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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３０年代中期日军对中国的大肆侵略，那时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正待起飞时就被这股力量无情截断，使中国陷于十几年战乱的深渊。到了２０世纪，在历史给中国提供第三次机遇的时候，它又跳出来嚷嚷中国威胁，其口气和内容似曾相识。叫嚷中国威胁，无非就是害怕中国强大起来，日本最不喜欢看到的，就是中国的强大。
而作为普通的中国人，我们不能改变他人，我们却可以更加完善自己。或许你的经济实力无法做到像作家张贤亮那样高声喊出：我坚决抵制日货！但你完全可以为自己的祖国做得更多。
一位漂泊在海外的中国人曾满怀一腔热忱地对自己的民族说：我可爱的祖国，我多灾多难的祖国，我在世上的每一天心都是为你而跳动，即便我死去，我的灵魂也永远围绕着你！
如果人人都有这样的一颗沸腾的爱国之心，中国岂会再输！
注释：
①参见《中国人与日本人》，（日）松本一男著，渤海湾出版公司，1983年版。
②参见《发展的力量》一文，作者：杨国民，原载《经济日报》，2002年11月3日。
③参见《注目中国世纪》一文，作者：邓瑾，原载《南方周末》，2005年5月19日。
《犁与刀》 第四部分日本挥之不去的幽灵（1）
尾 声
军国主义：日本挥之不去的幽灵
什么是军国主义？中国《辞海》对此条目的解释是：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一切为了侵略扩张的黩武思想和行动。对内竭力增加军费，畸形发展军事工业，向人民灌输侵略思想，强迫人民服兵役，加强镇压人民革命斗争，实行军事独裁，对外掠夺，干涉、破坏他国主权，进行颠覆活动，发动侵略战争。
日本小学馆出版的《日本大百科全书》对“日本的军国主义”作了如下阐述：近代的日本军国主义，其本质是军队为天皇的御用军。天皇通过独立的统帅权和军部大臣的现役武官制，来确保军队作为直属天皇的军事机构。军方不允许国会或内阁干预其战争政策，如其要求无法实现则推翻内阁或妨碍组阁。绝对效忠天皇不仅是军人，还是全体国民的最高道德典范。通过学校教育、在乡军人会以及青年训练所的活动，将军人精神作为国民教育的核心。这样，在战争期间日本所出现的法西斯体系，是以推动战争为根本目的，实行军国主义统治。它通过行政机构使军国主义思想渗透到国民生活的每个角落，并实施战时全民动员体制。
简而言之，军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军事至上，谋求霸权。日本军国主义以所谓富国强兵、发展军事为立国之本，以保留浓厚封建因素的近代天皇制为政治依托，以所谓大和民族优越论和近代合理主义为理论指导，以效忠天皇、崇尚杀伐的封建武士道为精神支柱，以对内镇压和对外扩张为基本国策，对日本人民的生存权利、民主权利进行了彻底剥夺，对其他民族推行了野蛮的帝国主义政策。因此，它比一般帝国主义更疯狂野蛮，危害更大。日本军国主义就是近代天皇制加侵略战争。在受日本军国主义祸害最深重的中国人民看来，“日本军国主义”就是“侵略”的同义语，日本军国主义就是掠夺、杀人、强奸、放火。二战中的受害国特别是中国民众有千条万种理由对日本军国主义恨之入骨。
日本社会自古就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天皇情结”和愚忠思想，为军国主义的产生和膨胀提供了极好的精神土壤。在思想意识上，从12世纪开始，日本即刻意制造出“日本民族优越感”，宣扬神国观念，主张对外拓殖领土以“雄飞海外”，使“宇内混同”，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等级化国际秩序。并且，日本的传统文化中没有中国的大同思想，也没有西方的人性关怀；长期受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其传统意识中，弱肉强食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在中、朝、日三国早期的交锋中，就已经暴露出这个岛国凶悍的尚武精神和惟力是从的狭隘性格。16世纪时，丰臣秀吉便是以大规模的远征行动进行了征服邻国的尝试，制造了古代东亚历史上灾难性的一幕。
到了近代，日本著名官僚学者加藤弘之大力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1882年，加藤弘之在《人权新说》中对天赋人权思想发起猛烈的攻击，他鼓吹人类社会“优胜劣汰”的原理，由于日本传统社会意识与此暗合，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日本影响深远。著名史论家山路爱山公开声明“愿做帝国主义的信徒”；狂热的帝国主义者浮田和民认为，军国主义侵略只是“民族生存竞争”的具体表现，“只要世界上还有半开化的野蛮民族存在，就不能不予以消灭”。
