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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祖炎说：“不是过年，是蒋介石被活捉了！大家放鞭炮祝贺呢！”
我问：“蒋介石被我们红军活捉啦？”
“不是红军捉的，是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西安临潼捉的。”
“张学良、杨虎城不是国民党军队的司令吗？他们怎么抓蒋介石呢？”
“这是我们党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大胜利，张学良、杨虎城赞成抗日，不赞成‘围剿’红军，主张联合红军，共同抗日。蒋介石不听他们的劝阻，宁可再丢掉华北，也要‘剿灭’我们红军！”
“这回可要杀了蒋介石这个坏蛋！”
“还没有决定呢……”
正说话的时候，有人来喊黄祖炎去开会。保安的中央领导们喜气洋洋，许多人主张要杀了蒋介石。在苏维埃政府的院子里，听黄祖炎首长跟几个人说，我们应该学曹操……我在四川家乡看川剧，知道曹操是坏蛋，搞不懂首长为什么这么说，所以把他的话记得很清楚。
西安事变的第二天，保安城里军民都出动了，抢修飞机场。毛主席也参加了。大石碾子在黄土坪上轧来轧去。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在保安的上空转悠儿。飞机场太小，它降不下来，只好飞回去了。
第三天一大早，周恩来和叶剑英、博古、李克农等二十多人，骑马从保安出发，去延安乘坐飞机赴西安。毛主席、林伯渠、谢觉哉还有我的首长黄祖炎都出来送行，边说边走，一直到了保安城外。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的军队从延安撤走，红军接管了延安。我和黄祖炎首长的夫人朝玉英先行一步，从保安去延安。
西安事变的深远意义是许多许多年以后我才领悟的。当时，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陷入绝境，中共中央和红军向新疆转移的计划失败；西、北、东三方面是黄河天堑，南面有国民党百万大军封锁，中国共产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口。此刻，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和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发动“兵谏”劝蒋介石“联共抗日”，因此，张杨两将军确为民族英雄。
西安事变平息之后，东北军和西北军被改编，蒋介石调动中央军将陕北紧紧包围，准备重现江西“围剿”的胜利，在陕北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彻底消灭。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只好暂时放下消灭共产党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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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来给丁玲拜年
大约这年的春节前，首长的西屋搬进了一个中年妇女。
首长跟我说：“谢老说了，现在人手不够，让你顺便给丁玲打水打饭，好不好？”
我问：“谁是丁玲啊，我也不知道她住在哪里呀？”
黄祖炎用手指一指：“就是我们对面屋子里的女同志。”
丁玲很瘦，满脸的皱纹，只是一双大眼睛有点神气，整天不声不响地闷在屋里看书。我每天顺便给她打洗脸水，送三餐饭。丁玲那时就不简单，和黄祖炎一样，都在中央政府的灶上吃中灶。
有时，丁玲和黄祖炎在院子里聊天。说起西安事变，她恨恨地说：“应该杀了蒋介石这个刽子手。”
那天清晨，我从教堂后院的大灶打来一壶热水，刚刚走进首长夫妇住的院子，毛主席的警卫员急匆匆跟进来，他问我：“你的首长在家吗？毛主席来啦！”
说话间，毛主席站在院门口高喊：“老黄在这里么？丁玲在么？”我扭头望了一眼院子里的毛主席，转身推开东屋的门扇。首长夫妇正在炕上穿衣，我一边倒洗脸水，一边告诉首长，毛主席来了。随后去给丁玲送洗脸水。
毛主席不停地喊着丁玲的名字，迈步跨进堂屋的门坎，迎面看见我，正要与我打招呼，丁玲从西屋迎了出来：“丁玲在呀！”
毛主席说：“过年了，秀才们好吧！丁玲同志还好吧？”
丁玲的脸色红了：“哎呀！你还来看我，我还打算去看你呢！”
毛主席说：“行啦，我来看你，你就莫去喽。”说着，他走进丁玲的西屋。
丁玲的房间里，一架单人木床，一张白茬木桌，一对白茬木椅。墙角下堆着两只破旧的皮箱，一些书籍散放在窗台和皮箱上。我一边往洗脸水里倒热水，一边听他们的谈话。
