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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降祝—ァ �
木坂顺一郎的《昭和的历史》有这样的记载：1942年2月18日，日本为了纪念一连串的胜利，举行了全国性的庆祝活动。东京的所有街道都是挥动国旗的队伍。高举太阳旗的市民、大中学生涌向首相官邸和陆、海军省表示祝贺。各学校、单位和街头，国民聚集收音机旁，声嘶力竭地山呼“万岁”。二重桥（日本皇宫前的桥名——编者注）的广场上，被数万群众挤得水泄不通。
《犁与刀》 第一部分被愚弄的日本国民（6）
当天皇骑着他的爱马“白雪”出现在二重桥上时，立即响起“天皇陛下万岁”的呼声，不久，又化作《君之代》的大会唱。唱毕，“万岁”之声又如波涛涌来，此起彼伏。
在偷袭珍珠港事件成功后，日本举国上下热烈地进行了庆祝活动。东京、大阪、横滨、京都和奈良等地连续三天三夜游行庆祝。人们奔走相告，交相赞颂，全国沉浸在一片欢庆的海洋之中。在皇宫二重桥外参拜的人群如山如海，络绎不绝。男人们手举膏药旗高呼：“天皇陛下万岁！”甚至妇女也身着盛装，比过节还要兴奋，前来祝贺，向皇宫深深鞠躬。这是一幅二战时期受到军国主义愚弄的日本国民拥护日本侵略战争的绝好写照。
东乡茂德在他的《时代的一面》一书中披露了这样的事情：即使在战火快要烧及日本本土时，东京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因两个儿子都在前线“玉碎”，便在街上自焚身亡，死前一边号啕大哭，一边高呼：“大东亚圣战胜利了！大日本帝国万岁！”这个老人竟丝毫也不对给他家带来巨大灾难的日本帝国主义表示愤恨，却依然拥护他的国家的侵略战争，认为失去两个儿子是值得的、光荣的。但另一方面，由于人之常情，他又为两个儿子感到悲痛，所以临死前那么号啕高呼。他心里说不定还有另一种意图，即妄图用他的死来激励其他日本人，使他们更加奋勇地去战斗，同时还不死心，还希望他的国家取得最后胜利。他此时的心情可谓矛盾至极。
进入1945年以后，美国的飞机轰炸得更猛烈，交通、生产遭到很大的破坏，日军战斗力锐减，但是，一般日本国民仍然相信胜利，忍受着生活的困窘。3月10日，东京遭到大轰炸。第二天，拥上火车的都是手持大包小包逃难的人，挤在一起想转身都转不过来。这些人有的死了丈夫，有的死了妻子，有的死了儿子。他们都是到农村去找亲戚的，真是惨极了。但是他们说话时，都异口同声地说，虽然是死里逃生，只要战争胜利就毫无怨言。他们在战争败局毫无挽回余地的现实下，仍然抱着天真的希望。
而在1945年8月15日，天皇裕仁宣布投降后，东京的居民千百户人家来到二重桥外，男女老小跪伏在地，面对皇宫，叩头遥拜，痛哭不已。有的人在激愤中剖腹自杀，甚至有全家老小三辈共同自刎，以死报国。东京青山通有的全家卧轨自杀。横滨一所小学听到天皇投降诏书后，校长便带领一群小学生集体投海自尽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们狂热、坚决地拥护的侵略战争已失败了，他们绝望了，才做出了这一幕幕其他国家无法比及的事来。
那么，那些“主动选择毁灭之路的士兵、参加惨不忍睹的大屠杀的男人们、高呼万岁把丈夫和儿子送上前线的女人们、饥肠辘辘地在工厂为生产武器而拼命干活的学徒工们——他们为什么如此积极地支持这场战争”？ 赖肖尔在分析战时日本国民性时这样说：“与德国和意大利不同，日本并不存在独裁者，而且，日本的整个机制也不是一个有明确定义的群众运动的产物，而是由含混不清的情绪转变、日本社会精英集团之间权力均衡的变化造成的。归根到底，民众的（包括领导人）情绪在这里起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在日本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哈齐”的故事：哈齐是一条可爱的狗，出生不久它就被陌生人带走了。在新的主人家中，它受到了像儿女一样的精心关爱和呵护，弱小的身体慢慢强壮有力起来。每天主人去上班，它就会主动跟在主人的身后直到把他送到车站；黄昏来到，每次主人下班回来，都会在车站远远看到等待自己的哈齐。
主人去世之后，哈齐并不知道，但是它还是一如既往地去车站寻找自己的主人。每当电车到站，它都会仰头去从茫茫人群中寻找那熟悉的身影。时光一天天过去，哈齐也慢慢衰老，可即使十年之后，在车站，人们仍旧会发现一只毛发脱落、翘首以盼的老狗。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据说哈齐的主人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并且这个故事被选入1935年版的小学二年级修身教科书中。这样，哈齐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理念，一个绝对效忠的符号。
