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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民心情沉痛地道：“这大哥没事，二哥没事，可老天不公，为什么事情偏要发生在小弟身上。”
“是啊。”毛泽东道：“母亲在世时，曾把我召到床前专门向我作过交待，一定要照料好小弟。我是没有尽到当大哥的责任啊！”毛泽东又自责起来。
突然间，贺子珍由泽覃弟转而想到自己的小弟贺敏仁的惨死，也憋不住地尖声哭起来，边哭泣边诉说着：“泽覃死得可惜，可敏仁死得更惨啊！泽覃死在敌人的手下，而敏仁却死在我们自己人的手里啊！”
原来是贺子珍的小弟贺敏仁，追随姐姐参加革命，在黄公略领导的游击队当战士，“扩红”时改为红六军，他在红军中当了个小司号兵。他像姐姐贺自珍一样，长得十分标致，人们开玩笑地把他的名字“敏仁”叫做“美人”，小伙子聪明伶俐，但是有点自由散漫，有点骄傲自大，还可能有点因姐姐的身分而觉得高人一等，因而同周围的人相处得不十分好。
长征的时候，他在一个团当司号兵。他年纪小，政治觉悟比较低，忍受不了长征路上的艰苦，肚子饿时，爱发个牢骚。红军队伍到达藏民居住地区毛儿盖后，再三明令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守民族政策。这时，有人报告说，贺敏仁违反纪律，擅自进入喇嘛庙，私自拿去了一千多个花边（银元）。于是师部把他五花大绑起来，要枪毙他。贺敏仁说这是冤枉，他只拿了百十个铜板。他恳求同他一起参军的一个永新老乡，替他写封信给姐姐贺子珍，反映这个情况，救他一命。但这封信还没来得及写。当时那个团的团长和政委主张给毛泽东发个电报，报告这件事。等批复后再执行。那时候发份电报很麻烦，要先给电池充上电才能发报，有时候充电不足还发不出去，总之，发这份电报，延误了些时间。师部政委认为应该维护红军铁的纪律，一定要马上执行。结果，等军委的电报回来，指示要缓期执行时，人已经被枪毙了。
对于这件事，红军中一时传说纷纷。有人认为是对的，应该严肃军纪，不徇私情；有人认为这是有意的陷害，故意打击贺子珍和毛泽东。贺子珍知道这件事后，很伤心。她想，是不是有人故意同她和毛泽东过不去，拿自己的小弟开刀呢？但她控制住自己，客观地对这件事情作了调查。她了解到，弟弟贺敏仁的错误是严重的，但的确没有拿那么多钱，也不可能拿那么多钱。一个最壮的挑夫，也只能挑七、八百块银元，他根本拿不走一千多银元。况且，他随身就是一个小背包，一条小军毡，真有那么多银元也没处放。同他一起的战士反映，他是拿了一两块钱。因为拿的是铜板，一百个铜板也就值一元钱。对他有意见的人故意夸大了，而领导也没有做任何调查，不等中央批复，就采取了行动。她把了解的情况，如实向军委和毛泽东反映了，但她没有干预这件事的处理，更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采取任何报复性的行动。
“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说到这里，毛泽东感慨地说：“但是，我们也不能让烈士的血白流！”
这时贺子珍也停止了哭泣，擦拭了一把泪水说：“想起了他们我就伤心，死了的就死了，但是我们活着的人要好好地活着。岸英、岸青、岸龙的事，泽民你要多操心，你大哥一忙起来，什么也顾不了啦。”
“大嫂，你放心，我知道白区不安全，等上海来人，我争取把他们三兄弟接过来。”泽民向大嫂承诺。
这时，毛泽东也对泽民讲：“中央政府准备恢复国民经济部，你要有思想准备，要挑更重的担子。”
“大哥，正职我不挑了，我任个副职就行了。”
“你不挑也行，这大军过冬的棉衣还没有着落，你要落实。”毛泽东道。
后来，毛泽民出任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该部下设对外贸易总局、工矿科、农牧科、合作总社等。毛泽民历来关心干部，尊重知识，爱护人才。成立国家银行时，他将所谓的“社会民主党”已判死刑的黄亚光要出来，让他设计苏区纸币和银币。后来黄亚光长期搞银行工作，成了专家。这次他又放手使用刚刚从关押中释放出来的蔡子伟，让他担任国民经济部秘书长职务。
当时国民经济部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要解决全军的过冬问题。他组织一些同志，正确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经济政策，终于突破山西军阀阎锡山军队的封锁，从山西购买和运进大量布匹和棉花，动员边区群众为红军赶制了棉衣。同时在安定、永坪组织生产煤炭，解决了军民生产和过冬取暖的需要。
