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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这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王八七”讲话。但是王力的话说得太过头儿了 ，毛泽东在看了被整理成文字的讲话后，生气地在上面批了五个字：“大、大、大毒草！” 周恩来机敏地抓住这个时机，迅速果断地将王力从中央文革小组中清除出去。
痛失左膀右臂的林彪、江青一伙不得不暂时收敛了他们的气焰，于是，在一场狂飙式的 “夺权”风暴过后，人们竟然难以置信地听到了反极“左”和反“无政府主义”的声音。周 恩来又一次抓紧时机亲自处理了外交部的问题，他要求对极少数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企图的 造反派们进行组织上的清查，同时让那些一度被“打倒”或者“靠边站”的干部们重新出来 工作。就在这一年的10月份，韩叙再度主持礼宾司的工作。要不是他在两个月后主动加入到 一场保护陈毅的斗争中去的话，他本来是可以相对平安地度过下一年的。
1968年的新年刚过，一些刚刚恢复工作的司长和奉召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 大使们就开始频繁地相互走动起来。在他们的感觉里，那场噩梦般的“革命”似乎快要进入 尾声了，不少人都风闻陈毅将要重新回到外交部主持工作，这是比反极“左”更让他们感到 振奋的事情。
在当时被叫做“串联”的相互走动都是在晚上9点以后开始的，这样做是为了避开造反 派们的注意。人们正在秘密酝酿一个大胆的计划：以写大字报的方式公开揭露隐藏在“打倒 陈毅”这一口号背后的政治阴谋。一段时间以后，参与“串联”的人们渐渐形成了一个固定 的圈子，大家彼此信任，并且看法相同。这个圈子有一个四人组成的核心，他们的名字后来 都广为人知：余湛、陈楚、韩叙和赵政一。 余湛当时任苏联东欧司司长，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及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陈楚当时任外 交部西亚北非司司长，后曾任中国驻日本大使及常驻联合国代表（大使）；赵政一当时任外 交学会副秘书长，后曾任中国驻塞拉利昂和哥伦比亚大使。
有很多个夜晚，四名核心成员都是聚集在余湛家的一间狭小的卧室里度过的，他们围坐 在一张简陋的桌子四周反复商讨大字报的写法。大字报的标题最初被确定为“打倒陈毅是个 反动口号”，但后来大家决定放弃它，因为他们担心这个标题会伤害那些因为不明真相而拥 护“打倒陈毅”的普通群众。最后的标题是从《毛主席语录》中精心挑选出来的：“揭露敌 人，战而胜之”——这既是当时的一种通行做法，同时也是一种自我保护。不过大字报还有 一个副标题：“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而实际上这才是人们的本意。
大字报前后四易其稿。每一稿写完之后，韩叙和余湛的妻子都要将原稿复写成五份，然 后再由韩叙将复写稿秘密地送给串联圈子里的其他成员征求意见。散发出去的五份稿件最后 仍然由他收集到一起，四名核心成员再根据大家的意见进行必要的修改。
大字报在公开贴出来之前曾被送到外交部党委和由各派群众组织联合成立的一个叫做“ 大联筹”的临时性领导机构审阅过。尽管部党委和“大联筹”都在某种程度上表示了谨慎的 态度，但是它们却丝毫不打算阻止这个大胆的行动。而听到消息的司长和大使们则争先恐后 地在大字报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签名者在一两天之内就达到了91个，这张大字报在后来 也因此被称作“91人大字报”。如果不是人们急着将它张贴出去的话，很难预料签名者还会 增加到多少个，据余湛夫人左伊回忆说，后来赶到余湛家要求签名的外交官至少还有20多位 ，他们为错过了这样一次表明自己立场的机会而深感遗憾。采访余湛夫人左伊谈话 录音。
葛绮云用漂亮的书法抄写了那份长达8000多字的大字报，当它在2月13日早上被贴出来 时占据了整整一面墙的位置。大字报的出现成了外交部当天的头号新闻，它的前面从早到晚 人头攒动。大字报在一开始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围绕着“打倒陈毅”和反对“打倒陈毅”而 展开的一场斗争，绝不仅仅是关系到陈毅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究竟由什么人掌权和执行 什么路线的问题。大字报列举了大量历史事实，证明陈毅是“毛主席司令部的重要成员”。 不过随即就使大字报的内容不胫而走的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它揭露了“一小撮阶级敌人” 为打倒陈毅而采取的种种卑劣手段。大字报断言：所有这一切不过是他们“推翻毛主席无产 阶级司令部”的政治阴谋的一部分。
