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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能手？”我慢慢地说，“这个词我不喜欢。”
“我也不喜欢，”卡夫卡坦率地、而且在我看来又是轻松地说，“我反对任何一种熟巧。能手由于有骗子的熟练技巧而超越于事情之上。但是，一个作家能超脱事物吗？不能！他被他所经历、所描写的世界紧紧抓住，就像上帝被他所创造的造物紧紧抓住一样。为了摆脱它，他把它从身上分离出来。这不是熟巧行为，这是一次诞生，一次生命的繁殖，与其他任何一种诞生一样。您听说过，妇女是降生孩子的能手吗？”
“没有，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诞生和熟巧两字合不到一起。”
“当然合不到一起，”卡夫卡博士点点头，“没有熟练的分娩，只有困难的分娩或顺利的分娩，无论哪种情况，分娩都是痛苦的。熟巧是给骗子保留的。没有艺术家的地方，这些骗子就出来活动。这一点您从阿波里耐的诗里也可看出来。他把他的种种空间经历凝聚成一个超人的时间幻觉。阿波里耐在我们面前展示的是一部文字电影，它是使读者产生轻松愉快的图像的骗子。作家是不会这样做的，只有耍花招的人，只有逗乐的人才这样做。作家总是力图把他的幻觉纳入读者的日常生活经验之中。为此，他采用看似平淡、而读者非常熟悉的语言。比如这里，您就能看到。”
卡夫卡博士说着，就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一本灰绿色纸板封面小书，放到我面前。“这是克莱斯特的小说，”他说，“这是真正的创作。语言非常清楚。您在这里找不到矫饰的语言，看不到装腔作势。克莱斯特不是骗子，不是逗趣者。他的一生是在人和命运之间幻影似的紧张关系的压力下度过的，他用明确无误的、大家普遍理解的语言照亮并记述了这种紧张关系。他要让他的幻景变成大家都能获得的经验财富。他为此而努力，却不要言语游戏，不作评论，不施用诱惑。在克莱斯特身上，谦虚、理解和耐心变成任何一次分娩的成功所需要的力量。因此，我反复阅读克莱斯特的作品。艺术不是瞬即消逝的惊愕，而是长期起作用的典范。这一点，您从克莱斯特的小说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这里是现代德语语言艺术的根。”
第四部分：谈话录我事后烧掉了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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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达达主义达达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现代文艺流派。达达运动的宗旨在于反对一切有意义的事物，反对一切传统，反对一切常规。“达达”两字作为文艺运动的旗号，本身并无任何意义。领袖 里夏德·希尔森贝克在布拉格作了一个报告。我写了一份报告。我把手搞带给卡夫卡。
卡夫卡看了报告后说：“您的报告不该叫达达，而应叫度度。文章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人的巨大渴念。从根本上说，这是渴望生长，渴望自己的小我的扩展，渴望群体。人们从伤感的小我的孤独中逃到天真的愚蠢行为的喧闹中。这是自愿的，因而是有趣的癫狂。但这是疯癫。——倘若人们失去自身，他还能找到他人吗？他人——这就是极其深刻的世界——只是悄悄地吐露心曲。而他们安静下来的惟一目的则是举起食指，指责人害说‘你，你德文的“你，你”发音为“度，度”。！’”
我事后烧掉了手稿。
50。“什么是信仰？”
“有信仰的人无法给信仰下定义，没有信仰的人下的定义则笼罩着被嫌弃的影子。因此，信徒不能说，非信徒不应该说。先知一向只说信仰的支撑点，从来不说信仰本身。”
“这些支撑点说明了信仰，信仰则闭口不谈自己。”
“情形就是这样。”
“那基督呢？”
卡夫卡垂下头：“这是一条明亮的深渊。人们必须闭上眼睛，免得掉下去。马克斯·勃罗德在写一本名为《异教、基督教、犹太教》勃罗德所著《异教、基督教、犹太教》一书1922年由慕尼黑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出版。的巨著。通过与这本书的对话，我也许会搞明白一点我自身。”
“您对这本书抱这么大的期望？”
“不只是对这本书寄予期望，而首先寄希望于每一片刻。我尽力使自己成为接受恩惠的真正候补人。我等待，我观看。恩惠也许来，也许不来。也许，这种既平静又不平静的期待就是恩惠的使者，甚或恩惠本身。我不知道。然而这并不使我感到不安。在这期间，我已经和我的无知交了朋友。”我们在谈话中讨论了各不同教派的优点和缺陷。我力图从卡夫卡嘴里听到他本人的解释。但是我没有成功。
