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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的战争是民族精神的振奋剂！我在河内街头听到清除废墟的市民的劳动号子声，还有那些衣不蔽体却在快乐的笑声中捉迷藏的儿童，忽然间，竟然觉得战争并不那样可怕了。我站在河内的行横街头，竟然沉入一种历史的哲思。
大自然不可能是永远晴朗的天空，也不可能永远是风暴雨狂，狂风暴雨清扫洗涮过的天空，是不是会格外清亮？
战争与和平，是不是历史巨人的左右脚？它是不是在人类的灾难与幸福、痛苦与欢乐中走向未来？
河内，曾是越南李朝、陈朝、后黎朝的京城，享有“千年文物之地”的盛誉。“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总督府现在在哪里？
据黎东辉介绍，这里曾像北京的故宫一样，也有过紫禁城和皇宫，也曾有过楼台殿阁、御苑园林、在千年的历史沧桑中，改朝换代，内乱和外侵，河内的古建筑屡建屡毁。当年的宫门已经荡然无存。古城墙也只在正北门附近留下一段百米长的残迹，就像我国南京鸡鸣寺附近那段与明城墙相接的台城遗址。
远在7世纪初，这里就开始建城，当时称作紫城，在10世纪以前，先后改称宋平、罗城、大罗城。……到公元1010年李朝从华闾迁都至此，更名为升龙。随着朝代的更迭历史变迁，名称不断地更换：中京、东都、东关、东京、北城，直到阮朝才易名河内，是困在红河右岸被其环抱而得名。李朝陈朝时期有61条街坊；黎朝、阮朝时期有36条街坊。现在许多街道仍沿用旧称，使我每一步都产生沉重的历史感。这里的许多古迹都显现着中国古文化的光彩。
河内城区湖泊环列，树木终年常青，鲜花四季常开，处处呈现出亚热带城市的幽美景色，我们绕过还剑湖、西湖而后到达巴亭广场。在巴亭宫里还放着胡志明主席草拟《独立宣言》时用过的圆形四腿的桌子。……就在我们怀着敬意参观过这些历史文物的19个月之后，享年79岁的胡志明主席的灵柩就停放在这里。
后来，我看到一位西方记者用感人至深的笔触记述了河内人民哀悼这位令人敬爱的伟大领袖的情景：
他们的伟大领袖去世了。数百万人排着长队向他的遗体表示敬意，悲哀使北越人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当人们离开灵柩时，几乎没有一个人的眼睛离开地面，头颅低垂；在哀伤欲绝的行列中，有数百人突然晕倒在地，有人则呼天嚎地，撕扯着自己的头发和胸口，痛不欲生，以至好几个强壮的年轻人拚力才能遏制住这种近似疯狂的强烈的感情，把他从人群中架走！……这远不止是一个民族的悲哀。胡志明几乎成了一个民族万心所向的核心！如果以胡志明的名义号召人们投入战斗，人人将成为视死如归的勇士！
在市区内，我们参观了几个寺庙，古雅清幽。还到了百草公园，这里有森森林木，还看了名刹报恩寺的遗址。又到了巴亭广场东南方奠边府路（原为旗台路）的旗台，这旗台高达60米，蔚为壮观。六棱形的旗台矗立在三层方形的台基上，底层每边长达42米，台基第二层每边各有一门。东、南、西向的三门上留有匾额：东为“迎旭”，南为“向明”，西为“回光”。处处使我感受到汉文化的气息。
4月28日回到支队部，没想到这里出了与我们三人都有密切关系的事故，同样是一起国际事件，当然，它和奠边府围斗苏修专家的事件截然不同。
第二十章
（一）乔文亚留言
乔文亚的信是苏军医转给我的。在没有收到他的信前，我已经知道他被押送回国的大致经过了，当我从苏军医手里接过一封沉甸甸的信时，颇带遗憾地说：
“悲剧终于发生了！”
“是啊！”苏军医神情黯然地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你不知道，现在国内的运动状况，”我怀着某种怜悯说，“回国之后，真不知他会落个什么结果，这下可尝到偷食禁果的苦味了！”
“可是，所有西方文学作品中都讲‘禁果分外甜’！”苏军医好像B我解脱似地反驳我。
“我们是在东方！”我有意敲打他一下，然后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你先看看他的信吧，以后我们再慢慢谈。……”苏军医因急于出诊，便匆匆去了，或是借口出诊，匆匆逃开了？他和白玉琴不会再出什么事吧？
苏军医走后，我又沉思了一会儿，才打开乔文亚的留言。谜底已知，它已经激不起我的好奇心了。怀着某种厌烦之情勉强地读下去；
黎老师：
当你从奠边府回来时，我已经被押送回国了。看来，我将脱掉军装被
开除党籍（或是留党察看）回到我的家乡去了。我很痛苦，但不后悔。虽
然我没有听从您的劝告，酿成大错，我也无意向您致歉。我之所以临行前
给您写这么一封长长的留言信，无非是希望得到您的谅解后，以您的热心
和真诚去把阿娟扶起来。她的痛苦是双重的，因为她已经有孕在身。
读到这里我的心不由“咯噔”一震：真是祸不单行，这简直是雪上加霜，我的握信纸的手竟然忍不住发抖，仿佛被阿娟绝望的情态刺痛了。