毛主席坐床铺上，丁玲坐在对面的白碴木椅上。毛主席说：“你到延安这下好了吧，精神上、语言上不受压迫了吧，自由了吧！”丁玲只是点头，只是笑。
毛主席见我站在门口：“嗬，你这个小娃子，又到这里来了！过年好啊！”
丁玲问：“主席，你怎么认识他呢？”
“我认识他，比你还在前呢！那次在保安，我专门看过他们几个娃娃。”
丁玲：“哟，那是一个‘红小鬼’呀！”
毛主席转过来问丁玲：“你现在写点什么文章？”
丁玲瞟了我一眼：“啥子文章也没写，只是看书。”
毛主席说：“有啥好书呀，也让我看一看！”
丁玲：“没有啥好书，乱七八糟的随便看看。”
毛主席要求丁玲：“你应该多写些‘馍馍’出来。”
丁玲怔了一下，又笑了：“没有问题，早晚得有馍馍。”
我站在一旁，听得纳闷：“白面馍馍也能用笔和纸写出来？那不神了？”丁玲和毛主席一齐望着我，沉默了一会，毛主席说：“好啦，我去给老黄拜年去！”他走到堂屋里喊首长的名字。
首长在东屋里说：“老毛请进，老毛请进，我正在洗脸呐！”
毛主席哈哈大笑：“啊呀，你们真是一个懒汉，一个懒婆。”朝玉英拖着滚圆的大肚子，倚在炕沿上，垂头不语。
毛主席又问：“玉英几时生娃娃呀？在我们中央医院里生娃娃？还是另有打算呢？”
黄祖炎说：“准备送她回延长，他的母亲家，让妈妈照顾她吧。那里条件还比我们医院好一点吧！”
毛主席说：“那可够危险呢！”
首长说：“这两天，我就让他俩走。”
毛主席：“这小娃娃，又做勤务，又做警卫，还要作保姆！好啦，你可要尽心尽力哟，一定照顾好她，给我们抱一个‘小红军’来，有你一份功劳。”
毛主席走后，我去问丁玲：“毛主席说写出‘馍馍’来？这是真事吗？”
丁玲轻轻地笑：“毛主席说的‘馍馍’就是精神食粮呀，精神食粮就是书报呀，戏剧呀，电影呀，他是让我写书……以后主席再来；或者别的客人来，你不要站一旁听我们谈话，这样不好，不礼貌。”
我答应她：“还有这些讲究……我记住啦！”
我又跑去问首长：“毛主席怎么说过年呢？老百姓也没有放鞭炮，大灶也没有给我们吃顿大米饭呢？”
首长：“毛主席高兴呗，他急着想过年呢。”
我说：“该过年就是过年，还有瞎说的。”
首长：“腊月二十三，也是一个小年，元旦也是一个年，农历元月初一也是一个年，毛主席可以随便说吧！”
很快，我护送首长的妻子回延长县的娘家生娃娃，等我再回延安，没有再看见丁玲。
再次遇见丁玲是在杨家岭上，她来参加文艺座谈会。丁玲看见我，好欢喜地打招呼：“你在杨家岭工作呀！”我正在张罗着杀鸡，为秀才文人们准备“百鸡宴”，顾不得与丁玲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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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等人议论中西医
黄祖炎的胃病不知道有多少年了，进了延安，他就天天吐酸水，胃口痛。
我陪他去东大街中药铺看病。药铺里有药匣柜子和鹿茸龟板。坐堂老中医，按住黄祖炎首长的手腕把脉，看舌苔，提笔写了一张药方，交给药铺的学徒。我俩回家不久，药铺小徒弟端来一只白瓷碗，里面少少的黑药汤。黄志炎和喝了三天汤药，病情不见好。我们就又去看中医。
老中医说：“不见效果，反到好治，不然这病就麻烦了。长官啊，你是‘水胃’，必要断水治之。”
黄祖炎问：“怎样断水啊？”
老中医说：“每日三餐不能吃软饭，只能吃烤馒头片；不能喝水。渴到难受极了，只许抿一小口水，润润喉咙。一天不能超过三小碗清水，长官承受得了吗？”
黄祖炎爽快地说：“那好办，我按您的方法试试。”
老中医又说：“长官……你的脉象……肺虚啊！”
黄祖炎说：“先治胃吧！”说完，他拿过毛笔，问了多少医药费，写了一张字条，签上名字，交给药铺老板，让他去边区银行领钱。
黄祖炎戒水三个月，嘴唇裂了，声音哑了，胃口真的不疼了。饮食恢复正常后，他面色红润，人也胖了。黄祖炎说，中医‘偏方治大病’，果然不假呀！
1937年春节后，丁玲从西屋搬走了。黄祖炎开始主管中央医院的工作，傅连暲一家人住在东门大街的对面。傅连暲常常来黄祖炎的小院串门。
毛主席也常走出凤凰山，来探访黄祖炎，我和警卫员就坐在堂屋的门坎上听他们聊天。黄祖炎讲述治愈胃病的经过后，毛主席说：“你们两位院长要组织一个专家组织，把中西医结合起来，西医治表不治本，中医治病缓慢繁复，两者要取长补短。”
傅连暲说：“按主席这个想法，可是一个大题目，需要一段时间。”
毛主席又说：“我家乡有钱人讲究中药泡酒。你们医院研究研究哪些药材可以配酒，能治哪些病症，这样方便患者服用。”
黄祖炎说：“城里的知识分子相信西医，乡下农民相信中医，我们国家现在是两个极端。”
毛主席说：“中西要互相学习，联合诊疗，就像走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一样，走一条中国医学的新道路。”
黄祖炎、傅连暲就像学生一样听着。
毛主席有些感慨：“我现在每天早晨一调羹子蜂蜜，兑一碗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