弗兰茨·卡夫卡说：“上帝只能让每个人自己去理解。每个人都有他的生活和他的上帝，都有他自己的辩护人和法官。神父和礼拜只是心灵的已经倦怠的体验和拐杖。”
51。有一次，卡夫卡在我的皮包里看见一本侦探小说。他说：“您读这些东西不必害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其实也是一部侦探小说。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呢？那也是一出侦探戏。中心情节是一个秘密逐渐被揭开。但是，还有比真理更大的秘密吗？文学创作向来都只是对真理的一次探索。”
52。“这我知道，”卡夫卡博士说，“惠特曼诗歌的形式在世界上得到了很大的反响。其实，惠特曼的意义在虽的地方。他把对自然和与之明显对立的文明的观察融合成唯一的、令人陶醉的生活感受，因为他经常看到眼前的一切现象都是短暂的。他说：‘生活是死亡留下的一点点残羹剩饭。’因此他把他的整颗心献给每一片草叶。所以他很早就令我神往。我钦佩他在艺术和生活两者之间的和谐一致。在美国爆发南北战争、我们今天的机器世界的巨大力量因而被真正调动起来时，瓦尔特·惠特曼当了病人的护理员。他做的事，我们今天实际上每个人都应该做。他帮助弱者、病人、失败者。他确实是个基督徒，因而是——尤其是与我们犹太人非常亲近的——人性的重要标准和尺度。”
“你非常了解他的作品？”
“我对他的作品的了解比不上对他的生活的了解。因为生活就是他的主要作品。他写的东西，他的诗和文章，只是一个坚定地生活和劳作的信仰的火把留下的闪着火星的灰灶。”
53。有一次我到卡夫卡博士的办公室里，看见他皱着眉头站在办公桌旁。他向我诉说：“我是个完全无能的职员。我不能干净利落地处理一件公文。一切都在我这里耽搁住了。”
“我一点也没有看到嘛，”我说，“您的办公桌清理得干干净净的。”
“桌子倒是干净的，”卡夫卡博士回答，在桌旁坐下，”每件公文我都尽快处理，尽快往下传。然而对我来说，事情并没有了结。我在思想上继续跟着公文，从一个处到另一个处，从一张办公桌到另一张办公桌，沿着一条手的链条，直至收件人。我的幻想一次又一次地冲破我办公室的四堵白墙。然而我的视野不是更宽广，反而缩小了。我也跟着缩小了。”他露出一丝苦笑，“我是一块破烂，甚至连破烂都不是。我不是滚到轮下，而是滚到一只小小的齿轮下，在这劳工工伤保险公司的粘粘糊糊的职员蜂房里，我是个微不足道的人。”
我打断他的话：“就像我父亲所说的，一句话，职员生活是狗过的生活。”
“不错，”卡夫卡博士点点头，“可是我不向人乱吠乱叫，我也不咬人。您知道，我是个素食者。素食者靠自己的肉为生。”
我们两人都大笑起来，几乎没有听见外面的敲门声。一个职员走了进来。
54。卡夫卡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事情就是这样。人无法通观自己。他处在黑暗中。”
“是这样，”我父亲叹了口气，“这一点在伤寒病隔离房看得非常清楚。谢天谢地，这种可怕的事已经过去了。”
“它还没有过去，”卡夫卡博士一边轻轻地说，一边走向办公桌，在那里站住，低下头，“恐怖在积聚力量，以便东山再起。”
“您估计还会有新的战争？”我父亲瞪大了眼睛问。
卡夫卡博士不语。
“这不可能！”我父亲激动地举起手，大声喊道，“不可能再发生世界大战。”
“为什么不可能？”卡夫卡博士轻声说道，两眼直视我父亲的眼睛，“您表达的只是一种愿望。难道您能坚定地说，这场战争是最后一场战争？”
我父亲不说话。我看见他的眼睑在颤动。
卡夫卡博士坐下，在桌面上交叉起瘦骨嶙峋的手指，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 不，我不能这样说，”我父亲终于说，“您说得对，这只是愿望。”
“当人们陷在没到脖子的烂泥坑里时，有这种愿望是很清楚的事，”卡夫卡博士说，却并没有看着我的父亲，“我们生活在人口通货膨胀的时代。人们靠消灭比士兵和大炮便宜的平民百姓而赚钱。”
我父亲说：“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相信会爆发一场新的战争。大多数人都反对。”
“这不起作用，”卡夫卡博士沮丧地说，“多数人不作决定。他们总是做人家命令他们做的事情。起决定作用的是逆流而上的某个个人。不过，现在这样的个人也没有了。他由于追求舒适而消灭了自己。衬衣比上衣离一个人更近。这样，我们将在自己的污垢中毁灭。如果我们不马上扔掉道德脏衣，我们每个人都将可怜地死去。”
“您把什么叫作罪孽？”
“逃避自己的使命是罪孽。误解、不耐烦、懒散是罪孽。作家的任务是把孤立的非永生的东西导入无限的生活，把偶然导入规律。他要完成的是预言性任务。”
第四部分：谈话录我内心的声音
55。我和女友海伦妮·斯拉维切克从赫鲁梅茨来到布拉格。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