人们就以他们的残余构造出一种历史。一种信仰、某些仪式和一种道德，其中慢慢地聚集起大量受感召的人们。
（大家都信仰有一个基督，有一个受上帝差遣的弥赛亚要来为人类赎罪。这就是这整个教派的基本教条，他们想要在古代各种宗教派别的残余之上提高自己。人们争论着他的来临的时间和地点和他在世上的名字；但是有一位先知据说是在提贝留斯的治下出现在巴勒斯坦，他的名字盖过了所有其他的名字；于是新的狂热信徒就在玛丽亚之子的旗帜之下聚集起来了。］
罗马帝国越是衰弱，这个基督宗教就越发做出了迅速的进步。世界的古代征服者的堕落也蔓延给了他们的神祇，这些神祇在主持过了他们的胜利之后，就只成为了对他们失败的软弱无能的见证人。这个新教派的精神更适合于衰落和不幸的时期。他们的领袖们尽管有种种欺诈和罪恶，却都是准备为自己的学说而牺牲的热诚者。哲学家们和伟大人物们的宗教热忱，无非只是一种政治热诚；而作为一种对引导人民有用的信仰而需要加以维护的宗教的全部，则只能是希望有一段苟延残喘而已。基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