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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食堂办起来不久，我们几个学生娃接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到各家各户收废钢铁。当时的新关，除了开炉院的几家有些破铜烂铁，还有个别几户有几张破犁铧外，大部分人家仅有几根铁钉。第一天虽收了一些废钢铁，生产队长还不够满意，在对我们进行批评时说：“食堂已经办起来了，各家的铁锅、菜刀都成了废物，你们为啥不收？明天把它们收回来！”第二天我们按队长的指示到各家收铁锅、菜刀，但有的人家就是不交，有的老人说：“你们把它收了，万一食堂不办了，我们拿什么做饭，这是绝咽喉的事，收不得呀！”这一天收废钢铁的劳动收效甚微，晚上生产队长召集全队社员开会，先讲了收废钢铁的重要性和伟大意义，然后批评那些不交铁锅和菜刀的社员是“顽固不化，想搞复辟，是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次日，生产队长又派了从炼钢工地来拉废钢铁的两个壮汉，拿着铁锤和我们一起去收。每到一家，这两个壮汉见了铁锅轮起铁锤就砸，又些老人含泪而言：“造孽啊造孽啊！”但我们终于还是满载而归，两个壮汉拉着直接到炼钢工地去了。没过几天，这两个人又来了，说规定的指标还没有完成，上面指示，收废钢铁还有潜力可挖，生产队长很快理解了那个可挖的“潜力”，又派我们这些初生之犊到各家撬环扭锁，把凡是有点铁的地方都进行了打扫，到头来还是没有完成上面规定的任务。
之后，人民公社很快成立了，高坝、六坝并为一社，均系杂木河水系的灌溉区，县上为了贯彻“以水为先”的八字方针，决定对高坝公社的水利系统进行全面规划，形成合理有效的干（渠）支（渠）农（渠）毛（渠）灌溉网，使杂木河水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县上派了一位姓田的水利工程师来负责实施规划，下面的工作人员由公社负责从各大队抽调，要求新关选派两人。
一天晚上，“枣园子”和“姑父”来到我家三代五口人挤在一起的泥草房里，先对我们住宿拥挤的情况进行了一凡解释，并说大队的住宅规划已经有了，明年集中劳力打土坯，后年动工建设，到时你们也是一个独门独院，那就宽敞多了。奶奶和婶婶也好像得到了一些安慰。最后，“姑父”把大队选派我到公社水利规划队去的事情说了出来，。奶奶和婶婶听完到水利规划队将来能转正，留到公社工作，实在是求之不得，欣然表示同意，而我是矛盾重重，七上八下，不敢作声。
这时，新学年开学已有一段时间，一中高一新生的报到人数还远远没有达到入学率的要求，老师们走街串巷，下乡入户动员学生报名上学。就在我要动身去公社的那天上午。我家来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客人，他进门后自我介绍是武威一中高一丙班的班主任老师孙师礼。很显然，他的来意是动员我去报名上学。奶奶说：“爹爹饭、妈妈饭已经吃到18岁了，该是自己养活自己的时候了。”再加上吃了那颗“将来能转正，留到公社工作”的定心丸，她在不断地拒绝着孙老师的劝说，尽管孙老师讲了评助学金、减免学费，减轻家庭负担的许多话，她还是铁心的不让我继续上学了。孙老师再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打动奶奶的心，用惋惜的目光，看着我无奈的表情走了。当天下午我就背着行李到公社去了。
新关和我同去的还有我初小的同学杨堂，他比我年长两岁，是一个活泼的青年，在他的带领下我们走进了民主大队一个生产队的食堂，这也是农村食堂化后我进入的第二个食堂。放下行李我们进入了饭场，和我们坐在一起的还有另外六个人，真好坐满了一张“八仙桌”，其中一个是田工程师、其他五人也是从别的大队抽调上来的。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是碌碡大队的潘委员，这个跛腿的水利委员被大家号称为农村水利问题的土专家。杨堂平时戏称我“大学生”，不料这个玩笑又开到了饭桌上，引起了田工程师的注意，而后我就成了田工程师助手。
由于田工程师对我的重视，在加上那个“转正”的引力，我认真的，尽心尽力地干着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农田水利规划，在不太长的一段时间我就掌握了测绘的技术和技巧。这不是说我有多能，当时的要求只搞一个平面规划图，而不是施工图，干起来就比较简单，前面有几个人拉杆测线，后面有平板仪定好座标，瞄准调线，然后把数据收集起来，用比例尺缩小，在平板上绘图。哪个平板仪的主要部件有：瞄准仪、测板、三角架，罗针、移点器等。只要眼睛好，有些数学知识就不难掌握。后期田工程师去开会办事，在潘委员的指挥下，我们还是正常地进行测绘工作。
