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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后我有幸见到了《武汉近代金融史料》（未刊）的残稿，据说那是“文革”前夕编撰的，还没有来得及付印就被红色风暴席卷散失殆尽了。其中有一篇《汉口南北银楼兴衰记》的回忆录，弥足珍贵，只可惜残损太厉害，很多关键的地方都缺失了，有些记载也不甚详尽。我对它产生了浓厚的穷根究底的兴趣。当事人早已作古，我只能依靠手头的资料和图书馆、档案里一百年前那些尘封发黄的“新闻纸”，寻找当年的蛛丝马迹。我向历史的深处走去。探究祖先们的秘史让人兴味盎然。当然，细节与情节的合理想象和逻辑推理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我相信那应该就是事情的本来真相。
■徽晋联手
我最早感兴趣的问题是“晋大恒”和“鑫源号”的合股。中国传统商人历来地域观念浓，帮会门户之见深，心理封闭、戒备。徽商和晋商，一南一北，地域文化迥异，他们究竟是怎样逾越这道鸿沟走到一起的呢？
回忆录说：“……自汉口开埠以来，洋商资本大量涌入，银行林立，华商惨淡经营，倒闭接踵，时势维艰，迨光绪三十年秋，英租界中惟剩下‘晋大恒’和‘鑫源号’，两家比邻而居，勉力支撑，遂有合股抗衡之意。……”我查了下手头的资料，汉口开埠早年间，只有英国的汇丰和麦加利两家银行在汉设立办事处，但是到了光绪中后期，德、法、俄、意、美、日、比等外资银行蜂拥而入，短短的二十年间，武汉三镇的钱庄、票号倒闭十家，已去之七八。迫于时势看来是合股的主要原因。我后来又发现当年英文版的《字林西报》上刊载一条消息，报道汇丰银行汉口分行大厦在汉口英租界奠基，时间也恰好是在光绪三十年（公元１９０４年）的秋天。那么，这件事情会不会就是一个契机呢？
或许还会有别的什么。比如，冥冥之中的某种心理暗示。
那时候，打桩机正惊天动地地响着。丁芷兰端着紫砂壶，撩起半边长衫，站在马路上远远地观望着。据说汇丰大楼有十六层，好家伙， 这得有多高呀？他仰起脸来，眼光停在洞庭街麦加利银行汉口分行那幢十二层大楼的尖形塔顶上，想象着往上加了四层。他的视线又往南去，江边是高耸的江汉关钟楼。眼光这么逡巡了一周，丁芷兰立即明白了一个严峻的现实：“汉口英租界里的这三座高层建筑，即将就要形成三足鼎立的包围之势，把他的“鑫源号”和隔壁的“晋大恒”挤进夹缝里。回头望去，“鑫源号”和“晋大恒”此刻仿佛就是两个丑陋的侏儒，匍匐在虎视眈眈的巨人脚下，时刻等着厄运的降临。
“东家，开眼了！开眼了！”这时候“鑫源号”经理朱若年兴冲冲地奔过来，附在丁芷兰的耳边，大声地说。
“什么——开眼了？”丁芷兰愣着，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砚！歙砚！就是东翁您的那方龙尾大歙砚！”朱若年有些激动。
丁芷兰突然明白了过来，撩起长衫就往店里奔。穿过楼下的店堂，踏上“噔噔”作响的木板楼梯，冲进楼上自己的办公室，他突然地刹住了脚步。
他蹑手蹑脚地走上前去，生怕惊扰了它。午后的阳光从窗外斜照进来，那张宽阔的中式红木写字台上，龙尾大歙砚盛在一只紫檀雕花的硬木盒里，浅绿色的“猫眼”，果然微微地睁开了一道缝。
丁芷兰把一盏清水从歙砚的“水帘洞”中小心翼翼地灌进去。阳光下，那只睁开的“猫眼”周围，“福山寿海”中，一会儿就悄然蒸腾起一股似云似雾的氤氲之气，屋子里顿时弥漫着一股幽幽的香味。
“东翁，这回不晓得是什么吉兆？”朱若年忍不住问。
丁芷兰示意他下去，自己悄然坐在案前的太师椅上，陶醉在满屋的馨香中。
丁芷兰年轻的时候并不经营钱庄，他做古董生意，在徽州开店收购古玩。这只龙尾大歙砚原是徽州一破落大户的祖传，被丁芷兰看上了，无奈几次登门对方都不肯出手。有一天丁芷兰又上了门，刚刚坐下，就见满屋子的老鼠狂奔不止。丁芷兰心里有了底，说，我也不再来了，成不成就在今天吧。他把价钱压得比原来还要低。破落户子弟最终还是将龙尾大歙砚出手。原来这破落户子弟吸大烟，满屋子的老鼠都染上了毒瘾。一见老鼠狂奔，丁芷兰明白他熬不住了。
这只龙尾大歙砚在丁芷兰手里总共只开过两回眼，当然那都是他到汉口开钱庄以后的事。一次是他四十岁那年中年得子；还有一次是他和汉口怡和洋行的宋买办合伙做一笔出口生意，他拿不定主意该不该做，结果歙砚“开眼”了，他做了，大发了一笔洋财。那么这次又是什么意思呢？眼下丁芷兰就正有一件大事拿不定主意。