我的遭遇我心里是有数的，回国之后，不管把我放在哪“个岗位上，凭我的青春活力，凭我的文化水平，凭我的聪明才智，我都能生活得很好，就像一个被风浪卷进深渊里的人，凭我的勇气体魄和游泳技能，我一定会从深水里浮上来。可是，阿娟怎么办呢？她将来怎样面对社会舆论？她怎样抚养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人言可畏，那个小生命是不是会给她带来终生的屈辱？她的柔弱的心灵能不能承受这种无处不在的重压？
话再说回来，即使她勇敢地承受命运给她的重负，不畏人言，不畏艰辛，把幼儿养大，她今年才18岁，是如花的妙龄，如火的青春，她怎么能忍受孤寂的生活？长长暗夜，寂寂孤灯，谁能给她以爱情的抚慰？谁能擦干她的屈辱和凄苦的眼泪？
我回到祖国，我除了失去军籍乃至党籍之外；我的火热的青春并没有丢失，我失去了爱情却没有孩子的拖累，我还能重新获得人间的一切，可是阿娟怎么办？她能等到什么时候？所以我给黎老师你写一封长信，就是求助你的经验，求助你的智慧，为阿娟去解脱痛苦，即使无法使她全部解脱，那也给她指一条不太崎岖的比较容易通行的生活之路。
我想，这可能给您增加某些负担。可是，这恰恰是一个作家应该探求的人生之秘，哪个伟人说过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呢？这也许正是你所需要的一个有用的素材，您看，现在不是我请求您的帮助，而是我在帮助您完成素材积累了。写到这里，我的痛苦万端的心情，变得略感轻松了。
我是不是为您提供了一个悲剧题材？
黎老师，我不知道你读着我的留言时是什么心情。在我对您怀有真挚敬意的时候，我也考虑到我们之间的差异：我们相差18岁的距离并不很远，甚至仍然是同一辈人，但是，我们由于经历、环境和所受的教育不同，在人生价值、道德观念、生活情调上，就有着很大的不同，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沟通。
我跟苏军医也是相差18岁，但我们的人生观、爱情观、幸福观就很容易一致，因为我们受的是西方文化的熏陶，在你们这些布尔什维克们来看，我们是属于布尔乔亚范畴。尽管我和苏军医也是党员、正像您们常说的：
“组织上入党并不等于思想上入党。”
就从现在国内的政治风暴来看，谁是真正的思想入党都很难说，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被打倒在地永不得翻身呢？
您是读《联共党史简明教程》毛主席四卷雄文乃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成长起来的，而苏军医和我，却是在校园的沙龙里读着《少年维特之烦恼》、《安娜·卡列尼娜》和《罗米欧与朱丽叶》来陶冶自己的性情的。……当然，您由教导员、医院副政委、党委秘书改行加入了“臭老九”的行列，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文以载道和诗言志的文艺观，已经根深蒂固。如果我提出像罗米欧和朱丽叶那样以身殉情——用死亡去冲破世俗的樊篱，夺取爱情的胜利，您十有八九不会赞成！您不会推崇爱情至上！
没想到这个乔文亚在将我的军，细想一下也不过是以攻为守。他是在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争取我的支持和谅解。如果我在这里和乔文亚展开争辩，我可以写一篇万字长文回复他的“挑衅”，因为世上没有绝对自由的东西，对于爱情的禁锢、爱情的专一、爱情的自由乃至性解放和杯水主义，并不是今天才争论的课题。远在“五·四”运动之前，早就争论得沸沸扬扬，注定得不到完美的解决。谁也难以逃脱利弊互见的规律。毫无疑问，我是属于感情服从理智、自由服从纪律的一派，如果援越部队都像你乔文亚一样，到越南来浪漫蒂克一番，那么援越任务将很难完成。当安娜·卡列尼娜投身到火车轮下时，她应该想想她追求的爱情是真正的爱情吗？她得到了什么，她破坏了什么。她向人世间提供的是榜样还是教训？她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她的行为有没有侮辱和损害别人？不少评论家的同情是在卡列尼娜一边，说她是以死来表示对上流社会冷酷、虚伪、狡诈的抗议；那么下流社会有没有爱情悲剧？那么，你乔文亚，你苏长宁绝对不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贵族阶级，你们的爱情悲剧的发生应该怪谁呢？
谁反对爱情至上？你们在中学里就读过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诗，到底应该什么至上？
我不能不抑制住抗辩的激情继续读下去！
这也许是一种天意。本来，我是应该陪您去奠边府的。可是，由于黎东辉亲自陪您去，我就没有去的必要了，既然用不到翻译，张科长去比我去更好，奠边府的高炮团里他有熟人，安排你们的食宿他比我更有利。我的急腹疼不是真的，因为我必须和阿娟相见。因为她告诉我已经怀孕，我犹如当头受了一下重击，一时间手脚冰凉眼前发黑，身子一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