我们这些人组成的队伍，号称为公社的水利规划队，既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也没有固定的食宿条件。田工程师基本上吃住在家里，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早出晚归，有时在中午和我们在一起吃顿饭，每天有几毛钱的补助，而我们七人没有这个待遇，随着测量的进度在各生产队的食堂里吃住，每天能把肚子吃饱就很满意了。从民主大队的那一家食堂开始，直到规划夭折，我吃住过108 个食堂，而且是耄耋之年度日，一天不如一天。
民主大队那个生产队的食堂，确实像那个领导讲的：食堂食堂，包子长面。社员门放开大肚皮，吞下包子吃长面，一个个搓着肚皮，喜上眉梢。不到一个月我们吃了三十个食堂，到第三十一个食堂吃饭时，食堂的饭桌已经撤了，社员们排着长队打饭，炊事员用一个大勺搅着锅里饭菜，按社员自报的家庭人口数把饭舀进盛饭的沙锅和砂罐里，我清晰的看到搅起的饭菜里有几根短短的面条。
食堂的管理员知道我们是公社水利规划队的，就把我们让进食堂后面的一间大屋里，屋里摆着三张方桌，靠墙的四周堆满了各种各样的蔬菜和甜菜叶子。不一会队长来陪我们吃饭，炊事员端上几个炒菜，其中有一盆是鸡块，主食是刚刚出笼的蒸馍。队长和我们边吃边聊，说起“食堂食堂，包子长面”的事，队长呲啦一笑：“就这面条汤恐怕也吃不上多少时间了。”紧接着给我们算了一笔帐：“我们这里的庄稼，十分田就是大丰收了，每亩种上40斤，能够做到颗粒归仓，每亩最多能收400 斤，人均2 。5 亩地，总共收1000斤，这里面还有水分，不是每块地都是十分田。除去公购粮、种子、饲料粮和机动粮，落到社员头上的到底还有多少？我再给你算一算。”
说到这里，队长把管理员叫来悄悄地说了几句，接着又对我们说：“今年的产量是虚报的，购量的任务是按虚报的产量下达的，一下子增加了不少，社员头上又少了许多。你们也许在测量时看着了，在麦茬地里又长出了密密麻麻的绿苗，那绿苗是什么？那绿苗是粮食，是浪费在地里的粮食；那绿苗一根挨一根，我长了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密的回茬苗，每亩没有100 斤撒在地里，也长不成那个样，前前后后算起来，能够是社员吃到嘴里的粮食，最多也超不过300 斤。这300 斤是一个社员一年的口粮，大小人平均每天也就是8 两过些，包子长面吃了一个月，每人每天能干掉2 斤多，这样吃下去，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吃光了，到过年就该喝西北风了。”
我对这个生产队长的直率和滔滔不绝的口才十分赞赏，从中知道了一些生产队当家的苦哀，中途插话问那机动粮的用处。
队长接着说：“你们吃饭是不交粮票吧，等一会公社的文艺宣传队有二三十人也来这里吃饭，他们吃完了也是抹嘴就走。上面公社、县里来人还不得招待招待，我们除了粮食，再就是有几只鸡，他们吃完了总不能开口要粮票吧！不过有的也很自觉，还交钱交粮票，可有的就不行，一分钱不交，一两票不放，还连吃带拿。另外还有些乱七八糟的用粮的地方，我就不细说了。”此时管理员又来向队长说宰鸡的事，队长指着手里的鸡骨头又拉开了话匣子：“说起这鸡来，也真怪，社员们各家养时不见得能吃多少粮食，在房前屋后跑来跑去叼食吃，还能下蛋，有时嘴馋了宰上一只吃起来还怪香的，自打集中到队里的饲养场来喂养，饲料消耗了不少，却瘦骨伶丁的，下蛋也少了，吃起来味道也不如以前了，眼下饲料也跟不上了，猪在圈里也是成天哼哼叽叽。”
这个生产队在高坝公社是地多人少，产粮比较多的地方，生产队长也在叫苦了，还不知别的生产队是个什么样子，尤其在地少人多的新关不知怎样安排社员的生活。这时，国家放松了招收新工人的政策，武威也紧跟形势，把城镇和农村有文化的青年安排到兴办起来的各种工厂和单位工作，新关一些有文化的青年也得到了这项政策的实惠，与此同时，大队把凡是能迁走的农户都动员迁走了，我的那个叔祖和他的全家迁到了兰州，我们家也得到了“枣园子”的照顾，全家的户口也迁到了城里。当时，爸爸所在的联运社变成了地方国营单位，在北门外的宋家园有一个农场，婶婶在那里劳动，还把党的组织关系转到那里去了，后来返乡后组织关系竟然不知那里去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枣园子”把这件事当成了打击迫害婶婶的一条“罪证”。在我家住的那个生产队几乎有一半的人口迁走了，虽然少了不少张吃饭的口，但还是解决不了新关根本上缺粮的难题。
水利规划队工作仍在由南向北的进行，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