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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祖炎、傅连暲就像学生一样听着。
毛主席有些感慨：“我现在每天早晨一调羹子蜂蜜，兑一碗白开水，喝了再洽饭。我们现在穷哇，没有条件让你们这样的领导干部也吃一点点蜂蜜。”
黄祖炎说：“你就不要想着这些啦，我们都希望你把身体保养好，中国革命成功靠你啊！”
毛主席说：“我一个人能顶什么用啊！还要靠全党的同志们！”
黄祖炎轻微咳嗽还有烧热，是早期肺结核症状。看样子，毛主席和傅医生都知道这个情况，可是毛主席不在乎，端起水碗喝水，谈笑风生。
傅连暲在一旁提醒：“黄院长的肺病是个大问题，主席还是注意一下为好。”
毛主席问：“老黄到底是什么样的肺病呢？”
傅连暲说：“他这个病跟鲁迅一个样，治一治，好一好，不治了，就要厉害。”
黄祖炎说：“其实中医也能治‘肺痨’，只是我们不知道哪位老大夫掌握着特效药方。‘肺痨’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十多年前，北平郊区的一个农民病得很重很重，送到协和医院一检查，医院说，你的‘肺痨’没办法医治了，回去准备后事吧。这个农民家里也穷，没有多少粮食，天天吃煮胡萝卜、菠菜，生吃西红柿。几个月后，这个农民不咳嗽了，也不发烧了，也有力气了。协和医院知道后，要出高价买他的‘药方’。这个农民也不客气，狠狠敲了一竹杠。”
毛主席开心地哈哈大笑：“哈哈哈，中国农民耍弄外国洋大夫啊！”
傅连暲猜测：“可能蔬菜里含有杀菌消毒的成分，现在我们还分析不了。”
毛主席看看傅连暲：“你也是外国人培养的洋大夫哟。”
傅连暲说：“我小时候家里很穷，没有教堂里洋大夫的帮助，我当不了医生。”
毛主席感叹：“传教士的献身精神一点也不比我们差。你们看，陕北多荒凉呀！山沟沟里有多少教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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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懊悔西路军的失败
当时改编红军的主要问题是蒋介石不承认红军的实有人数。毛主席来黄祖炎家串门聊天，十分后悔地说：如果我们西路军不失败，那么多人呢！不说编四个师，编八个师也行啦，蒋介石也没有借口可说呀！
首长说：“谁能想到张学良、杨虎城搞了西安事变，把蒋介石捉住了呢！”
毛主席说：“没有想到，确实没有想到！张杨两位将军是革命的功臣，民族之英雄。”
首长说：“可惜张学良杨虎城的军队了！张学良要不去南京，胡宗南也不能来包围陕北。”
毛主席懊悔地说：“西安事变要早三个月发生，我们也不会派红四方面军过黄河啊！也是一个遗憾！”
首长问：“你说老蒋会不会再来进攻我们延安呢？”
毛主席气愤地说：“老蒋这个人没有人格，他扣押张学良，瓦解东北军西北军，恩将仇报。他若不顾国家存亡，反而‘围剿’红军，那他就是最大最大的汉奸卖国贼啦！”
首长说：“如果不发生芦沟桥事变，蒋介石还是想消灭我们红军。”
毛主席点了点头。
在延安城里，毛主席和贺子珍住在凤凰山山根儿底下的石窑洞，低矮潮湿，是个玄窑，比黄祖炎首长的住处差远了。从凤凰山脚下毛主席的窑洞到延安东门黄祖炎的家大约200米的距离，来来往往便捷的很。1937年这一年里，毛主席三天两头来首长家串门聊天，两人海阔天空，古今中外聊天聊的得昏天黑地的。然后，毛主席心满意足地走了。
（1993年6月13日）
儿子：您讲讲讲红军改编的事。
父亲：七七事变爆发后，红军改编了三个师，蒋介石给了部队番号，115师师长林彪＇2＇，120师师长贺龙，129师师长刘伯承，这些你都知道吧？
儿子：我知道，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第八路军，您那时换没换国民党军服？
父亲：没有换国民党军装，只是把红军的八角帽摘了，换了国民党那样的军帽，也没有帽徽。延安绝大多数的人都像我一样，国民党不承认延安机关学校的人数，没有列入给养名额之内吧。
儿子：国民党给延安运送给养了？
父亲：1937年夏天吧，天气很热了。大约平型关大捷前后，国民党的汽车开到延安，运送大米、白面、被褥、子弹。以后几乎天天来，每次两三辆方头方脑的日本“尼桑”卡车，最多一次有五辆。
儿子：您亲眼所见吗？
父亲：我站在南门的城楼上，国民党的汽车就停在南门外。陕北雨少，敞蓬卡车，没有蓬布，“马槽”里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也怪，汽车从不进城，红军供给部长叶继壮领着几个人围着汽车转来转去。
儿子：那您就可以天天吃大米白面啦！
父亲：哪呀，顿顿小米饭！我碰见叶季壮，还向他要大米吃。他说一句，丰年不忘荒年饥，就跑了。他把大米、白面都存了起来。后来，小灶上吃的大米，不知放了多少年，一股霉味，是不是吃这种老米容易得癌症？
