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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是维新运动由思想准备走向实际行动的转折点，也是梁启超涉足政治的起点。”这年3月为会试梁启超第一次来到北京。康有为编写的《新学伪经考》等在北京流传，守旧派官僚以为这是对正统经典的诬蔑，是“惑世诬民”，应当像孔子杀少正卯一样除掉康有为。其实在今天看来，这确实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具有意识形态层面的较量。梁启超闻讯后“惊恐万分”，四处活动，最后在光绪皇帝老师翁同和的帮助下才幸免于难。但康书还是遭禁了。
当年春夏之交，中日战争迫在眉睫。日本天皇亲自募捐的同时，中国的慈禧太后却正在为自己的六十大寿忙活。1895年春天，康梁共到北京会试，在天津闻听清军大败，并且他们遭到日人搜船。4月《马关条约》签定的消息传出。为反对议和，为反对割让台湾，前来北京参加考试的台湾举人痛苦流涕。康梁集合18省2000多名举人开会，在慷慨激昂中通过了《万言书》。当场签名的有1300多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其内容主要为：拒和，迁都（西安），变法。
从现代看，尤其是我看，这次“公车上书”活动还是比较理想化的知识分子的天真举动，但是却为康梁带来了声誉，并且他们的政治主张第一次公开在京城亮相，同时也透出了社会要求改革的信息，影响是巨大的。从此梁启超也决心投身政治。
第七部分：《百年家族—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维新变法
其后康梁认识到要变法只有这三条途径：一。利用学会，建立变法的组织和队伍；二。办报刊宣传自己的思想；三。通过教育培养维新人才。最后他们选择了“二”，但也没有放弃其他两途。1896年《时务报》创刊，共出69期，旬刊。他们以此为阵地大力宣传维新变法，梁启超是主笔，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而且不止一篇。很快《时务报》风靡海内外，一时洛阳纸贵，梁启超也名声大振，此时他还是个20出头的小伙子呢。梁启超的文章主要在这几方面：1。开启民智；2。呼吁变法；3。抨击现实；4。介绍西方社会；5。对各种现象和人物进行“叙论”。
湖北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也对梁启超另眼相看，在宾客纷纷的嫁女当天，听说梁启超求见，竟撇开宾客与梁长谈，“至二更乃散”。张还重金邀请梁留下来做两湖书院院长，被梁拒绝。梁以为张是他的知音，实际上张在大方面上赞同梁的主张，但对梁的言论却认为过分，并且指示人暗中干预《时务报》。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最后导致《时务报》内部的分歧，梁启超在1897年11月奔赴湖南操办事务学堂。在这里他与谭嗣同开始了密切的接触，蔡锷成为梁启超的得意门生。
回头看那个时期的体制内，其实有许多开明人士，比如张之洞，还有陈保箴等，再明显的有李鸿章等上层人物。尽管他们本身由于各种原因自身有一定的保守性，但正是由于这些开明人士的大量加入，才从根本上彻底破坏了清王朝的根基。假如没有这些人的呼应，清朝政权仍将是铁板一块，康梁这些书生的呼吁也就得不到贯彻。
他们变法的瓶颈到底在哪里，我倒是愿意一半用规律来解释，另外一半用偶然。因为假如不是慈禧当道，光绪本人是很赞同变法的，但也不能排除光绪的变法心理来自对摆脱慈禧挟制的希冀，从而慈禧极力阻抗变法实际上也成为一种权力的报复。假如不是这种双重领导体制，变法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呢？难说。但无论如何所有人都看到这个国家必须要变，否则就要亡国。光绪更为急切一些。假如没有慈禧，中国是否会顺利走上“明治维新”的道路，这个可能是存在的。但这个“变”毕竟意味着在体制上作出对于皇家权利的摊薄，中国历史上还没有这样的事情，无论怎样开明的皇帝在不是面临生死存亡之际，都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权利，但部分放弃恐怕还是可以商量的。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实现君主立宪制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插图《太后》36 慈禧的生活照
梁启超他们的事务学堂还是受到了很多保守派的怀疑。这个学堂不仅为晚清社会的许多重要人物提供了一个思想充实
的机会，同时它为20世纪初期一大批湖南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革命的根基。从这个角度看，梁启超这批人在历史上的影响确实深远，我怀疑还对于毛泽东这批人也有一定的影响，未必是具体的思想，而是一种潮流和文化气质的继承，当时的湖南成为相对开明之地想必是应该的。
梁启超结交了许多维新志士，谭嗣同就是其中一位。但是他们两个经常是见面就吵，吵后就好，当然全部的分歧都在维新而不是私人小利，是真正的莫逆之交。