此外，大字报对一个时期以来“左”倾思潮泛滥的原因的分析也给人留下了相当深刻的 印象。它认为在一些人头脑中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是导致“左”倾思潮泛滥的首要原 因。大字报指出，这些人错误地以为越“左”越革命，调子越高越有“造反精神”，而这点 刚好被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所利用，成为后者“打倒一切”的工具。此外，某些人的私欲 膨胀也是助长“左”倾思潮泛滥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人明知“打倒陈毅”不对，但是却不 敢坚持原则，为了保住自己而见风使舵，随波逐流，甚至投机取巧。当然，大字报的起草者 们并没有将大多数群众和这两类人混为一谈，他们把前者的问题归结为缺乏政治斗争经验、 思想方法片面和不明真相，因而在无意中成为“左”倾思潮泛滥的社会基础。
这份张贴在外交部围墙内的大字报的影响很快就以令人吃惊的速度扩散到全国各地，在 其后一段时间里，到处都有人在争相传阅大字报的手抄件，而猜测大字报所说的“政治阴谋 ”的主使人究竟是谁，更是成了那段日子里彼此信任的人们在私下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 当然，这是大字报的起草者们自己也无法回答的问题，不过他们对问题的性质的判断却惊人 的准确，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处境实际上已经相当不妙了。
最先对此事表示担忧的是91人竭力保护的陈毅。大字报贴出来几天之后，外交部副部长 乔冠华曾以十分兴奋的口吻向陈毅复述过大字报的主要内容，尽管陈毅对有人出来讲公道话 表示赞赏，但他显然更担心这样做会“帮倒忙”。
第三部分六 经受严峻考验 （2）
陈毅的担忧并非是没有根据的，“91人大字报”张贴的时间以及它所谈论的问题很容易让人 联想到一年前的“二月逆流”。事实上，这张大字报后来果然被中央文革小组定性为“为二 月逆流翻案的代表作”，如果不是周恩来抢先采取了主动措施的话，很难想像91人会面临怎 样的厄运。
周恩来几乎是最后一个知道大字报事件的人，当那份长达8000多字的大字报的抄件被送 到他的面前时已经是3月24日了。他后来曾经为此责怪过余湛，因为大字报的起草者们本来 完全可以在事前通过他的秘书直接将大字报的底稿交给他——在通常情况下，外交部的司长 或者大使们正是通过这条渠道向他反映重要情况的。采访周恩来当时的外事秘书钱 嘉栋谈话录音。钱曾任中国裁军事务大使及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 团常驻代表（大使）。当然，如果司长和大使们这次也这样做了的话，很可能就没 有什么“91人大字报”了。
周恩来当时正忙于恢复几近瘫痪的铁路交通，他没有时间仔细阅读大字报的全文，但他只是 匆匆浏览了一下它的主要内容就已经明白了一切。他立即让秘书钱嘉栋向外交部有关方面转 达了自己的意见，他不仅要求写大字报的91人承认错误并且马上收回大字报，而且要求外 交部党委和“大联筹”也要迅速采取补救措施，对大字报的“原则性错误”进行批评。周恩 来特别强调说：“现在又是2月，去年2月的情况不应再出现。”他在第二天再次让钱嘉栋 给外交部打电话说：“91位同志、部党委和‘大联筹’都要表态，不表态，不批判，极‘左 ’又要出来。部党委不表态，就站不住脚。如果部党委不表态，我就来表态。”
采访钱嘉栋谈话录音。
当周恩来的上述意见被传达给91人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感到难以接受，至少是难以理解，因 为那些意见和他自“文革”开始以来竭尽全力保护陈毅等老干部免遭迫害的做法并不一致。 实事上，要求大字报的起草者们“承认错误”是周恩来基于对当时党内斗争的微妙局势的 判断所采取的主动措施，在他看来，一份揭露“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政治阴谋的大字报无论 如何也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出现，因为指出这一点不仅为时尚早，而且还有可能授人以柄，给 一直在暗中伺机反扑的林彪、江青一伙提供足以证明“右倾思潮开始翻案”的“证据”。不 仅如此，周恩来还担心大字报的签名者的身份可能会重新引发刚刚缓和下来的普通群众和一 部分干部之间的对立情绪，从而使渐趋稳定的局势再度出现动荡。更重要的是，周恩来深知 不论出现哪种局面，都将给陈毅和91人带来更大的麻烦，而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同上。他所拥有的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告诉他，避免这种情况出现的惟一办法 就是主动“承认错误”和主动接受群众的“批判”。
尽管大家一时还无法理解周恩来的良苦用心，但是他们在当天晚上就决定接受他的忠告 。余湛、陈楚、韩叙和赵政一重新聚集到一起代表大家草拟书面检查。检查是在25日深夜写 完的，他们在检查中承认大字报“有否定一切的倾向”和“原则性的错误”，即没有将“一 小撮阶级敌人”和从善意出发而喊过“打倒陈毅”口号的革命群众区别开来，因而混淆了两 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伤害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从右的方面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