半月前，当打桩机的轰鸣声第一次响起来的时候，汉口钱业公会孙会长突然登门拜访，走进了“鑫源号”。
“源翁，听见了么？”孙会长一落座，手指着窗外便问。丁芷兰字南源。
丁芷兰点点头，“汇丰在盖大楼了。”
“德租界那边，德华银行也在盖大楼。”孙会长说，斜睨了一眼，叹息道：“华商的钱庄、票号，如今英租界里就只剩下你和‘晋大恒’两家了。”
丁芷兰品咂着这话里的味道。
“六国之灭，祸在没有联合抗秦。华商都是独家经营，资本小，风险大，单枪匹马，势单力孤，所以敝人审时度势，以为惟有合股尚可绝处逢生，求一息之生存。源翁以为然否？”
孙会长的话刚好说中了丁芷兰这些天来的心事。但孙会长的出面马上让他看出了破绽：很显然这是隔壁“晋大恒”的意思，通过孙会长出面来向他试探。
“孙会长危言耸听了吧？”丁芷兰言不由衷地笑着，送孙会长出门的时候还说：“告诉您吧，‘鑫源号’还没到那时候，也到不了那时候！”
这话说得连丁芷兰自己都觉得没有底气。实际上他早就有过合股的想法了。“鑫源号”和“晋大恒”都是前店后宅，在汉口英租界这条最繁华的商业街上，两家搭山共界，只要拆掉前面的隔墙就能合而为一。合股后毫无疑问资本倍增，实力雄厚；更重要的是从此两家不再是冤家对头，不再相互拆台了。“晋大恒”也有同样的意向，实可见识时务者为俊杰，英雄所见略同。但丁芷兰一直犹豫着，种种疑虑让他下不了决心。他有时候觉得那确实是一条阳关大道，有时又觉得那是万丈深渊。偏偏在这时候龙尾歙砚“开眼”了。
“猫眼”已经缓缓地闭上，屋里的香气也倏然消失，一切恢复如常。丁芷兰倏地从太师椅上站了起来，他在那一刻拿定了主意。
但丁芷兰却不露声色，迟迟按兵不动。他在等什么？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那是个闷热的“秋老虎”肆虐的午后，丁芷兰又端着紫砂壶站在门前的马路边，望着那边的工地。这几乎成了他最近每日必不可少的功课。他似乎比别人更关心那幢即将拔地而起的汇丰大楼。
这时候有一辆洋车拉了过来，在他面前停住，从车上走下来一位明眸皓齿的少女。这是乔家的小姐乔冰兰，“晋大恒”东家乔守义的独生女，在教会女校上学，平时寄宿，礼拜天做完礼拜回家。
少女下了车，袅袅婷婷地往“晋大恒”去了。
丁芷兰望着乔家小姐的背影。那个念头就是在这时候突然蹦出来的：“联姻合股？对呀！”丁芷兰茅塞顿开，多日来的等待似乎就在这一瞬间明确了。
联姻历来是最传统最古老的结盟方式。
乔家有女，丁家有男。孙会长自然又当了一回红娘，穿针引线，鼓舌如簧。乔守义是鳏夫，中年丧妻后便没有再续，一直就守着这么一个掌上明珠般的女儿。乔守义自然明白这其中的用意，提出一定要先见丁家公子一面后再作定夺。丁芷兰也不迟疑，当即派出店里的一名伙计，星夜搭乘太古公司的火轮赶回徽州，接在家闭门苦读的少爷来汉。数日后丁少爷丁伯奇已经站在了乔守义的面前。这丁伯奇未及弱冠，眉目清秀，举止斯文，聪慧过人，是个满腹经纶的儒雅书生。乔守义大喜过望，一口应允了亲事。
■汉口南北大银楼
合股说起来容易，一旦牵涉到具体问题时，恐怕就并非那么简单了。我所能想象得到的，比如合股章程的制订，两位东家的分工，任命新的店堂经理，裁汰富余伙计，制订新的店规，等等。我想各存私心那是肯定的，两个人都是精明之人，都非等闲之辈。但有的问题也不完全是私心作祟。比如店规，徽商有徽商的店规，晋商有晋商的店规，都是几百年下来一成不变的规矩，到底谁听谁的？回忆录中的记载很简略，只是说“协商、谈判常常各执己见，陷入僵局”，“从大局计，终得共识。”
回忆录中还有一句话很让人玩味：“……汉口南北大银楼的号匾为湖广总督张之洞所题。”
合股后肯定需要一个新的字号，这是招牌，也是门脸。乔守义舍不得扔掉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提出从“晋大恒”和“鑫源号”中各取一字，或曰“晋鑫”，或曰“恒鑫”。丁芷兰心中不悦，一则凭什么总是“晋”在前“鑫”在后？二则他也觉得老气，不够新派。合股了就应该有新名目，新气派。最后由钱业公会出面，召集武汉三镇的同仁们为此专门聚会，最终定下了“汉口南北大银楼”的新字号。“南北”暗含着徽晋联合，推而广之，也有广纳天下财源的意思，丁、乔两家也避免了门户之争；“银楼”既有别于洋人的“银行”，也区别于从前的“钱庄”、“票号”，脱胎换骨，万象更新，有气势，新潮。
字号定下来了，字该谁写？“汉口南北大银楼”的号匾按例由钱业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