高桥敷在他著名的《丑陋的日本人》一书中用“犬的民族”来形容长期受到军国主义教化的日本人，其中这样写道：“在日本，即使是左邻右舍，只要接到命令，他们就会立即舍弃人性，变成忠实的犬对其进行攻击。这就是（某些）日本人的特性……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平时，只要有发迹机会，（某些）日本人就会变成忠实的狗或狂暴的狼而‘勇往直前’。”由于受到军国主义的毒害，很多日本人都形成了类似犬的性格，在利欲熏心时，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忠实走狗；而在掠夺异族时，他们就是嗜血的狼。
日本的“狗文化”在“武士道”中也有淋漓尽致的体现。一名侵华老兵曾说过：“日本武士道是极崇高、极伟大、极高深莫测的。在武士道之名刀发出的正宗的锋刃寒光中，藏匿着连列强都畏惧的深不可测的震慑力和玄妙。”美军攻占塞班岛时，4万多日军全军覆没，岛上还有1万多名平民，日军强迫他们自杀，母亲杀死婴孩之后自杀，老人们互相他杀或者自杀。
干下如此惨绝人寰的勾当，竟然夸耀自己的文化如何崇高、伟大，真是让人不可思议。把残害生命看得崇高，真是人类社会中的怪胎。新渡户稻造就在《武士道》一书中夸耀说：“武士道，如同它的象征樱花一样，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作为封建制度之子的武士道的光辉，在其生母的制度业已死亡之后却还活着，现在还在照耀着我们的道德之路。”
由于长期受到军国主义的战争思想毒害，不仅日本本土的国民如此狂热，而且很多身在中国的日本人也殚精竭虑地为战争服务。清华大学中文系的王中忱先生在他的《越界与想象：20世纪中国、日本文学比较研究论文集》一书中附有一篇小文章，名字叫作《东洋眼波——一则广告后面的一段中日关系史》，举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日本商人“煞费苦心”支持“圣战”的例子。文章以舒缓的笔调，从上海《申报》上的一则药物广告，探究到药房主人岸田吟香的特殊身份，从而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疑问——这位曾经在日本新闻界叱咤风云的先驱人物，起初是来中国出书的，为什么却在中国经营起药材来？这是简单的经济行为，还是富有深刻野心的政治活动？作者以翔实的一手资料对此进行层层剖析，最终让我们明白了这位药贩子的良苦用心。他不但在上海经营药店，还在汉口开设分店并免费提供药品，以卖药为幌子，用所赚的钱支持日本人搜集中国内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以实现他所谓的“大东亚”美梦。作者在人们忽视的地方继续前行，深入到经济行为的背后，揭示出这位文化商人的政治野心，让我们真切体味到日本侵华的复杂多样的隐秘途径，体味到军国主义理念对众多日本文化人士的多重影响。
如果没有大多数国民的亢奋情绪和好战性格，战争怎么能发动起来呢？
日本在近现代历史上发动的多次对外战争，侵朝、侵华、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哪一次不是在国民的狂热拥护、积极响应之下发生的？我们不否认日本有反战人士，有正义之声，但它显得那么微弱和脆弱。战败后追查战争责任，当时的日本首相东久迩提出“一亿总忏悔”的口号，无疑是这个民族的一次“自白”，可是很遗憾的是，它号召的不是要忏悔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而是从军纪和道德方面检讨战争失败的原因，其目的无非是想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
《犁与刀》 第一部分被愚弄的日本国民（7）
日本国民中一大部分人，只知道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过分强调自己是受害者。可是他们根本不清楚，即使是亲历者也不愿意去教育后代：虽然都是受害者，可比起亚洲各国人民的“受害”，二者有本质的区别，一个是咎由自取，一个是纯粹无辜！“那是加害别国造成的恶果，与被侵略国家的受害有本质的区别。”
日本大众在战时也有“饥饿”的痛苦，可是如以1937年供应基数为百分之一百计，1943年日本老百姓的蛋白质摄入量仍有81％，脂肪为77％，淀粉为86。6％。 据统计，1939年仅从浙江省运入日本的大米即达200万石。1940年前10个月中，由中国运往日本之米，共达740万公石之多。
有人对《朝日新闻》的题为“战争”专栏作过统计，从1986年7月到1987年8月共刊登1025篇有关战争体验的投稿，其中84％（863篇）是谈自己在战争中的受害体验的，谈加害体验的来稿仅占10％（104篇）。
日本每年都要举行纪念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灾难的活动。他们这么做，无疑会激起对美国的仇恨，减轻自己侵略他国而产生的负罪感。谈起原子弹灾难时便滔滔不绝，而谈起日本侵略中国时却躲躲闪闪。有些日本人居然不知道日本侵略过中国，有些日本人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