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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之意跃然纸上。 已近学期末了，我竭尽全力，却连报告的题目都无法得到通过，实在急得没有办法。最后，我还是以一个被他否决的大纲为基础，完成了学期报告。我没敢当面交给他，而是留在了他的办公室信箱。 崔教授批了我的报告，分数是59分，一个不及格的成绩。我的课堂考试分数在全班上应该是最高的，或最高的之一。因为这个报告，我的最后成绩是C，这还是我最大努力的结果。这是我的第一个C，我感到无助、无奈。 他对我是很不客气：“你不适于读博士，你不属于这里。”更还威胁性地说：“我在考虑，是否要向系主任建议，中止你的研究生资助。” 在那个时代，中国学生能够在美国读书，完全是靠学校的经济资助。如果我的奖学金中止了，那不仅无法继续学习，连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都会断绝。我本是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把博士读出来的，那时觉得像一只过河的卒子，都没有退路了。 因为我还有授课任务，工作和学习极其繁忙。可是，我知道崔教授难以对付，所以把主要精力和时间都放在他的课程上，即使如此，仍然无法得到他的满意。我每次受挫后是加倍的努力，可再次努力带来的还是挫折。我受到他经常性的批评，我听着他带侮辱性的语言，心中压力越来越大，几乎要精神崩溃了。 我在愤怒之余，还是尽力地躬身反省。是啊，我很努力，可仍未得到崔教授的满意。那就只有两种可能：或是他故意在整人，或是我的水平太差了。可如果说是因为崔教授的刁难，他与我前世无仇，今世无怨，为什么要这样？所以，最大的可能还是第二种情况，一定是我达不到博士所要求的学术能力。 要承认自己的无能，那是痛苦的。
可事实即使残酷，我也不能不面对——那我该怎么办呢？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自信心正在被逐步摧毁，那才是最可怕的。 国际商学专业还新来了个教授，泊萨博士，是教国际金融的。他起初对我挺友善，可后来的态度也越来越恶劣，甚至是刁难。我修他的国际金融课，期中考试的结果出来后，他把考卷都发还给学生，我的成绩是A。但期末考后，我的最终成绩却是C。我觉得我那一次的考试也还不错，就去找他查询考卷。他说考卷是他的财产，不能还给我。 我忍气吞声，但心里却明白：他期中考的试卷都发还了学生，为什么期末考卷就不能呢？他这是有意整我，可我又没有得罪过他呀？唯一的解释是崔教授的影响。因为泊萨也是刚来，他要与更资深的崔教授搞好关系。 学校规定在校研究生的平均分数不能低于3。0（即B的成绩）。如果不是因为我其他课程的分数还较好，学业都可能要被中止。
同归于尽是下策
1991年11月1日，美国依阿华大学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大血案：中国留学生卢刚，来自北京，年仅二十八岁，刚刚拿到博士学位，却走上了绝路——完成了他蓄谋已久的谋杀行动，而这一切又发生的那么突然。 在一次例行的系务会议上，会议刚开始，光天化日之下，卢刚站起身，拔出手枪，当场击毙了导师戈尔咨教授，系主任尼柯森教授，史密斯教授，还有他的中国同学山林华博士。紧接着，他又急匆匆地赶到校长办公室，在那里开枪打死了副校长克莱莉博士。连在场的兼职秘书，二十三岁的女学生茜尔森也没幸免，一颗子弹穿过了她的前胸。这女孩子最后活了下来，但自颈部以下终身瘫痪。卢刚在完成他的行动后，饮弹自尽了。
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冷血谋杀案。卢刚为此行动而暗下购买了手枪，且去俱乐部参加射击训练。他在遗书中清晰地阐述了他的人生理念，也冷静地说明了他走上这条绝路的原因。他觉得自己长时期地受到了导师的不公正待遇，他认为系主任在博士奖的评选过程中犯有程序错误，他为此多次地向学校上级领导投诉，却没有得到重视。最后，他就以他的方式来寻求正义、替天行道，即使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他的遗书以“宣言”为标题，以“卢刚博士”的署名结尾，在行动之前又先把遗书寄往媒体，显然是想让他的观点产生最大的社会影响。可在血案发生后，当局截获了他的信件，直到一个多月后才公开了其中的部分内容，而那些被保留的部分，说是因为过分尖刻或具体地涉及到某些当事人。