儿子：发霉的大米中有黄曲霉素，是一种强烈的致癌物质。
父亲：国民党也真够坏的，给我们有毒的大米。你看，解放后好多的中央首长、高级干部都得了癌症吧！
儿子：老爸，您可误会了，在1937年别说国民党，就连美国人都不知道黄曲霉素这个东西能够致癌。
父亲：反正他们吃了国民党的大米，也得了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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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昆仑山的神仙”
1937年入冬了吧。一天午饭后，黄祖炎刚刚躺下午休，一个人风风火火地跑来：“黄院长，快去飞机场，有人回来了。”
黄祖炎说：“可能是陈云从苏联回来了。小李，你去不去见陈云，毛主席今天也去飞机场，你见不见他们？”
“去也行，不去也行。”
黄祖炎说：“去吧，我们凑个热闹。”
我和首长走出延安城东门，一架螺旋桨飞机从南门方向飞来，紧贴着城墙，向枣园方向飞去，紧接着城里响起防空警报。首长说：“这个时候，日本人要来轰炸，那就糟糕了。”我俩沿着延河到了飞机场，一架飞机正从桥儿沟那边着陆。我第一次看见飞机降落，飞机尾巴扬起的黄土染黄了半边天。
飞机停稳后，毛主席、张闻天、博古、林伯渠、张国焘，还有我的首长一同迎上前，从飞机上走下几个中国人，他们身穿锃亮的黑色皮衣。地面上的人与天上飞来的“神仙”互相拥抱。我在一旁看着，还感到别扭。两个大男人，还搂抱个啥！我还不知道其中的陈云会与我有命运上的关联。
随后，首长们走到一张木桌前。毛主席首先讲话：“我向大家介绍，这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王明同志。”一群人环绕小木桌四周，观望从苏联飞来的“神仙”。毛主席又向众人介绍了康生和陈云，毛主席说：“你们是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你们回来啦，我们就又增加了力量。大家欢迎啊！”
这时，我注意到飞机上卸来的物品，一堆木箱子，还摆着一大块黑呼呼的东西。我问，这是啥呀？有人告诉我这是斯大林送给的黑面包。其中，四只最大的木箱长约四米，有人悄悄说，这里面装的是机关炮。几只双筒猎枪外面裹着麻绳。还有一捆一捆的书籍。
那时候，对能吃的东西最有兴趣，还记得陈云说：“这两块面包，你们谁吃，就用刀切割去。”
以后，再与陈云同志见面，是在宝塔山住的时候，陈云来访黄祖炎，首长把我支出窑洞，不让我在一旁听。陈云出来告别，见我在窑洞外抱着小娃儿，走过来夸奖小长生的健壮漂亮。
黄祖炎在一边说：“他就是跟我的小李，这次准备带他一起走。”
陈云用目光注视着我，点了一点头。
这年春天，我患了一次病，发烧咳嗽流青鼻涕，傅连璋说是重感冒，给我吃了几次药，没有太大的效果。傅连璋对黄祖炎说：“小李的病总不见好，让马海德同志看看吧！”
黄祖炎写了一张便条：“海德同志，我的这个小李感冒一月有余，我院治疗不见效，请你诊断。”
黄祖炎对我说：“你到马列学院附近，一打听就能找到马海德同志。”
见面一看，原来马海德医生是个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也是从西方下凡的神仙吧？
马医生吃力地看了条子，又一字一顿地说：“小李，打开衣服，为你听。”
他把听诊器贴在我的前胸后背，聚精会神地听了很长时间，然后收起听诊器说：“得，两种药！阿斯匹林……”
他说的第二种药是一种粉红色的小药片，我忘记名字了。
马海德嘱咐我，一定要吃药。在黄祖炎的督促下，我每天按时服药，很快病就好了。马大夫的医道真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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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祖炎培训“财神”
1937年春节前；我护送朝玉英回延长她的母亲家坐月子。正月初二，朝玉英在延长生下一个男孩。4月，我陪朝玉英从延长县城返回延安时，黄祖炎正在办财会学习班，玉英马上插班入学。教堂旁的大车店，打通了两间客房，墙壁上抹出一面黑板，男女老少几十人挤在一起听课。
玉英去听课时，我在家里照看小娃儿，喂水，换尿布。太阳从山后露出来，我抱上小娃去大车店，给娃儿喂一次奶水。
我常常站在教室后门听课，黄祖炎经常强调财会人员的纪律，他说：“党和国家把金钱交给你们管理，一毫一厘不可侵占。这句话，你们切莫忘记！忘记了就要犯大错误。”
“在延安的西北面，有片沙漠，沙漠里有条黑河，古人称弱水。佛教有名言‘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三千里的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