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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怀孕，我犹如当头受了一下重击，一时间手脚冰凉眼前发黑，身子一晃，险些儿跌倒。……我说得了急腹痛自然有人相信，当时我的样子的确像是个得了重病的人。我和阿娟相约找个机会从长计议，只有苏军医能够帮助我们。也许我和苏军医是同病相怜，内心隐秘互不相瞒。
在您跟我深谈过之后，我曾经下决心和阿娟断掉。根植在心田上的爱苗若想连根拔除，必然带着血肉，而且极其容易复萌。……同时，我也想到，如果此时我再回避不见，那就等于始乱终弃，使阿娟受到双重打击，我于心不忍，既违背我的本意，更违背为人的道德。……住在医疗队里，我就获得了自由，我和阿娟又回到了那所被废弃的竹屋。我们两个都像心志精力俱已衰竭的人，互相偎抱着却没有任何快意，只有绝望和悲伤，两颗心紧贴在一起，就像钉在针下的蝴蝶翅膀簌簌颤抖，却又觉得那个小生命在呼唤我们。
如果不是那个小生命紧揪住我们，我们有可能双双跳崖，做一个当代罗米欧和朱丽叶。我们的第一个决心就是把我们两人爱情的结晶——婴儿（不管是男是女）生下来；第二个决心，就是在不得已分手的情况下，等待相聚的日期。
我们考虑到目前我留在越南没有可能，因为我们没处躲藏，支队必然会派人找我。而且给中越友谊、给五个伟大的代表、给支队本身带来损伤；带阿娟走也不可能，结果仍然和我留下一样。
唯一的办法是我们在合法的情况下重新结合，或者我当作华侨到越南来找她，或者她去中国找我。至于要等多少岁月，不得而知。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找不到任何出路。
阿娟毅然揪下一缕柔发，打了个结，捺在我的手上：
“乔！见发如见人，你带上它，就像带上我。……”
那一幕的确带有惨烈悲壮的色彩。我们立即计划联络方法：我用什么办法找到她，她用什么办法找到我？而后又研究，孩子生下来怎样养活？
要不要公开她或他的爸爸是谁？这是两个难题，一时间找不到妥善的办法，
只好先解决最容易的：生男叫什么名字？生女叫什么名字？
这是最好解决的问题：是男，叫黎念乔；是女，叫乔恩娟。
接着，我想起了最靠得住的联络方法，这方法来源于地下工作者如何接头：我们相约，每年的单月第一天，各自到约定的地点碰头；当时，中越边境基本上有国无界，两国边民多有亲友往来，要想见面并不困难。
越北边境和中国相通的有三关——友谊关、平而关、水口关。最后确定第一年的会面地点在友谊关，第二年在平而关，第三年在水口关，周而复始，不见不散。……
不管这些方法能不能实现，但它使我们走出了困境，犹如在隧道的黑暗中看到了出口的光明，甚至想到万里边关喜相会时的激动人心的时刻，悲愁顿失，心扉顿开，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沉醉在未来相见时的狂喜之中。
又是信誓旦旦的低语，不是因为互相需要某种契约式的保证，而是说说痛快，犹如说过万千遍的“我爱你！”好像我们已经不再为目前的困境所苦恼，反而觉得由于种种障碍提高了爱情的品位。就像历尽千辛万苦之后，才领略到险峰的无尽风光。
对于孩子生下来，是否公开他爸爸是谁的难题，已经忘却，好像是个无须思考的问题，甚至觉得分离、等待也是一种乐趣。我们像两个嬉戏在欢乐中的幼儿，忘记了身外的一切，根本无法想到命运的雷霆会隆隆打下。
“乔文亚，你出来！”竹屋外突然响起保卫科齐干事的气势汹汹的声音。这种突然而起的声音，使我的心猛然一沉，呆愣了一下，一时间想不出这声音和我的处境有什么联系。直到吃惊的阿娟高叫了一声“有人！”一下把我推开，只顾站在竹床前慌乱地整理她的衣衫。我想不出齐干事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平时，我们两人相处得不好也不坏，交往不多，只是向我借阅苏联侦察小说《匪巢覆灭记》时，对我诚挚地感谢过一番。
他的出现非同小可，他的声调犹如呼喝犯人，我甚至来不及思索这种情况出现的缘由，接着他又喊了一声。
也许这家伙还给我留了点情面，没有直接闯进竹屋里来。我只好既慌乱又懵懂地走出屋外，我这时看见齐干事身后还站着友谊办公室的阮文兴，这家伙平时对我不坏，还能写几句汉文诗歌，言谈问对中国充满向往，还希望我回国前，把一本中国袖珍分省图留给他作为纪念，以便有机会到中国时来我家作客。可好，现在他一脸凶相，满腔恨意，我不清楚他是不是正在追求阿娟，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他在监视我们的行动，我和阿娟的关系就是他向支队政治部反映的，这座隐藏在丛林中的小竹屋也是他跟踪我们发现的，所以他今天才把齐干事带来，捉奸要提双，好了，我无言可说，只好俯首就擒。
