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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中到底杀了多少华人，虽然没有确切的数字，但是屠杀亲历者在他们当时的自供中已经大致揭露了出来，当时马来方面作战主任参谋杉田中校对同盟通讯社记者说：“可能杀了5万华侨。”后来又说：“虽说不可能把5万人都处刑了，但约半数的人已经被杀死了。”
《犁与刀》 第三部分无耻教科书的背后（2）
关于华侨大屠杀事件，日本首次记述在教科书上是中日关系最为良好的20世纪80年代，当时东京书籍出版公司发行了《初中社会科》（1984年版——编者注），记录了这一事件，据执笔者丹羽邦男教授说，原来对这次大屠杀受害者人数写的是2万人，但是，经文部省审定之后，改为“6千人以上”。⑤
针对日本国内一部分人对南京大屠杀被害人数的不同看法，笔者认为数字问题可以通过考证得以最终澄清。然而，就目前的日本国内右翼活动的性质而言，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就不是屠杀数目之争了，而是要完全抹杀历史。
对于发动战争的根本原因，“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也大肆翻案。该组织编撰该书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皇国史观”，力图向青少年灌输“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的思想；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及战争罪行更是极尽美化、掩饰之能事。书中鼓吹“大东亚战争”是为了打破“Ａ（美国）Ｂ （英国）Ｃ（中国）Ｄ（荷兰）包围圈”而“不得已进行”的“自存自卫战争”，是所谓“解放亚洲的战争”。说日军登陆东南亚初期的“大胜利”是“得到挣扎于白人数百年殖民统治下的人们的合作才取得的”，“为东南亚、印度，乃至非洲的人们带来对独立的向往和勇气”。有关对我国的侵略则谎称，“七七事变”是当晚“有人向演习中的日军开枪”引起的，暗示是由中方挑起的。关于“九一八事变”，说是由“日本陆军的下属部队关东军发动的”，“与日本政府的方针毫无关系”。当时日本对“满洲国的目标是使之成为在中国大陆第一个实行现代化法治的国家”，“满洲国经济在建设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口号下取得了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改善”。关于日本吞并朝鲜则称，那是“本着当时的国际关系原则合法进行的”，“得到欧美列强的支持”。这完全是肆无忌惮地歪曲史实。该书全然不提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行，对南京大屠杀也以春秋笔法予以否定，甚至说什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发动战争而未杀害或虐待过非武装人员，日本也不例外”。
八年抗战，中国伤亡3500余万人，战争前一个个都是善良鲜活的生命。而在日本新历史教科书里，仅仅用简单的“不例外”三个字，日本右翼势力就妄想把军国主义的邪恶罪行淡化在人类普遍的罪行当中，简直是无耻至极。
但是，这样歪曲历史的右翼教科书，在得到右翼政客的喝彩和支持的同时，日本竟有100多个财团和大企业的财政作为后援。据当时主持编撰此书的右翼学者称，他们将争取这本教科书首次发行15万册，争取全国23个县采用（约占一都一道二府四十三县的一半）。实际上其采用率还不到1％。
在日本，教科书问题由来已久，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曾数起数落。战前日本使用“国定”的教科书，按照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对青少年进行军国主义教育，从而把他们培养成为为军国主义侵略卖命的“军国少年”和“军国少女”。日本投降后，作为当时占领的重要措施之一，美国使日本废除了“国定”教科书和“教育敕语”，代之以《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从此，日本中小学教科书改为由民间出版社编写、文部省审定的方式出版发行。
二战后早期的教科书，出于对过去的反省，均能较客观地记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及其战争罪行，文部省的审定也较为宽松。这种情况大约持续了10年。战前曾任文部大臣的鸠山一郎出任首相后，在其任内发动第一次攻击和强令修改教科书的高潮。当时执政的民主党发表宣传材料，攻击中小学教科书是“马列主义的和平教科书”，搞“偏向教育”。接着，文部省加强了对教科书的审定工作。这次审定的结果，判定80％以上的教科书“不合格”。在此后20多年里，文部省对历史教科书提及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及其战争罪行严加限制。为此，有的日本学者把这个时期称作“教科书的冬天”。