这期间为了改变中国人口素质，他们从解放妇女入手，号召设立女学堂，尤其是放小脚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
实际上就统计数据来看，完全可以说梁启超他们戊戌时期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全国新办学堂185所，报馆64个，书局10个，学会103。假如没有这个基础，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将是没有根基的。
第七部分：《百年家族—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百日维新
1898年在中国干支旧历属戊戌。这一年光绪大婚，慈禧必须还政。在风雨飘摇的末代余辉中，20几岁的光绪害怕成为亡国之君，改革成为他思想的重要内容，这得到翁同和的赞同。看到康有为上书后，光绪拍案叫绝，但颇费了一番周折他们才得以相见。1998年4月，变法组织“保国会”成立。
在保国会的第二次集会上，25岁的梁启超登台演说，痛论国家亡于知识分子的空论，他号召大家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支持“维新变法”。保国会开始在全国蔓延，引起保守派的恐慌，许多人纷纷退党。梁启超因为主张废除八股科举，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万名举人集结起来要殴打梁启超。
但变法是大势所趋。1898年6月11日，光绪“昭定国是”，百日维新开始。变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各个方面，而这些变法的主要参考资料就来自康有为等人的主张。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陆续被光绪接见。
传记的作者认为，慈禧一直坐观事态的发展，偶尔也给光绪一点颜色看看。太后的主意是，先让你闹个够，最后一网打尽。“帝党”与“后党”势力悬殊，慈禧不太把光绪放在眼里。还认为，“改革说到底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必然引起激烈的新旧之争”。比如废除八股取士就使举人丢了饭碗，改革官制，又触犯一批官僚，等等。作者这样说也对，但仅仅看到“利益”分配这一点，肯定是短视的，时机的成熟与否也很关键。假如你要和平改革，那么起码要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与支持，但实际上从上至下都有巨大的阻力，可谓既无上层完全支持，也无群众广泛支持，就是一些书生意气。对这点20世纪末出现的历史学家黄仁宇有着相当不同的看法，而我个人是完全同意黄的论点的。我将把黄的学说集中放在一起总结。
各种矛盾在加剧，所有人都闻到了火药味。9月，“后党”认为废除光绪的时机已到，他们准备迫使光绪到天津阅兵，然后借机行动。眼看光绪帝位不保，维新失败，一帮变法的书生必遭杀身之祸，25岁的梁启超竟然号啕大哭起来。他马上与谭嗣同等联系，动员一些绿林好汉进京，意在捕杀慈禧，保卫光绪；还有一个考虑是借用袁世凯，让袁救驾。
袁世凯在衡量了得失之后决定倒向势力更大的慈禧，但是他明里却伪装支持变法，还信誓旦旦，不过同时私下他又对慈禧那边的人说他绝对不会倒向光绪。撒谎，在西方是个严重的问题，尤其政治家绝对不能有撒谎的表现，在中国人这里只是一个计谋而已。光绪等人被袁世凯蒙在鼓里。但是他们怕袁世凯有变，特派谭嗣同在18日深夜拜访袁世凯。袁世凯看到谭嗣同身带凶器，非常客气地接待了他，并且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其实这时袁世凯的态度只说明了他是一个没有自己政治主张的军人，也不能过于苛责，处在这个位置，基本上已经骑虎难下，最后哪边获胜袁世凯并没有十分的把握，他在做谁胜跟谁的准备。
21日，荣禄带了几个人不由分说就把皇帝绑了，光绪从此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北京开始大乱。不过从后来变法人员的搜捕来看，当时的政府机制反应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地慢。康有为这样的头号要犯竟然化装出逃成功，最后到了日本。而梁启超当时正在会馆里高谈阔论，策划袁世凯杀了荣禄之后的下一步行动，小伙子闻变大惊失色。谭嗣同与梁启超商议，救皇帝已无希望，救老师不见踪影，他们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干，等死是惟一的出路。谭嗣同劝梁启超赶快逃走。插图《太后》135 被爷爷痛恨的袁世凯
梁启超在惊慌失措中跑进日本使馆，用笔写下自己的处境。当时的驻华公使林权助正陪日本首相一腾博文聊天，梁苍白的脸上“飘浮着悲壮之气”。梁说只有一死以报天下，林说不可死，随时可以躲到使馆来。吃了定心丸，梁启超回到自己的寓所收拾行囊，据说带了不少钱财。当时日本使馆那里已经人声鼎沸，但梁启超竟然又一次平安地在夜晚混进使馆。农业时代的效率问题根本不是今天的人们可以想见的！第二天谭嗣同也来，声明为“酬圣主”将慷慨赴死，让梁启超为国家继续努力。中国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