国民经济部领导发展了边区的生产建设。在工业方面，除开采煤炭外，还开采了石油、三边的食盐，建立了纺织、造纸等手工业生产。在农业方面，提供农具种籽，动员群众开垦荒地，种粮种棉，并且大力发展了羊毛、皮革等土特品生产。在商业方面，边区各县普遍建立了消费合作社，一面向群众廉价出售必需品，一面收购土特产品，方便群众。在外贸方面，以边区的食盐和土特产对外进行贸易，交换军民需要的物资，使红军在陕北稳定下来，扎下了根。
第十七章 坚持白区在哥哥指示下，毛泽民重返十里洋场
1937年初，一笔凝结着国际工人阶级深情厚谊的巨额美钞，从法国秘密地运到了上海。这是为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而募集的。长期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又刚刚经历了长征消耗的中央红军，经费短缺，物资匮乏，军用物资更无来源。这笔巨额捐款的到来，应该说真是雪里送炭啊！
要使这笔巨额美钞发挥作用，第一步需要在上海兑成当时国内通用的法币，运到西安红军联络处，再由联络处换成部队急需的军用物资，转运到各地。而上海———西安之间，不仅有着遥远的地理上的距离，更有着险恶的政治上的阻难。蒋介石虽然被迫表示同意抗日，骨子里仍是不忘反共。因此，兑换和运送捐款的工作相当困难。
党中央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毛泽民同志。协助他执行任务的有钱之光（贸易局局长）、任楚轩（绥德分行行长）、危拱之（西安红军联络处会计）和夫人钱希钧。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同志找毛泽民同志谈了话，传达了党中央的嘱托和期望。
为了尽快完成这项任务，泽民同志最初曾经设想采取“合法”方式，在西安开设一个钱庄。按照钱庄的业务手续，将一部分款项从上海信汇西安，比较安全方便。于是他们找好房子，搭好了班子，并以《西京文化日报》发行科长寿松涛、编辑边寻峰等人的名义向国民党有关部门提出了申请。但是，经过多方交涉，未获批准。不得已，他们的全部工作只好采取秘密活动的方式。
1937年二三月间，毛泽民等5人，先后从延安、西安到达上海。为了取得合法身份，在上海地下党的协助下，他们开设了一个纸行，专营批发业务。任楚轩担任纸行“经理”，钱之光为“职员”，毛泽民化名周彬充当“老板”，钱希钧自然就成了“老板娘”。
这些来自延安窑洞的“土包子”，一下子都成了十里洋场的上海“阔佬”。钱之光、任楚轩住在纸行（设在泥城桥）里，泽民和希钧同志在徐汇区愚园路永昌里租了一座独门独院的三层小楼，作为老板的“公馆”。为了遮人耳目，他们还把钱之光的女儿，希钧的侄女钱宛正（18岁）从浙江老家接来做“佣人”。危拱之同志则住在她姐姐危淑元家里。她的姐夫是一个进步的民主人士，可以掩护她的活动。
安排就绪后，泽民同志就从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手中接过了那笔巨额捐款，隐藏在愚园路的住处。而隐藏捐款的具体地点，除去泽民夫妇外，谁也不知道。为了这笔款项的绝对安全，泽民同志规定了严格的纪律：由钱希钧负责与钱之光、任楚轩、危拱之同志单线联系，他们不得随便到这里来。有一次，泽民同志看到钱宛正的弟弟钱纪昌来到了愚园路“公馆”，立即严厉地批评希钧说：“我们这里是党的秘密机关，不经研究同意，怎么能随便带人来呢？亲戚也不能违反规定！赶快让他回去。”
当时他们这些“经理”、“老板”们，开商行，住公馆，雇佣人，穿高级衣着，而且身边确有“万贯家财”。别人一定会以为他们非常阔气哩，其实他们每人每月的全部生活费只有15元。这样一点钱，要在上海这个花花世界里维持“老板”的身份，只有压缩自己的膳食费。
泽民同志20年代曾在上海以“大老板”的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对十里洋场颇为熟悉。他身穿毛哔叽西装或者派力司长衫，出入交易所，一般是不会引人怀疑的。但他还是十分谨慎、周密，不留半点破绽。他有时兑换国民党钞票，有时买西安银行的汇票，有时上午买了公债，下午再兑成钞票。由于每次兑换的金额不能太多，有时他一天跑好几次交易所。换来的钱钞随即就由钱之光、危拱之或钱希钧送往西安交红军联络处。
钱之光同志时而长袍马褂，时而西服革履，手提华贵的皮箱，由侍者（他的警卫员）陪同出入于上海———西安车站，每当遇到盘查，侍者便打开他们携带的箱箧网篮迎上前去，掩护这位富商大贾。希钧和拱之同志则装扮成军官夫人、阔商太太一类的贵妇人或者成为西安古城进得参佛的香客。他们用塞满箱子的高级衣料、化妆用品或者香烛纸钱，掩盖着夹层皮箱底部的大批钱钞，乘坐高级包厢，以避开杂乱的耳目。为了缩小目标，他们每次都是分开单独行动。行前，泽民同志用暗语向西安发去电报，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