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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伟大的天才也会死亡。有些生活中的真实，即使是做梦也想象不出来，更何况王安忆还要机械化生产。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闭门造车无异于坐井观天。再加上王安忆生活经历尚浅，知识结构尚窄，阅读范围单调而不求甚解，怎么能写出大悲悯、大视野、大感悟、大苦难的大气之作呢？
二 对文风和观念进行彻底的革命
川籍学者毛喻原先生在《论汉语的险境和诡谬》一文中认为：“语词是一种精神，不仅仅是一种能够规定意识边界的精神，更是一种能够突破这种边界，让意识向更多的维度拓展的精神……汉语从没有顾及、垂怜过汉人生活世界的存在真情。国人的罪孽，在汉语中找不到表述。在沉重的现实生活面前，汉语所表现出的那种莫名其妙的冷漠、麻木、潇洒、逍遥和轻逸确实让人吃惊……”毛先生甚至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产生不了诸如《圣经》那样的名著，和汉语本身的缺限以及几千年的专制话语体系有很大关系。可想可知，王安忆们冰冷麻木的话语方式对汉语的损害和中国文学的误导是严重的，我们每个人既是受害者，也是刽子手。话语似有偏颇，却道出了中国文学的真相。
其实，方法代替不了内容，手段也不代表精神。就仿佛毛笔，虽然是传统的一种书写工具，但如果书写的是苦难、怜悯、慈悲、批判方面的内容，那就不失其价值，无论是行书、楷体或是隶书，那确实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电脑是最先进的书写工具，照样可以传播封建迷信和下流消息。重要的是思想和精神，没有思想就不能深刻地观照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没有精神，文学就会永远停留在黑暗的深渊。思想观念的革命，是文学革命的根本。
我们不妨通过王安忆和画家陈丹青的一段对话来戳破其陈腐的思想：
陈：比方写性，那个时候也写性，我们那会儿的那种性，压抑的原因有很多，政治的、社会的，非常扭曲的那种，现在的压抑，可能背后压他的那个东西比我们的简单多了。另外，我们那个时代一大块一大块东西存在我们心里面，然后我们要把这个东西端出来，在端的时候就能看到感受到很丰富的东西，噢，原来憋在里头这么多东西。可是时代并不总是那么深刻、那么有意思，或者那么适合艺术家去把它表达出来。我们那个大时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特别适合做艺术的人去表达它。
王：今天这个时代好像东西太多。
陈：东西太多，很复杂，也很肤浅。
王：声音也太多。
陈：五光十色。
王：我觉得现在人的思想还不如我们那时候自由呢，我们那时候空间大，因为什么都被取消了，所以空间大。现在这个世界充满了声音，自己都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王安忆的观点是典型的鲁迅先生所谓的“暂时做稳了奴隶”的心态。文革时代，什么都被取消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空间大了，没有声音了，怎么能说更自由了呢？想想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顾准、梁漱溟、胡风等人的命运，便会明白什么叫自由，什么叫没有自由。“世界充满了声音”，是现代社会的常态，是多元化的象征，各种声音鱼龙混杂，要想取得话语权力，自然要费九牛二虎之力。请教王安忆君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你是一个爱看电视的人，那么究竟是黑白电视时代只有三五个电视颇道好呢，还是现在有上百个频道好呢？如果有一天你可以直接收到海内外的无数频道，您会不会看呢？正如别林斯基早在几十年前对那些故事编纂家讽刺的一样：“请看，今天是怎么写作的！你看自由思想已经泛滥到什么程度！难道从前是这样写作的吗？稳重、流畅的文体，描写的都是温柔的或者崇高的事物，读起来心情愉快，不会受到伤害！”“他拿起这本书是为了得到快乐，可是结果却读出了忧郁和烦闷，滚它的蛋！”“我知道，生活中有许多痛苦和阴暗的事，我读小说，就是为了把这些事忘掉！”“亲爱的，好心肠的寻欢作乐的人物，为了你的安逸，小说就得撒谎，让不幸的人忘掉自己的痛苦，让饥饿的人忘记自己的饥饿，让痛苦的呻吟变成音乐传入你的耳朵……”
文学是自觉思想的成果，它由模仿到创造，其艺术境界是永无止境的。如果作家为了艺术而艺术，就相当于从乌鸦身上拔下孔雀的羽毛，那他永远是一个工匠，你向他定做什么，他就给制造什么，从而忽视灵魂、智慧、良心与激情，那他就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家是“人类的渔猎者”，用他们的智慧和心灵去惩恶扬善，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找到归宿，给那些贫穷的、受苦的、堕落的人，以安慰和鼓励，唤醒他们的良知，治好他们肮脏褴褛背后掩盖不住的溃疡糜烂的伤口，用仁慈和悲怜抚爱耻辱和淫荡的灵魂，让铁石心肠的强盗忏悔，给他们的罪恶以宽恕，给他们的德行以褒扬，将他们从黑暗的深渊拯救出来，让他们沐浴在阳光和温暖中。