20世纪60年代后期，家永三郎教授对文部省强令其修改他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及战争罪行的记述提出法律诉讼。1970年，法院二审裁定文部省的审定违宪、违法。在这种情况下，文部省对教科书的审定不得不有所收敛。在此后10年里，教科书中又逐渐恢复了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及战争罪行的客观记述。然而，此种动向再次为统治阶级所不容。于是，20世纪80年代初又掀起了第二次攻击和强令修改教科书的高潮。在自民党有关领导机构主导下，经过财界团体外围组织和少数右翼组织大规模宣传造势之后，1982年文部省再次大动斧钺，包括高中社会学科（历史、政治、经济等）在内，强令各出版社修改达600处之多。与20世纪50年代不同，此次修改在日本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中国和韩国等亚洲各国政府和舆论，纷纷发表谈话和评论表示抗议和谴责。在内外压力下，日本政府不得不发表“政府见解”，表示要“作为政府的责任予以纠正”。
1996年夏天，教科书问题又掀起一次高潮。一个名为“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组织首先发难，攻击记述“南京大屠杀”、“随军慰安妇”等日本战争罪行的教科书是“反日的、自虐的、黑暗的”，要求从教科书中删除。随后，10余个攻击教科书的全国和地方右翼组织应“运”而生。它们同国会和地方议会的部分右翼议员相互勾结，彼此配合，又是出书，又是讲演，又是请愿，又是提出法律诉讼，掀起了一个全国规模的要求修改教科书的“国民运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活动得到自民党和财界部分人的支持，一些大企业捐赠了大量活动经费。在这种背景下，由“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主要骨干等组成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有恃无恐地抛出了前述的那本教科书。另据报道，在这次修改教科书运动中，对原来的教科书出版社；文部省也将过去事后审定责令其修改的做法，改为事前施加压力，要出版社在教科书送审前“自主”修改或删除有关侵略和战争罪行的记述，从而出现了前述送审本中有关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和战争罪行表述的大倒退。
《犁与刀》 第三部分无耻教科书的背后（3）
所以，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每当中小学教科书比较全面地记述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及战争罪行时，在日本就会发生一次攻击教科书并强令出版社修改的运动。而且其规模和声势一次比一次大，不仅有右翼组织打头阵，文部省出面，还有自民党和财界部分势力的推动和撑腰。这些政经势力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兴师动众，拿中小学教科书开刀，其用意何在？
教科书问题的实质，是如何认识、对待过去那段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和以什么样的历史观教育日本的子孙后代的问题。或者用一名攻击现行教科书最为激烈的“右翼学者”的话说，是“如何重新塑造现在的日本人”的问题。目前在日本基本有两种历史观，一种是肯定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和犯有战争罪行的历史观，在日本被称为是“太平洋战争史观”、“占领史观”或“东京裁判史观”。有的日本人认为，现行教科书大都是按这种历史观编写的。另一种是否认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称“大东亚战争”是“为了解放亚洲”的“大东亚战争史观”。在前述那些政治势力看来，东京裁判是胜者对败者的不公正裁判，“东京裁判史观”“割断”了日本历史，使日本怀有“战争犯罪意识”，导致日本人萎靡不振、人心涣散，强调日本要“创建新历史学”，“摆脱占领史观，彻底扫除思想混乱”（即自民党1968年的“运动方针”）。这里所说的“新历史学”，实际上就是“大东亚战争史观”。为此，1993年日本成立了一个包括自民党头面人物在内的105名议员组成的“历史研究委员会”。所谓教科书问题，实际上就是日本有人要“进行新的教科书斗争”，向日本青少年灌输“大东亚战争史观”。如果用这种“大东亚战争史观”“武装”了青少年的头脑，那么究竟会把日本引向何方？
日本广岛大学教授小林文男指出：“所谓义务化，这里实际上意味着法制化，如果不实施或者反对实施，就会以一种违法的行为受到制裁。个人到底是软弱的，在法律威慑面前，在来自上边的高压下，即使原来持反对态度的人也逐渐会产生思想上的变化。这样一来，孩子们、老师们以及周围的人们会不知不觉地认为升‘太阳旗’、唱‘君之代’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这种思想进一步会侵蚀人们的心灵，统治人们的认识，教育的力量是可怕的。”⑥
东京大学的一位教授愤怒地指出：“用法律的形式确认国徽国歌，这等于不要人们想起往事。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扼杀关于历史问题的争论，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政府正在要我们放弃回忆往事。”⑦
可是，随着日本政界富有长远眼光的政治家日益匮乏以及其国力的上升带来的浮躁情绪，日本政坛一步步向世界人民展示其“右转”的倾向。对此，邓小平生前曾指出：“我们赞赏日本舆论界、政治界的许多人士对这种倾向持批评态度，持警惕态度。对付这种军国主义倾向，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