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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能够坚持
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为例。1935年，红军走过了千山万水，长征到达陕北，部队的人数从出发时的三十万下降到了不足三万。而且陕北是中国最贫穷落后的地方，远离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共产党已经被边缘化了。可不久就发生了“西安事件”，又爆发了抗日战争，接着就开始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共产党得到一次生存发展的机遇，最后打败国民党，夺取了全国的政权。回顾历史，人们觉得那是侥幸，是奇迹，也许是天数，毛泽东是“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 可是，想一想吧，在这之前，共产党经历了多少次失败，多少人流血牺牲，却仍然不屈不挠，没有放弃，最后才遇上这历史转折之机。共产党若在此以前已经放弃了，那就没有这个机遇。这大概不会改变世界的大局，日本还是会被打败，二次世界大战还是会以战胜法西斯结束，但就没有中国的改朝换代，就没有共产党的历史地位了。
可还有人会问：假如没有西安事变，假如没有国共的抗日合作，共产党又会是什么命运呢？
——我说，历史没有假如。但是，只要有共产党那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只要有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即使没有这个历史机遇，共产党在不折不挠的尝试中，还会撞到另外一种机遇，似乎又是历史的偶然，奇迹还是会发生，最后共产党还是会取得胜利。 人生也是一样。我的大学梦一次次地破碎，却没有放弃，最后终于等到大学高考制度的恢复，我进了大学。下面还会提到，我读博士时，一次次地经受挫折，最终因为崔教授没有拿到终身教授而离去，我才完成了学业。后来，我开发中美MBA项目，以及其他一些人生经历，也都是在不利情况下，全力以赴，努力到最后关头，就碰到一些偶然的遭遇，结果实现了目标。 当然，这些转机都来自外部环境的变动。
所以，有人反驳我，说我能上大学，能读完博士，都是得益于一些偶发事件，它们的发生带有偶然性，所以不具有普遍意义。 这种说法似乎有道理。但再想一下，我以“一意孤行”的精神，去从事那失败可能很大的尝试，去追求那“好高骛远”的目标，实际上也是去撞那偶发的侥幸。假如没有那已经发生的事件，在那一次次的努力中，我也还可能会碰到其他机会，也还可能实现我的目标。
人生就是这样，只要不放弃，不折不挠，在那“山穷水尽疑无路”时，一定会遇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际遇。 我把这种奋斗方式称之为“普通人的实现法则”，因为你若出身豪门，或运气极佳，或出类拔萃，就不必如此去追求，也可以创造“奇迹”。但你若是普通人，又要“好高骛远”，就只能这么地去做，去追求实现。
5。在崎岖小路上攀登
在崎岖小路上攀登
博士学习的第一关是资格考试，只有通过这个考试，才正式成为博士候选人。博士资格考试通常在第二学期完成，主要是对学生的知识结构作一总体评估，以决定其是否具有完成博士学业的能力。考试通过后，将进一步确定学习方向。考生在考前的心理压力比较大，因为资格考试是口试，考官可以问任何问题，而且此项考试只有一次机会，如不能通过就要退出项目。 由于我们专业三位教授的突然离开，我的博士资格考试一直延迟到了第二学年才举行。考试委员会由系主任巴考斯基教授主持，其他成员包括崔、克拉里、珂勒、科兰多夫几位教授。 考试定在3月15日上午10点。这是秘书安排的，她选了一个大家都没有课的空档时间，再以系主任名义给相关人员发了备忘录，通知了考试的安排。 在众考官中，崔教授最难以预测。我先去见他，他刚收到会议通知，脸色很不好。他动怒了，因为没有事先征得他同意，因为他是教授，不是大兵，不是来听人发号施令的。即使有所安排，也要先商量。他即刻给巴考斯基主任回了以下的备忘录。
巴考斯基主任： 你所定的刘先生的博士资格考试时间对我不合适，因为这正是我坐办公室的时间。希望你再重新确定时间，并一定要在事前问过我。
崔