“走！”齐干事把我猛推了一把，这家伙布袋里竟然带着手枪。
我只来得及回望了一眼，看到的却是阮文兴的背影，他正好把阿娟挡住，我无法判断此时阿娟的情态。但我知道，有了我们的最后约定，她就能够坚强的对待。
我回到支队，接着被推进了禁闭室。因为我的顶头上司张科长不在，所以无人来追究我的犯错误的经过，只是齐干事给我送来了一沓子稿纸，要我从思想上、政治上、作风上、品质上作出检查，详细交待错误经过，深刻检查错误根源，要提到党纪、军纪、国际关系的高度来认识，并且希
望我端正态度、坦白交待争取从宽处理。他在转身外出时，我一把揪住了他，我问：“我可以给阿娟留下张纸条吗？”
“不行！绝对不行！”他虎视眈眈地瞪着我，“你的漏子捅得够大了，还想罪上加罪吗？”
“你们准备怎么处理我？”这话一出口就觉得是多余。
“这不是我的事情！不过我警告你，老老实实，争取从轻处理，是你眼下唯一的出路。……”
他把门一摔走了，门外的哨兵——警卫排的一位我认识的战士，他推开门用异样的神情望了我一眼，是觉得我的行为不可思议吧？
我坐下来，思考我的检讨，可是满脑子全是阿娟：她能顶得住吗？那个阮文兴会怎样对待她？她的家庭会怎样对待她？她的过去的男朋友们怎样对待她？她有苦向谁诉？有难向谁说？有疑惑向谁求教？我的忧虑又向更深层次更久远的未来延伸：
我的女儿或是儿子的遭遇会是怎么样的？越南的大人孩子会不会歧视他？当他追问谁是自己父亲时，阿娟怎么回答？我们每年相约在边关相会，她能不能赴约？她也许正在分娩，也许正在抚育不能经风雨的婴儿，每年的单月的第一天，这本身就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幻想，到那时，我有什么条件可以离开岗位去赴约？我现在还不知道回国后的归宿。单就从我的家乡去一趟友谊关谈何容易？有没有这样的经济条件？有没有这样的时间和自由？即使能够鹊桥一渡，隔着国界招招手说几句话又有什么意义？会不会反增惆怅？想到此处，我的心袭来一阵阵疼楚。
黎老师，此时，我的方寸已经乱了，或者说是忧心如焚。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支队来，即使回支队来你也不便插手我的事情，我估计很可能会把我押送回国，现在支队也许正在征求友谊办公室的意见，会不会把我‘斩首’示众都很难说，但是根据我在友谊办公室的经验，这种事情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绝不会大事张扬，但在事情与越方没有协商解决之前，是不会把我送走的。
我之所以给你写下这份长长的留言，只是求助一个客观的处事冷静的头脑，为我寻求一个在我这种情况下的最佳选择。你先把这个选择告诉阿娟，回国后再把跟阿娟研究的最后选择告诉我。黎老师，拜托了。这封信我留给苏军医。在你从奠边府回来后，他会转给你的。
归国后，我不知流落何方，为了免去您费神寻找，我把我的家乡的通讯地址留给您：山东省黄县松山乡乔家村。我的父亲：乔升平，弟弟乔文荣。
此致
敬礼
您的犯错误的学生乔文亚
又及：
凌晨三时，辗转反侧仍难成眠，许多往事纷至沓来，像破碎的云影飘过脑际，不管是现实生活中实有的还是从文学作品中看来的各种人生悲剧，在我眼前掠过。撕肝裂肺的痛疼变得能够忍受了，我已经心定神宁地思考我和阿娟的未来了：我把历史上的许多爱情悲剧都翻腾出来，作为参考。
我准备放弃很多东西。人生总为名利所累，我何不去过闸云野鸭无拘无束的生活？第一，我放弃我这个副连级的小小干事之职；第二，我放弃党籍和军籍；第三，我并不追求奢华的生活。……想到此处，我忽然觉得无所欲求一身轻松了！对无私才能无畏有了新解：既然什么也不想要了，还怕什么呢？
我作为一个与世无争的平民回到家乡，我可以当一名合格的小学教师；我可以下地种田，即使不能致富，过一个一箪食，一瓢饮的颜回式的生活总可以了吧？我忽然想到在县文化馆里当馆长的同学乔延宾，我到他那里当个馆员总可以了吧？那个不算太大的图书室里有12000册图书，那不就是我享用不尽的财富吗？……我简直有点想入非非了，在中学时，我就在文学上初露锋芒了，“意深辞丽，可见有才！”这就是老师给我作文的评语。
黎老师，文章憎命达，经过种种波折之后，说不定我还能成为一个文学家呢！好了，不再写了。我现在已经完全想通了，甚至有一种与功名利禄诀别的快感。支队政治部要的检讨我已经想好了：最后一句就是我甘愿接受组织给予的一切处分，并且请求解甲归田弃官为民。
怎样走法，什么时候走，走前走后的一切我都无法预想，我想您会从苏军医那里知道这一切。
暂别了，黎老师，让我们国内再见吧！祝您一切顺利。
读完乔文亚的信，我竟然一时说不出是什么感觉，仅仅这样一次挫折，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