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平顶山。日军挨家挨户地把居民全部赶出，连七八十岁的老人和襁褓中的婴儿都被横拉竖拽地拖走，一些缠足的老太太和行动迟缓的老弱病残，被当场刺死。日军佯称要让居民集中照相。
午后一点多钟，全村3000多人全部被赶到平顶山南面的一块草坪上，西面是断崖陡壁，北面是日本人的奶牛饲养场的铁丝网，草坪四周高处架着6台蒙着黑布的“照相机”。正当人们惊魂未定的时候，蒙在“照相机”上的黑布同时被揭开来，原来黑布下是6挺重机枪！井上清一一声令下，机枪、步枪猛烈扫射，平顶山村民血肉横飞，一排一排的人倒在血泊之中，积尸如垒。
待人们全部倒下之后，刽子手还不罢休，挨个用刺刀刺、军刀砍、手枪打，并有士兵挑开孕妇的肚子，扎出胎儿，挑在枪尖上招摇狂笑。为毁尸灭迹，井上清一命令士兵用铁钩将3000多具尸体钩到山崖下堆积起来，浇上汽油焚烧，日军还同时烧毁了平顶山全村800多间房子，一时间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焦臭刺鼻。最后，日军用大量炸药将西面山崖炸塌，厚厚的山石掩埋了这个屠场。若干年后，中国政府挖开了这个杀人场，当年未烧尽的累累白骨还保留着惨不忍睹的状态。
关于平顶山事件，不仅中国国内证据确凿，而且日本国内的本多胜一（著《中国之旅》，朝日新闻社）、泽地久枝（著《另一个满洲》，文春文库）等人也作过披露。
尽管日本军方周密地隐瞒了这一事件，但还是有10人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些生存者压在层层的尸体下面，好不容易才躲过了刺刀的刺杀。有一位少女，手腕虽然被刺，但她还是强忍着疼痛没有作声，被认为已经死了，从而保住了生命。⑧
千代子的死，的确使她丈夫“斗志昂扬”，井上清一将自己的一腔怨愤发泄到无辜的中国平民头上。然而就是这个刽子手，由于军国主义媒体的宣传和颂扬，当时却成为不少日本少女心目中的偶像。
在松本一男的《中国人与日本人》中这样说：（日本）往日对武士阶级的敬意，变成了对军人和官僚的憧憬保留下来。不仅是民间，官府也对尚武的风气给予高度的评价，公然表露了阶级差别意识。直到昭和初期，在日本的户籍中始终记载着华族、士族、平民和新平民等阶级。日本人的尚武精神，并非只是战前的军部独裁统治所培育出来的，而且是历史传统造成的。
战时的日本，连佛家的僧人也是支持战争的，他们甚至被武装起来，时刻准备参加“圣战”。因为日本本身的佛教，是已经十分世俗化的宗教。日本佛教净土宗创始人亲鸾上人先后结过两次婚，有4男3女；连如上人更是妻妾成群，生育了27个子女。为此，葡萄牙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德在《日欧文化比较》一书中这样描绘：
在欧洲，人们为了赎罪和拯救灵魂加入教团；而日本和尚在安逸和休养中过日子，为了逃避劳苦而加入教团。
欧洲神职人员受职后，立即宣誓保持灵魂的纯洁和肉体的干净；而日本的和尚们竭力干所有内心肮脏的和肉体上一切禁忌的罪孽。
《犁与刀》 第一部分被愚弄的日本国民（5）
欧洲神职人员对上帝发誓，过远离世俗富贵的贫困生活；而日本和尚靠施主大吃大喝，用尽一切手段图谋自己发财致富和腐化。
欧洲的僧侣们为了表示蔑视食宿，不穿丝绸衣服；而日本和尚，穿锦着绣，为了对世俗显示骄傲和虚荣，他们身着丝绸衣服招摇过市。
欧洲人相信来世的荣光、劫罚和灵魂不死；而禅宗（此处特指日本禅宗——编者注）的和尚否定这一切。他们认为，除了生与死，什么也没有。
这样，再加上日本军国主义的教化，军事化的和尚自然也难以与普通人区别开来。
二战时，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队除了强迫、欺骗亚洲各国妇女充当“慰安妇”，也同样热烈欢迎日本女人来当慰安妇，使日军成了世界近现代史上惟一一支携带军妓的军队。日本“皇军”的荒淫糜烂已在世界军事史上达到了高峰，他们凌辱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妇女还不感到满足，还要把本国的妇女招募来陪他们睡觉。日本妇女在二战时为了向日本帝国主义效劳，竟甘愿做慰安妇，让屠杀中国人民、强奸中国妇女的“皇军”在她们身上发泄兽欲，博取快乐，以“慰安”他们枯燥的心和枯燥的生活，同时使他们更疯狂地屠杀中国人民，强奸中国妇女。日本慰安妇不但给自己，而且也给日本政府、军队、人民和民族都带来了深深的耻辱。
比如在1942年春，中国远征军攻打被日军占领的缅甸公路上的一座大桥。当时守桥日军让80名慰安妇撤离，但她们说：“我们是为了效忠国家、慰劳士兵才到前线上来，我们要和士兵坚持到底。”结果她们全部战死。多少年中，日本人不惜送自己的亲生女儿去当慰安妇（当然，这些日本籍的慰安妇有不少在国内就是妓女），以支持那场战争。现在看来，日本慰安妇是极为不幸的，但当时她们自己却认为是光荣的。由此足见，日本军国主义是如何深入日本的“民心”的。