如此小事，他却反应如此强烈，有些过分了。那一刻，我怕他会推行连坐制度，殃及无辜，对我的考试不利，急着去找了系主任汇报。结果还是巴考斯基教授去崔的办公室，向他当面表示歉意，才算没事。博士资格考试还是按期举行，一切都顺利，因为我已准备很充分了。通过了考试后，我就是正式的博士候选人了。 韩国同学李始勋的博士资格考试就更多了一些意外。他的第二专业是金融，所以在考官席上还坐着个金融教授。在考试时，金融教授问道：“公司的目标是什么？”这是现代财务学最基础的问题，看得出来他并不想为难学生。 “股东财富最大化，更具体地说，就是公司股票价格最大化。”始勋自信地回答。这是标准答案，教授赞许地点了下头。 崔教授却不以为然，插嘴说：“公司目标怎可能只是股票价格最大化呢？那是财务学的观点，太简单化了，是建立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假设之上。” 他的评论是冲着始勋来的，却把那财务教授给惹恼了：“为什么不实际？现代财务学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是以数据说话的实证科学。”接着，他列举了一系列已发表的研究专著来支持其观点。 崔教授的脸，因激动而微微发红：“一个公司的经营包括研发、采购、生产、营销等整个过程，它们的目标怎能笼统地概括为股票价格最大化呢？”他争辩说。
那个金融教授也毫不相让，以财务学严谨的逻辑进行反击。这两位不同专业的教授就针尖对麦芒地干了起来…… 始勋擦了下冷汗，稍稍松口气，观起战来。渐渐地，那个财务教授开始占上风了，他以雄辩把崔教授的势头压了下去。那倒也不见得是他真理在手，他是正宗美国人，在英语口头表达能力上占了优势。 最后，巴考斯基教授不得不介入了：“我建议两位教授可以在会后进一步探讨，但是这里，我们还是要让博士考生多一些机会表达意见。”这才结束了这场口水战。 有了那场激烈的辩论，考试也就草草地收场了。始勋后来笑着告诉我，他不仅是幸灾乐祸，而且感到幸运。因为他的太太那几天刚生了小孩，他忙得不可开交。所以站在考场里，心里发虚。可由于那场冲突，他蒙混过关了。 ——这场争端由崔教授挑起，也是他的错。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理论和假设，有其不同的着重点和局限性。所以，跨专业的学术讨论是很难进行的。当财务教授提出了财务专业的问题，始勋就要从那学科的角度来回答。可是，崔教授却从他领域的角度来评价另一个领域的研究，这是不妥的，也显示了他的固执和片面性。
逆水行舟却无济于事
前面提到，我修崔教授第一门课时，徐宁在投诉他，他有压力，为要拉拢我，对我也就没有太为难，那门课给了我B的成绩。
这低于我的目标，但能从他那里得到这个成绩，我就够满意了。 在徐宁离开后，她投诉案的调查也就中止了。天下似乎是太平了，崔教授逐渐地也就暴露出他的本来面目。我修完了基础课程后，开始上他的专业课。在接触过程中，他对我态度越来越恶劣。过去徐宁对他的许多指控，那时听起来难以置信，却身临其境地发生在我身上了。 我上他一门国际管理课，那是MBA硕士课程。他说我是博士生，除了要与全班一起参加考试外，还要再写一篇学期报告。这也是合理的。可美国教授一般对学生的学期报告的内容只有一个大致的要求，让学生自己去发挥。但崔教授却规定要先有一个课题大纲（Topic Proposal），而且要在大纲得到批准后才能正式写这个报告。
为了早日得到他的批准，我积极地去图书馆查资料，阅读有关文章，忙碌了两个星期。最后，我终于完成了课题大纲。在一次下课后，我就把大纲交给了他。他仅是瞄了一下标题，就把它朝我一扔，就否定了。他要我回去修改，并就此发表了一番议论。我按他的意思改完后，再交给了他。他看了第一个句子又是驳回了，这次他全盘否定了这个题目，也否定了他前次发表的意见，他要我重新选择报告题目。 我又去图书馆寻找资料，重新定题目，第三次我将一个新的课题大纲交上去，他当场看了一下，又是不满意，当时就打回来了。就为那个报告题目，我与他来来去去，整整花了半个学期的时间，仍得不到他的批准。每次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阅读、思考和写作，交给他后，他就是草草看一下，评论一番，就退回来，要我重做。 后来我明白了，我这么一次次地把课题大纲交给他，再聆听他的口头教诲，是不会有结果的。应该以书面交流。我又完成了大纲，直接放入他的办公室信箱。那样，他先要阅读完书面报告，才能发表高见，而且是书面的。那样，我起码也有了证据，证明我在不断努力，而且他也不能口说无凭地任意评论。 他果然又把我的课题大纲驳回了，上面一堆批评语，还是不批准。就这样地，我前后给他交上去了四个大纲，每一个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结果都被他否定了。退回的材料上甚至留下这样的书面评语：“你可有两种选择：或是按我的要求完成报告，或是按你的想法随便写个报告。一切在于你了。”
不满之意跃然纸上。 已近学期末了，我竭尽全力，却连报告的题目都无法得到通过，实在急得没有办法。最后，我还是以一个被他否决的大纲为基础，完成了学期报告。我没敢当面交给他，而是留在了他的办公室信箱。 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