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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当代作家中，村上春树的确是个不同凡响的存在，一颗文学奇星。短短十几年时间里，他的作品便风行东瀛列岛。出版社为他出了专集，杂志出了专号，书店设了专柜，每出一本书，销量少则十万，多则三百万册。其中一九八七年的《挪威的森林》上下册销出七百余万册（一九九六年统计）。以纯文学类小说而言，这绝对不是普通数字。在日本以往的小说销售记录中，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项羽和刘邦》二百三十万册，最高；其次是渡边淳一的大众小说《化身》，一百四十七万册。而《挪威的森林》远远过了这个记录，在以青年为主体的广大读者中引起前所未有的反响，甚至出现了“村上春树现象”、“《挪威森林》现象”。不少文学评论家、大学教授以及学术性刊物都撰写或发表了关于村上研究的专论。据《国文学》杂志统计，截至一九九五年三月，关于村上研究已出专著九种，杂志特集五种，收论文一百十一篇。加上散见于报刊的以及这两年新的研究成果（如一九九七年五月小学馆《群像日本作家之二十六·村上春树》所收二十余篇论文和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吉田春生的专著《村上春树的转变》），现在当然不止此数。
并且，村上春树影响已不限于日本国内。美国翻译并发行了《寻羊冒险记》、《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舞！舞！舞！》，短篇集《象的失踪》以及《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奇鸟行状录》，几乎包括了其主要作品。无论质量还是发行量都堪称全美首屈一指的文学期刊《纽约人》（Yew Yorker》）也刊载了其数篇短篇小说的英译本。据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学系教授Hosea Hirata介绍，“还没有像村上春树这样作品被如此彻底翻译成英文的日本现代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也只能远远望其项背。
德国翻译了《寻羊冒险记》、《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两部长篇《象的失踪》、《再袭面包店》等六七个短篇，引起善意的反响，各大报纸都发了书评予以赞赏。德国日本研究所的Jurgen Sraalph认为其原因在于“村上春树提供了性质上同德国人以往所知道的日本完全同的东西”，村上春树的长短篇“简直像乘过山车一样，时而电光石火般一泻而下，时而以柔和记郁的速度缓缓迂回上升。极尽想入非非之能事，语调却又那样轻松谈定，淋漓酣畅地挥洒着来去无踪的容智的火花。不时令人哑然的新鲜的隐喻又织就极其斑润的色彩”。
在韩国，村上的主要作品大多被译出版，其中《挪威的森林》和《且听风吟》不止由一家出版社亦不止一次出版。汉城檀国大学副教授金顺子撰文说目前村上春树是韩国最受欢迎的作家。关于其原因，“一是由于较之大江健三郎的东西引人人胜”，“二是‘日本小说’感情淡薄”，“三是村上春树作品中荡漾的空虚感、失落感引起读者的共鸣”。
近至我国港台地区，“‘村上热’仍在升温。在台湾，村上的中长篇小说几乎全部被翻译过来，由台北的城乡出版社、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和可筑书房等相继出版。《中国时报》和《联合报》的读书周刊都曾发表长篇书评。被视为村上作品的若干特点（如“物质化倾向（拜物）、虚化式的预言以及百货公司式的当代生活场景”）均有台湾作家追随和模仿。当地出版商认为村上永远是“书市最佳票房”，因为“他的神秘力量似乎让读者现在所处的时空的无聊感正常化起来，读完后有一种虚脱……甚至身边的物质也顿时变得清晰”（《中华读书报》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大陆反响亦非比寻常。《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汇读书周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文学报》、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等报先后发表书评，《外国文学评论》、《世界文学》、《外国文学》、舶L国文艺》、《译林》、《出版广角》、《好书》、《黄金时代》等刊物，以及《解放军外院学报》、《中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CUPA》等学术期刊，也都发表了评介文章，视村上春树为日本当代独树一帜的作家，对其作品给予积极肯定的评价。译者已收到数百封读者来信。有的读者说读挪威的森林》不下十遍，“每一遍都不令人失望”。就日本文学以至当代外国文学作品来说，得到如此反响近年来在我国恐怕是极为少见的。
