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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者。事情后来发展到最极端的时候，这类小说的革命性终于走向了反面：在反逻各斯中心的旗号下怂恿着某种完全放任的相对主义倾向，以想象力的名义装神弄鬼，以语言实验的名义掩饰着玄奥晦涩不知所云。“先锋小说”的合理性与艺术贡献不仅完全被透支被挥霍掉了，也损害了人们对小说阅读的信任感。
我把这个称为“先锋小说厌食综合征”。在这个意义上提出小说要“好看”的理念，显然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也必须看到，这个提法仍然有它暧昧不明的性质。如前所说，“好看”与否本身首先就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概念，对不同的人来说各有其“好看”或者不“好看”，它无法成为一个判断文学作品的公共尺度，其次，这个概念提出伊始，就具有强烈的商业指向。作为某种意义的市场“捆绑销售”手段，决定某小说是否“好看”的通常不是它的文学性，而是可以批量生产的娱乐元素。因此，提出“好看”的初衷，诸如回到常识、尊重事理等吁求，反倒没有人去关心了。
进入新世纪以来，小说写作的多元化格局已经确立。这句话也可以作如下的理解：即曾经作为一个精神文化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的文学，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分裂。现在人们对小说可以从各自的方向提出了不满和多种要求：希望它重新恢复曾经有过的光荣，希望它成为表达“底层”生存状况的道德良心，希望它能够强烈地影响社会舆论，希望它更有趣等等。但在这些方面我始终相信茨威格：“艺术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去摹写宏观世界，不是去摹写丰富多彩的现实存在，而是把自我的微观世界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小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成为各类文学体裁中的第一提琴，它尤其负有表达心灵多样性和丰富性的义务。
问：我们的“文本典藏”栏目，已经做了两年多，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可和高度好评。但参与点评的作家、学者推荐外国作品偏多，对此您怎么看？还是其他原因呢？
答：《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开设“文本典藏”这个栏目，我留心很久了。在推荐篇目上以外国作品居多，显然与对经典的认同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无论在体裁上还是在基本经验的构成上，都是在西方文学乃至文化的刺激催生下发展起来的。上个世纪初的中国革命就是“以俄为师”，文学则是以外国为师，以此而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学生的稚嫩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现在的小说在形式，感觉和经验处理上已经完全西方化了，而我看到“文本典藏”的推荐篇目，却有相当数量的边缘国家或者欧洲弱势国家的作家作品，这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这对于我们艺术经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当然，这个栏目的推荐人主体基本是当下卓有成就的一线作家，他们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范围非常广泛，同时他们的阅读体验往往侧重点有所不同，有时候很难与普通读者共享对他们在创作上有帮助和启示的独到心得。
除此之外，栏目在体裁与时限上也还有斟酌的余地。经典文本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不应该只限于小说，也不应该放弃古典。像蒲松龄《聊斋志异》这样的经典文言短篇，不仅语言精彩传神千锤百炼，寥寥数笔就让一个人物跃然纸上，那功夫真是非同小可。所有这些，在小说传统上与西方文学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径。国学不仅是四书五经孔孟老庄，更有辉煌璀璨的文学。让今天的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他，也就是重读“国学”的题中之义。假如有那么一天“文本典藏”选推了蒲松龄的作品，我将是非常高兴的。
责任编辑 关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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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遗言案”：我所经历的１９７６
袁 敏
当我哥哥从关了十八个月的京城监狱放出来后，有一些媒体想采访他。我哥一概拒绝采访，他对媒体说的那句话我至今都没有忘记：二十年内我们谁都不要说这个事情。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白云苍狗，世事沧桑，当亲历那个轰动全国的惊天大案的当事人开始一个个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意识到：有些事情可以灰飞烟灭，而有些事情却无法留存空白。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应该让它留下痕迹，二十年内不能说的事情，三十年后应该可以说了。