三 树立和唤醒一个作家的崇高感和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
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将中国的文人分为四种类型：休闲文人、腐朽文人、进步文人和反动文人。反谓“反动”即“正动”的反意词，凡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伦理价值观的作家乃“正动”文人，其文推动历史文化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进程，也即“进步文人”。凡与此相反的，乃“反动文人”。现在中国的大部分文人是“休闲文人”或“帮闲文人”，写些不痛不痒的文章，发些无关紧要的牢骚，主要关注对象是花鸟鱼虫、吃喝拉撒睡或家常里短，可看可不看；目前文坛较活跃的余秋雨、贾平凹、金庸们，沉湎于传统文化的窠臼，或痴迷于秦砖汉瓦，以暴易暴，打打杀杀，面对历史叹息，但回避现实问题，文章中散发着一股股腐味；二月河、柯云路、王朔、梁晓声、张平们呢，二月河反历史美化皇权，柯云路反科学美化迷信，王朔反智识美化愚昧，梁晓声反人性美化兽性，张平则有清官情结，回避真实，粉饰太平。一个伟大的作家，天然地就应该是一个知识分子，若一个作家不承认他是一个知识分子，那他永远就是鲁迅先生说的“帮忙文人”或“帮闲文人”，是人道主义者的天敌。所谓的知识分子，乃社会的良知，专制体制的叛逆，天生的职责就是批判和自我批判。所谓的人文精神，就是知识分子精神，这是现代社会每一个公民应有的品格。文人精神和人文精神大相径庭，知识分子的武器就是良知、知识和智慧，作家——学者——思想家，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三个不同境界。作家以感性和故事为武器，学者以逻辑和理性为武器，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学者都是思想家。
“伟大”的定义也有三层意思：其一，伟大是巨大的意思，他的艺术手法或思想水平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二，伟大是正动的，要推动历史的进步，希特勒之流是巨人，但不是伟人；其三，要求“伟大者”的思想和人品渐趋统一，文如其人是写作的最高境界。写的一套做的是另一套，或人格分裂者，永远与伟大无缘，而且上述三条缺一不可。作为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伟大是我们永恒的精神高地，虽不能及而心向往之。具有了一个“灵魂猎者”的崇高感、庄严感、神圣感，又有了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写作中就会化腐朽为神奇，实现艺术的自我超越。伟大的作家可以是一个伟大的劳动者，但没有一个自称是“工匠”的，只有精神侏儒才这样委琐。永远不能自我升华，就永远是阳光和玫瑰花的敌人。
犹太大诗人里尔克，人称是“阳光和玫瑰花的情人”，曾写过这样一首诗：
最初的玫瑰醒了，
它们的香味有点怕羞
像个轻轻的轻轻的笑；
以平坦双翼如燕飘摇
匆匆掠过了白昼。
每道闪光忸忸怩怩，
没有音响还会迟滞，
夜太新奇，
而美是羞耻。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终于累了，窗外元宵节的焰火升腾起来，我孤零零地一个人喝着凉水啃着馒头。爱情是要付出代价的，怜悯是要付出代价的，宽容是要付出代价的，忏悔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所有这些词，貌似简单，其实每一个词背后都有沧桑的故事。没有灵魂和思想的人永远悟不出这些，没有体验过苦难和孤独的人永远到不了这种境界，无论批评还是赞扬，对他们都只是纸上的概念，他们永远是阳光和玫瑰花的敌人。
呼唤“野性”蒋泥 为莫言挑刺
为莫言挑刺
□蒋 泥
从“诺贝尔文学奖”话题开始
1999年，《北京文学》曾发表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长文，声称国内最有希望得此奖项的作家，一是太原的李锐，一是北京的莫言。
李锐暂不论，说到莫言时，作者认为：
莫言没有匠气，甚至没有文人气（更没有学者气）。他是生命，他是搏动在中国大地上赤裸裸的生命，他的作品全是生命的血气与蒸气。80年代中期，莫言和他的《红高粱》的出现，乃是一次生命的爆炸。本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作家，没有一个像莫言这样强烈地意识到：中国，这人类的一“种”，种姓退化了，生命委顿了，血液凝滞了。这一古老的种族是被层层叠叠积重难返的教条所窒息，正在丧失最后的勇敢与生机，因此，只有性 的觉醒，只有生命原始欲望的爆炸，只有充满自然力的东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燃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