好风长吟（1）
好风长吟（2）
好风长吟（3）
好风长吟（4）
好风长吟（5）
好风长吟（6）
百分之百的女孩
象的失踪
双胞胎与沉没的陆地
罗马帝国的崩溃
家务事（1）
掐脖子鸟与星期二的女人们
我们那个时代的民间爱情传说
飞机
面包屋再袭击！！
电视国民
加纳格列达
出击面包店
村上春树文学中的音乐
殭尸
□ 作者：村上春树
好风长吟 （一）
1
〃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
这是大学时代偶然结识的一位作家对我说的活。但对其含义的真正理解——至少能用以自慰——则是在很久很久以后。的确，所谓十全十美的文章是不存在的。
尽管如此，每当我提笔写东西的时候，还是经常陷入绝望的情绪之中。因为我所能够写的范围实在过于狭小。譬如，我或许可以就大象本身写一点什么，但对象的驯化却不知何从写起。
8年时间里，我总是怀有这样一种无奈的苦闷——8年，8年之久。
当然，只要我始终保持事事留心的好学态度，即使衰老也算不得什么痛苦。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
20岁刚过，我就一直尽可能采取这样的生活态度。因此不知多少次被人重创，遭人欺骗，给人误解，同时也经历了许多莫可言喻的体验。各种各样的人赶来向我倾诉，然后浑如过桥一般带着声响从我身上走过，再也不曾返回。这种时候，我只是默默地缄口不语，绝对不语。如此迎来了我〃20年代〃的最后一个春秋。
而现在，我准备一吐为快。
诚然，难题一个也未得到解决，并且在我倾吐完之后事态怕也依然如故。说到底，写文章并非自我诊疗的手段，充其量不过是自我疗养的一种小小的尝试。
问题是，直言不讳是件极为困难的事，甚至越是想直言不讳，直率的言语越是遁入黑暗的深处。
我无意自我辩解。能够在这里诉说，至少我已尽了现在的我的最大努力。没有任何添枝加叶之处。但我还是这样想：如若进展顺利，或许在几年或十几年之后可以发现解脱了的自己。到那时，大象将会重返平原，而我将用更为美妙的语言，描述这个世界。
文章的写法，我大多——或者应该说几乎全部——是从哈特费尔德那里学得的。不幸的是，哈特费尔德本人在所有的意义上却是个无可救药的作家。这点一读他的作品即可了然。
行文诘齿聱牙，情节颠三倒四，立意浮浅稚拙。然而他却是少数几个能以文章为武器进行战斗的非凡作家之一。纵使同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与他同时代的作家相比，我想其战斗姿态恐怕也毫不逊色。遗憾的是，这个哈特费尔德直到最后也未能认清敌手的面目。这也正是所谓的无可救药之处。
他将这种无可救药的战斗锲而不舍地进行了8年零两个月，然后死了。1938年6月一个晴朗的周日早晨，他右臂抱着希特勒画像，左手拿伞，从纽约摩天大楼的天台上纵身跳下。同他生前一样，死时也没引起怎样的反响。
我偶然搞到第一本哈特费尔德已经绝版的书，还是在初中3年级——胯间生着奇痒难忍的皮肤病的那年暑假。送给我这本书的叔父，3年后身患肠癌，死的时候被切割得体无完肤，身体的入口和出口插着塑料管，甚是痛苦不堪。最后见面那次，他全身青黑透红，萎缩一团，活像狡黠的猴。
我共有三个叔父，一个死于上海郊区——战败第三天踩响了自己埋下的地雷。活下来的第三个叔父成了魔术师，在全国各个有温泉的地方巡回表演。
关于好的文章，哈特费尔德这样写道：
〃从事写文章这一作业，首先要确认自己同周遭事物之间的距离，所需要的不是感性，而是尺度。〃（《心情愉悦有何不好》1936年）
于是我一只手拿尺，开始惶惶不安地张望周围的世界。那年大概是肯尼迪总统惨死的那年，距今已有15年之久。这15年里我的确扔掉了很多很多东西。就像发动机出了故障的飞机为减轻重量而甩掉货物、甩掉座椅、最后连可怜的男乘务员也甩掉一样。十五年里我舍弃了一切，身上几乎一无所有。
至于这样做是否正确，我无从断定。心情变得痛快这点倒是确确实实的。然而每当我想到临终时身上将剩何物，我便觉得格外恐惧。一旦付诸火炬，想必连一截残骨也断难剩下。
死去的祖母常说，〃心情抑郁的人只能做抑郁的梦，要是更加抑郁，连梦都不做的。〃
祖母辞世的夜晚，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伸手把她的眼睑轻轻合拢。与此同时，她79年来所怀有的梦，便如落在人行道上的夏日阵雨一样悄然逝去，了无遗痕了。
我再说一次文章，最后一次。
对我来说，写文章是极其痛楚的事。有时一整月都写不出一行，又有时挥笔连写三天三夜，到头来却又全都写得驴唇不对马嘴。
尽管这样，写文章同时又是一种乐趣。因为较之生之维艰，在这上面寻求意味的确是太轻而易举了。
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大概还不到20岁，当时竟惊愕得一周都说不出话来。而觉得只要耍点小聪明，整个世界都将被自己玩于股掌之上，所有的价值观将全然为之一变，时光可以倒流……
等我意识到这是一种错觉，不幸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我在记事簿的正中划一条直线，左侧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