1976年春天，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我们家那幢有着“菩提寺路蕙宜村1号”这样清雅名字的小楼再遭劫难。第一次劫难是在1967年夏天，一大帮造反派把我们家翻了个底朝天，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也由此知道了“抄家”这个字眼。父亲的名字前被冠以“叛徒、特务、走资派”，并打上鲜红的大×，挂在墙上的那部黑色老式电话机被掐断了电线，话筒拖着电线耷拉下来。我不明白为什么曾经被小轿车接来接去的父亲突然间就变成了“甫志高”？而能用一口绍兴话和自己干地下党的革命故事做长篇报告并博得阵阵掌声的母亲，为什么一夜间就沦为了“假党员”？但很奇怪，那时我心里并没有多少恐惧，面对落差很大的生活，有的只是莫名的兴奋。
然而，1976年那个春天的下午，我却感到了巨大的恐惧。
那样的恐惧是在看到抄家者身穿警服时一瞬间从后脊梁上蹿上来的。他们出示介绍信，态度温文尔雅，还叫我们不要紧张。但他们抄家的细致、深入、滴水不漏让人不寒而栗。一些人爬上了黑咕隆咚的天花板，在蜘蛛网密布的阁楼上打着手电乱照；一些人将晒台上的每一只花盆连花带土倒在地上，用手慢慢地把土坷垃捻碎；更多的人则是拉开每一个抽屉打开每一口书橱翻查，只要看到带字的纸片、本子、信笺，无一遗漏，统统拿下。没有人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人向我们解释抄家的缘由，但抄家者出示的介绍信和他们身上威严的白色警服昭示了他们抄家的合法性毋庸置疑。
抄家是在父亲被从家中带走后紧接着就进行的，事先没有一点迹象和征兆。“文革”开始不久即被打倒，在“九一三”事件后一度被“解放”，但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又被“靠边站”的父亲，与外界几乎是隔绝的，他每天所有的事情就是躺在一张老旧的藤躺椅上翻看书报。来找父亲的人说：组织部的人要找你谈话，请你跟我们去一趟。父亲没有任何怀疑，起身就要跟他们走。我想，父亲一定一直在等待着什么，他一定想当然地认为组织部找他谈话也许和他久久的等待有关。5月的天气已经很热，父亲当时只穿了一件老头汗衫。出门时，来人似乎不经意地看了父亲一眼，说：再带一件外套吧。就是这句话让站在一旁的母亲感到不安。母亲当年曾是绍兴城里与日寇和汪伪特务机关斗智斗勇的地下党员，她的警觉和敏感超乎常人。她觉得这么热的天来人却要父亲带一件外套这很不正常。
我安慰母亲，叫她不要神经过敏，但事实马上证明母亲的人生阅历和经验是我远远无法企及的。母亲拉着我的手走到晒台上，从那儿我们清楚地看到楼下路口的拐弯处停着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父亲上车时回头看了一下，我不知道当年同样也是老地下党员的他是否这时也意识到这次离家也许就回不来了，但我相信他这一回头一定是在寻找我和母亲，他想应该要和我们告别一下。
抄家一直从下午延续到晚上，抄家者将每一个房间的电灯都打亮了，整幢小楼灯火通明。
母亲这时候显现出一种临危不惧的沉着和镇定，她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不断地问抄家者要不要喝水，提醒抄家者这儿还没搜那儿还没查，最后甚至还把抄家者带到楼下厨房里，指着一大堆煤球说：你们把这儿也好好搜搜，从前我当地下党时最喜欢将秘密文件放在这种脏乎乎的地方，敌人往往想不到的。
抄家者哭笑不得地看着母亲一本正经的模样，尴尬地搓着双手，显然他们不太愿意扒拉这堆黑乎乎的煤球。
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想到了外出多日的哥哥。
那年冬天是我记忆中最寒冷而漫长的冬天，周恩来总理的逝世让全国人民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担忧达到了顶点。虽然邓小平同志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出现并致悼词，使人们悬着的心稍稍落下了一些，但这之后王、张、江、姚一系列紧锣密鼓的篡党夺权活动却更加肆无忌惮，几乎趋于公开，明眼人谁都可以看出，他们把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从小学就开始磕磕绊绊读《资本论》的哥哥对政治有一种天然的兴趣。从父母这一辈老共产党人身上传承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和抱负更让他像“五四”运动中的热血青年，他和他的一帮年轻伙伴们常常聚会，一起议论国家大事。2月下旬的一天他对我们说，他要到全国去走一走，要到北方去看一看。他这一走两个多月音讯全无，谁也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但我相信他一定去了北京。从1月8日周总理去世，到1月11日周总理遗体火化，北京成千上万的群众拥上街头为周恩来的灵车送行。到了3月底，更有成千成万的人从四面八方拥向天安门广场，自发地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谁都感到了一种压抑已久、火山即将爆发的潜流。那一段时间气氛很紧张，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传来。我嘴上不说，但心里却时刻关注着天安门的动向。我断定我哥哥一定穿流在天安门的人群中，我的心终日里提在嗓子眼上，不得安宁。4月5日晚上九点三十分，开始了对天安门广场悼念群众的镇压，紧接着，全国大搜捕、大追查也开始了。
这次公安局警察井然有序的搜查显然有别于1967年夏天造反派虚张声势的抄家，它是一种更官方更政府的行为，我想一定是我哥哥出事了。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