并且，日本法西斯鼻祖北一辉炮制过一部《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强调日本的人口增长与土地存在巨大的矛盾，声称日本领土只是几个“散栗般”大小的岛屿，“数年之后即使土地有多大的丰收，日本也无法吃饱饭”，所以必须夺取中国的满蒙、苏联的西伯利亚，还有英属澳大利亚等地域，建立一个“使后世史家叹为观止的黄人的罗马帝国”。
19世纪后半叶，以明治维新为界，是日本在世界之林中崭露头角的开始。而此前日本偏安一隅，大多数时间沐浴在一种以中国为主导的东方式的和谐氛围中，从汉字到围棋，从孔子到佛教，从工艺到服饰，日本几乎原封不动地把这些文化全部抄袭过去。前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百年史》中不得不承认道：“古代的中国拥有非常先进的文明，对日本人来说，常常学习中国，是一个莫大的恩惠。”可就是在明治维新初期，福泽谕吉就鼓动“长驱直入北京”，“蹂躏支那帝国四百州”。当时在日本民众和军人中，普遍存在的认识是“日本是东亚的盟主，支那是从属国”、“日本人是天孙降临的优秀民族，支那人是劣等民族”、“中国是日本侵占的对象，支那人是我们的统治对象”。从此，日本在世界上的“业绩”与对中国的侵略扩张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甲午战争的赔款２．３亿两白银（０．３亿两是归还辽东半岛所追加），换算成日币为３亿６４５１万元。日本在１８９４年发动甲午战争时的国家预算只不过是９０００万日元，可见赔款数目达到当时日本财政年预算的4倍之多，成为日本推行“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政策的巨大资金来源。① 日本对此项赔款资金，除了半数充当海军与陆军的扩张费之外，又多方面利用来发展实业，京都大学即是用这笔款项创立。另外修筑铁路、发展航运和机械制造，也全部得益于这笔勒索款项。此外，日本利用甲午赔款还进行了币制改革，建立起金本位制。日本学者寺岛一夫在他的《日本货币制度论》中说：金本位是“日本资本主义的一环，能与其他列强角逐世界市场的金融标志”。但是，这一“金融标志”并不是日本自身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通过血腥掠夺中国来完成的。中国历史学家郭廷以认为：“两千年来，中国施之于日本者甚厚，有造于日本者至大，百年来日本报之于中国者极酷，为祸中国者独深。近代中国所遭受的创痛，虽然不能说全部来自于日本，但实际上以日本所给予的最多最巨。”随着“以战养战”的展开，日本社会以亚洲人民的鲜血滋养，国家实力稳步上升，军国主义基因更加滋生蔓延。日本对朝鲜进行侵略活动，国内几乎无人反对，甲午之战获胜后，日本举国欢庆。
此后数十年，暂时落后于世界潮流的中、朝等亚洲国家，开始用一种坚忍不拔的姿态来捍卫自己生存的权利。相反，自称“东亚文明先驱”的日本，在貌似文明的现代化外表下却把它根深蒂固的野蛮与残忍暴露无遗。日本学者井上清和铃木正四在《日本近代历史》中写道：“像这样没有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国家，近代世界历史上，除了日本之外，找不到第二国。”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这样分析说：“他们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赢得尊敬，他们看到大国是靠军事实力赢得尊敬的，于是力求与这些国家并立。由于资源缺乏，技术落后，他们不能不采用比古代暴君希律王更加毒辣的手段。”这位令人尊敬的美国学者在这里显然分析失误了，如果她对日本历史研究得更加透彻，就会发现他们之所以“比古代暴君希律王更加毒辣”，绝不是因为“看到大国是靠军事实力赢得尊敬的”才刻意效仿。事实上的情况是，日本毒辣的侵略手段具有极大的独创性，这个受军国主义势力统治的国家在杀戮和掠夺中所表现出来的登峰造极，把那些靠殖民手段发家的欧美列强也震撼了。
所以，只要军国主义的余孽还存在一天，日本就不能充当这个世界的主导。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事实，早已经把这个结论证实了无数遍。因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远远不是这个世界的主流意识，伸张正义、捍卫和平才是全人类永久的事业。况且，被戕害的中、朝等亚洲国家也绝非任人宰割，否则早已被历史剥夺了它们存在的权利。日本的军国主义注定要害人害己！
《犁与刀》 第四部分日本挥之不去的幽灵（2）
这些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畸形产物，却都发生在自称“高度文明”的日本。日本今天究竟意欲何为？
著名的中日问题研究专家蒋立峰在一篇论文中指出：“……军国主义不专属于特定的历史范畴，只要条件具备，它就可能出现。”也就是说，这种反人类的思想如果条件允许，将以“新军国主义”的姿态面对世人。台湾学者李恩涵特别撰文分析当代日本的“新军国主义”，明确指出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