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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部党委和“大联筹”之外，和91人一同做检查的还有陈毅。2月28日，陈毅以给周恩来 写信的方式表明了自己对“91人大字报”的态度。他说他赞同周恩来对该事件的处理意见， 并且愿意为91人的“错误”承担责任。这封信很快就被作为陈毅的书面检查，并且同样以大 字报的方式公开张贴出来。
所有在大字报上签名的人都知道，他们接下去要面临的是有关此事的各种各样的盘问。 为了避免将更多的人牵扯进去，韩叙建议大家不要将部党委在事前看过大字报底稿一事透露 出去，这项提议立即得到了人们的赞同。但是第二天，当韩叙在礼宾司专门为他召开的检讨 会上试图否认“91人大字报”和部党委之间的关系时，他遭到了猛烈的批判，与会者指责他 “态度极不老实”，并且因此拒绝接受他的检查，而且他很快就得知，其他几名核心成员也 碰到了同样的情况。当然，他们没费什么周折就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原来一部分造反派已经 从乔冠华的妻子龚澎那里了解到了事情的真相——龚澎在受到造反派的盘问时并未打算隐瞒 这一点，因为她认为整个事情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她甚至十分坦然地在一次大会上当众说： “我是没有签名的签名者。”
韩叙等人的做法证明他们在当时并未完全理解周恩来的用意。当周恩来了解到他们试图“蒙 混过关”之后，先后几次严厉地批评了他们。但他同时又强调对91人的“批判”是有限度的 ，他说：“91人绝大多数是认识上的错误，我们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 宽。”采访钱嘉栋谈话录音。
签名者们开始将所有的情况和盘托出。这种“彻底交代”的做法最终保护了他们，因 为这样一来，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就几乎找不到下手整人的机会了。
在从3月初直到这一年年底的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韩叙一共写了十份“交代”材料，并 且在礼宾司反复做了检查。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之后他第二次获得了“解放”。造反派们在 考虑韩叙的工作安排时表现出了某种宽容，鉴于他对“自己的缺点、错误有所认识，并且有 了改正的愿望”，他们同意由他全面负责礼宾司的业务。
“91人大字报”的风波终于平息了，大多数签名者都像韩叙一样很快就得到了周恩来的重用 。人们在事后渐渐醒悟到：尽管看上去91人受到了批判，但这种批判恰恰是周恩来对他们的 一种特殊保护。
重新出来主持礼宾司全面工作的韩叙被称为“礼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人们在以往 所使用的司长、处长、科长的称呼已经被作为“旧官、旧状、旧秩序”遭到了摒弃。事实上 ，当时的礼宾司已经不再单独存在了，人们将它和领事司合并在一起称为礼宾领事司，尽管 它们各自的业务根本不具有共通性。
当然，这种合并同时还具有精简机构的作用。事实上，随着越来越多的干部被送往设在 东北、湖南和江西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外交部各司的工作人员已经大幅度减少， 比如在1969年初，整个礼宾司包括韩叙在内只剩下了九名工作人员，这是这个司自成立以来 人数最少的时期， 而在三年以前，它所拥有的工作人员数量是这个时期的五倍。
不过和当时冷清的外交业务比起来，礼宾司保留九名工作人员似乎已经足够了。人们后 来将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69年5月份之前的一段时间看做是中国对外交往史上的“冰 点”时期，因为在此期间，中国先后与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发生了外 交纠纷，其中包括一些一向与中国十分友好并且态度温和的周边国家，比如朝鲜、尼泊尔、 缅甸和柬埔寨等。《当代中国外交》，第209页。
能够解释这种状况的具体原因在今天看来大都十分荒唐可笑，不过从根本上说，这是林 彪、江青一伙煽动极“左”思潮以及插手外交事务的必然结果。一些最为严重的涉外事件集 中发生在1967年5—8月间，这几个月在后来被人们形容为“外交大权旁落”的时期，但是极 “左”分子对外交部一些具体部门的控制时间显然还要长得多。事实上，自从“文化大革命 ”初期司及司以下的干部们“靠边站”和中国驻外大使几乎被全部召回的时候起，中国的对 外政策就已经开始变得令人难以理解了。极“左”分子们对外宣称“世界已经进入了毛泽东 思想的新时代”，因此，“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不是发展同各国的互惠互利关系成了中国对 外工作的新的中心任务。