此外，在军国主义教化和毒害下，一般国民支持侵华、排华情绪的高昂，还直接表现在对在满关东军官兵的声势浩大的慰问活动中。江口圭一的《日本帝国主义史论》中举过这样的事例：
截至9月26日（1931年——编者注），东京日日新闻社收到的声援信已达2万封，其中有一封是三个中学生联名用鲜血写的，内容是：满蒙问题切望经军部之手予以果断解决……1931年11月到12月初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大阪朝日新闻》每天用大约一个版面登载捐款人的姓名、住址和金额。截至事变爆发一周年，即1932年9月前，全国向军队官兵捐款458万日元，赠送慰问袋188万个，国防捐款总额可购买50架飞机。
1932年1月，为转移全世界对“满洲事件”的注意，经关东军一参谋之手策划的“上海事变”迅速扩大化。军国主义者对这次事变中“爆破三勇士”的宣传报道，把日本国民的战争狂热推向顶峰。所谓“爆破三勇士”，是指1932年日军入侵上海时，怀抱爆破筒炸开中国军队的铁丝网，同时自己也被炸死的三名日本士兵。经过军国主义者别有用心的宣传，他们被日本国民看做勇敢无畏、舍身报国的典型。不到一个星期，“三勇士”的家属收到各地寄来的慰问金达2。3万日元，并且拍摄了一部长达111集的电影，还编排了话剧。在这些热情的背后，显示出日本国民具有为军事目的“光荣”献身的共同心理。
同样，日本的妇女们在军国主义的教化愚弄下，为了“正义”，为了共同的“利益”，怀着热情和感激，把自己的儿子献给战魔的祭坛而不悔。日本国立市的一位家庭主妇在战后的《妇女们的证言》中这样说道：“卢沟桥事变的消息，我是从川崎家的收音机里听到的。这件事尽管报纸大为报道，在福建没有成为话题，也没有惊慌。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编者注）以来，日本老打胜仗。因此，我想这次肯定也会取胜的，一点也不担心。”所以，永井荷风在《断肠亭日记》中这样说：“（日本人）对军国政治毫无不安，对于战争更不恐惧，莫说似乎是喜欢的状态……”
这样，战争空气弥漫了日本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在举行为出征士兵送行的盛大集会。国防妇女会和爱国妇女会等团体，组织大批女学生涌上街头开展缝制“千人针”（在一块布上由1000个女人每人缝一针，赠给出征的人，保佑其平安归来）、募捐、制作慰问袋等活动，同时，以大、中学生和青年团为中心，开展义务劳动。
椿芳子于《在忠于皇室的学校中学习》中说：（送到前线的）慰问信只写学校名义，不许写自己的名字。虽然叮嘱我们不能出错，但我想收到慰问袋的官兵们会怎么想呢？在街道会里也是积极地做慰问袋。把一条毛巾对折起来缝成一个袋，上面用毛笔写上“慰问袋”三个字，里面装进日用品、药品、裤衩等物，还必须放信，这时慰问袋要写明姓名住址。士兵们会马上回信。大部分回信都写着“请寄给我照片”，他们先把自己的寄来。在姑娘的眼里，士兵就是为了国内人们奋勇献身的神，她们怀着对士兵的崇敬，热情地写了信。
“九一八事变”后，在军国主义的宣传下，日本人纷纷参与、组织各类演讲会，积极宣传和鼓励战争。政府机关、报社和办公室堆满了各地群众寄来的慰问信、慰问袋和捐款。据《东京日日新闻》1931年9月26日记载，仅事变后一周内，该报社就收到“寄来的血书和鼓励信达2万封，其中有的慰问信中，夹着小孩积攒的1元、2元的零用钱及过节用的钱等”。⑨
1937年8月31日，东史郎出征中国时，其母送给他一把刻有文字的匕首，毅然决然地说道：“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⑩
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时，军国主义已毒害了下一代日本人，日本的在校学生表现出更为狂热的战争热情。仁川公立中学五年级一班的坂本宽这样表达自己对战争的拥护：啊！12月8日！宣战的诏书终于颁发了。我们朝思暮想的1亿国民总进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叔叔，你是在什么地方聆听的诏书？我是在教室里聆听的。听了对英美宣战的诏书，谁不热血沸腾、摩拳擦掌呢？！我们坚决表示：服从！战斗到底！
木坂顺一郎的《昭和的历史》有这样的记载：1942年2月18日，日本为了纪念一连串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