血案发生后，官方也逐步地公布了调查结果，所有的消息都是不利于卢刚的。但是，这一调查是在肇事者已无法为自己辩护，也没有人出头为他伸张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整个过程是在学校当局主导下进行。所以，它的公正性是值得怀疑的。可以想象，在事件爆发后，从当权者的角度来看，最有利、也最简单的处理方式就是把一切过错都推给卢刚，而这一调查材料中的主要证据又只是当权者当事人的口头证词。不管当局如何粉饰，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在卢刚多次地提出申诉后，学校仍然没有开始正常的调查程序，这起码是个失职吧？ 这一事件惊动了美国社会。在中国留学生中的影响更是震撼性的，但他们几乎都是站在舆论一边，众口一致地谴责卢刚。我不知道他们的真实想法，但大家都是局中人，即使没有亲身经历，也应该耳闻目睹过研究生受导师虐待的故事，为什么不能多一份同情心，为什么不能更多些独立的思考呢？ 卢刚是一个弱者，他感到极大委屈，最后才以同归于尽的方式来讨回他的公正。当然，个人性格是一个原因：他一直很顺利，没有经历过失败，心理承受能力较弱，心胸不够开阔，不懂得忍辱负重的道理。
假如当时有人疏导他，点破“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他也许就不会走上这一绝路。 我并不想为卢刚的行为辩护。但我知道在那种导师全权负责制下，学生的基本权利很难得到充分保护。他若受到不公正待遇，除非能提出有力的证据，或指控是与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或性骚扰有关，否则很难引起领导的重视，也很难讨到一个公正。而学生长期受压抑，就容易产生铤而走险的举动。今天，我可以坦率地说，我在博士学习期间，当被崔教授虐待最感痛苦的时候，也曾产生过报复的念头。 我也想过，众多中国留学生之所以公开地站在这个现有体系一边，因为那是最容易做到的。大家都是在这个系统里讨生活，都因它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而且，任何人，若是站在强大制度的对立面，只会感觉到自己的软弱。 另外，卢刚事件也使中国留学生感觉到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可避免地，美国社会对外国留学生，特别对中国籍的留学生，会产生不好的印象。大家都那么地表态，也许只是想要表明卢刚的行为是由他个人品质决定的，与其他人没有关系。保护自己的软肋是人的本能啊！我想到了某中国旅美作家讲过的一个故事。 某一北方人到了广州，听说南方人吃猴子，也想尝个新鲜。朋友说：“你想要吃猴，可要有胆。”北方人当时夸下海口：“绝对没问题！”朋友带他去了一家饭店。老板说：“你要吃猴，那行，但得挑一个你中意的。”当下带他到了后房。只见一只大铁笼，笼中关着许多猴子，它们瞅着食客，眼含泪水，并不停地拱手作揖，似在求饶。北方人见此，恻隐之心乍起，想退出来。朋友手指顶着他的后脊骨：“你的胆哪里去了？”他只得闭着眼睛，随手点了一只猴子。只见那些未被点到的猴子马上抓住被点到的猴，七手八脚地把它推出了笼子。老板就一手提着那只猴，一手拿着菜刀，到后面厨房去宰杀烹调了。 是啊，连动物也有求生的本能，更何况是人。
我们都有一种自我保护的意识。我想，今天我有勇气说出自己读博士的经历，是因为我的侥幸：我博士论文的课题曾被崔教授完全否定，最后却获得国际商学会的最佳博士论文奖，那是我们学术领域的最高荣誉（见下文）。这也就是对否定之否定。若非如此，或许我也不愿袒露出这些屈辱经历，或许我也只会小心地把心口的创伤掩饰起来。
竭力而得之才更有价值（1）
我的博士求学是个炼狱般的经历，使我真切地体会到徐宁所承受过的精神痛苦和心理压力。我觉得她是一个勇敢、坚强的女性，我敬佩她。
但是，当她正式地提出投诉，也就激化了矛盾，迫使上级作出二择一的决定。我抗争是多次地向系主任反映崔教授的不公正。由于有徐宁的先例，也由于我及时地反映情况，他相信我，也想帮助我。但是，行政无法干涉学术，他又告诉我。 我在完成所有课程后，就要准备博士综合考试了，这是对整个学习的全面考核，也是学习中重要的一关，必须通过此考试才能够进入博士论文阶段——成立博士论文委员会，就论文题目建议书作答辩，最后才是论文答辩。
博士综合考试有两次尝试机会，如果无法通过，就要退出博士项目。博士生走到这一步，一般都是会过的。可我的情况有些特殊，崔教授已扬言我不适合读博士。我为了这一考试，向他请教，他拿出一个长长的书单，冷淡地说：这是我要你掌握的内容，你读不读，那是你的事了。泊萨博士也表现出相当的敌意。所以，我的压力很大。 系主任又主动担任了综合考试委员会的主席——他的专业不是国际商学，但却主持了我的博士资格考试和综合考试。我想他是为了保护我。
考试前的复习是极其艰辛的。因为学习的紧张，我整夜地失眠，无法入睡。我开始掉头发了，每次淋浴后都在浴缸里发现很多头发，睡觉起来枕头上也是散乱的头发。我猜是由于用脑过度引起的，但已无暇顾及这些了——幸好这种现象在我通过考试后就停止了，否则我今天就是秃头一个。 最后，终于到了预定的考试日期。博士综合考试包括两部分：首先是闭卷考，在考场里举行，五个小时内要交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