外交部的造反派头头首先要求人们把中国驻外使馆变成“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色学校”，于 是，周恩来在此前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始遭到粗暴的践踏。一些 驻外使馆的工作人员在驻在国滥发毛泽东的像章和《毛主席语录》，而使馆外面的新闻橱窗 里 也贴满了宣传“文化大革命”的图片和文章。有些驻外使馆在国庆招待会的讲话中竟然不顾 驻在国的反对，坚持点名指责另一个国家。同样性质的事情在国内也频频发生，当一些国家 的驻华外交官外出时，他们被勒令佩戴毛泽东像章和随身携带《毛主席语录》。苏联的外交 官甚至被强令接受针对他们的传单，上面写着“油炸勃列日涅夫”。当诸如此类的做法遭到 抵制后，许多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便被认为是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敌人”，于是，在国内 推行的“打倒一切”的做法又被扩展到外交领域。一些在双边关系中很难避免的摩擦或误解 被任意夸大，以外交部的名义发出的针对许多国家的抗议照会接连不断。造反派们在某个时 期甚至规定有关部门会见外宾时必须有造反派的代表在座，其目的是防止出现外交妥协，而 那些造反派的代表们大都是行政系统的非业务人员。不过最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是，不少大 使在接待外宾时都变成了端盘子上菜的服务员。但尽管如此，一直高高在上地指挥着“文化 大革命”的康生还在不断地鼓励造反派说：“应当不怕反华，不怕断交，坚决斗争。”在这 种情况下，许多国家都不得不暂时中断了和中国之间的正常外交往来。《当代中国 外交》，第210页。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左”倾思潮对外交事务的严重干扰并没有像它对其他领域的干扰 那样持久，极“左”分子们的许多荒唐闹剧在1969年5月份以后就不得不收场了。迫使他们 偃旗息鼓的原因是毛泽东在5月1日会见一批应邀参加节日游行观礼的外国驻华使节时发表的 一个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向他们发出了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关系的重要信息。 同上，第212页。在那之后，中国开始采取一系列积极行动， 逐步修复它同近30个国家之间的受到不同程度损害的双边关系。
然而，当人们开始着手恢复业务工作时，才真正知道原有的工作基础已经遭到了多么严重 的破坏，这个过程也因此比人们事前预料的要艰巨得多。
摆在韩叙面前的几乎可以说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局面。作为司里的惟一的负责人，他必须 同时主管业务工作和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被称作“运动”的工作。由于原来的处、科级 建制已经被取消了，外交部从上到下一律实行部、司两级管理，所以司的负责人实际上变成 了基层领导者，而这则意味着强大的工作压力已经无法再逐级缓冲了。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 ，韩叙每天的工作量都大得惊人。他的一天通常是这样度过的：在上午和下午分别安排会见 或者陪见外宾，在其中的间歇时间里见缝插针地参加或主持为某个犯“错误”的干部召开的 批斗会或检讨会，而下班以后的时间则用来阅读和研究每天被送到礼宾司来的大约半尺厚的 文件以及来自各个使馆的电报——这件事一般要花去他四五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一天的工作 可以到此为止的话，那么这就算是他度过的比较轻松的一天，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还要参 加周恩来在夜间主持的工作会议，那些会议通常要开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能结束。但工作并不 是他每天所要处理的全部事务，他甚至比以往还要多挤出一些时间过问或处理一些与孩子们 及家务有关的事情，因为葛绮云这段时间刚好在远离北京的“五七”干校劳动锻炼。
尽管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还不能立即恢复到原有的状态，但由一大批富有经验的外交 官重新出来主持工作，这至少使人们对恢复关系的前景感到乐观，而对各国驻华使团的外交 官们来说，由他们十分熟悉并且倍加赞赏的韩叙担任礼宾司的负责人无疑是一件令人感到愉 快的事情。他们很快就恢复了同礼宾司的正常往来，不仅如此，他们还委托礼宾司为他们配 备翻译和工勤人员，甚至是帮助他们代购车船票、冲洗照片以及预订戏票。这种情形很容易 使人想到外交部建立初期的交际处，事实上，这部分工作早就从礼宾司的业务范围中分离出 去了，但由于平时专门负责这些工作的外交人员服务局的部分造反派试图在各国驻华使馆内 部展开“阶级斗争”，结果大多数驻华使团都表示拒绝接受该局提供的“服务”，因此，在 对后者进行整顿和重建之前，礼宾司只好暂时代行其职责。但在如此紧张忙碌的情况下，韩 叙和他的同事们还是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设法恢复了礼宾司业务范围内的一项与使团人员有 关的传统工作，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