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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上的缺，要是在表面上缺一样东西可以补上。他们缺的是一种吸收能力，是缺少根子上的东西。我挺为他们担心的。”
不知道读者听了王安忆的这些话，引起的是共鸣，还是反感，认为她所说的是有洞察力的肺腑之言，还是自鸣清高的惊世骇俗之论？我想在发表自己的意见之前，先对她的说法作一点辨析。
首先，应该知道，王安忆感觉到的问题，不仅是发生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的特殊问题，而且是时代性、世界性的普遍问题。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征服外界和得到更多物质利益的力量就大大增强。人们越来越忙碌，越来越想抓住过好日子的机会，越来越离开自己的内心生活。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亲戚相聚，朋友见面，如果没有唱卡拉OK的节目，没有用看电视来打发时间，往往会觉得有没话找话的困难。我去年游览了奥地利的维也纳和莫扎特的家乡萨尔茨堡，看见在歌剧院、音乐厅前，有不少身穿华丽古装的人在推销歌剧和音乐会票，但很难卖出去，不论本地人还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行色匆匆，对高雅艺术缺乏兴趣。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人们要去酒吧、渡假村和旅游地，而古罗马哲学家兼皇帝安东尼在《沉思录》中说：“人们常常喜欢去海滨、山麓或人迹罕至的地方修养。然而这只是一种庸俗的想法，因为只要你愿意的话，你本来就有能力退隐到你的心灵中去。一个人心灵中如果思想宁静、心境和谐，便是世界上最幽静的地方。”确实，以教养和风雅为荣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以沉湎于内心生活，追求内心生活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其次，应该看到，文学、艺术活动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多样化，人们的精神追求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得到满足，比如，看画展、听讲演、看电影、上网聊天等等，审美情趣不仅仅表现为阅读小说，我们可以理解作家和文艺刊物编辑因为小说、杂志卖不出去的苦衷，但我们不能同意他们单纯以是否阅读小说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教养和情趣的标准。在封闭和文化禁锢的年代，人们什么也不能干，剩下的只有看小说，要把这单纯地说成是好事，或者主要地是好事，恐怕不合情理。其实，能读到好小说的人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因为读禁书遭罚甚至受难的人也不在少数。
第三，应该了解中国教育、升学制度的特殊性，现在的升学制度被人们叫做“新科举制”，这个制度对个人艺术修养和精神文化追求往往起到抑制作用。中国学生可能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学生处于更残忍的竞争和更无情的升学压力之下，他们不得不把本来应该用来阅读小说和从事各种修身养性的时间用在完成大量的作业、练习，应付一个接一个的考试上面，用在考TOFLE和GRE上面。这不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特有的问题。
尽管可以对王安忆命题作一些限定，但我觉得总的来说她的看法成立。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精神文化状况和欧洲资本主义初期发展阶段有引人注目的相似之处：比如金钱至上的倾向，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泛滥；爱好、情趣的低下，精神面貌、语言的粗鄙化；追逐时髦和流行式样。我近年来在欧洲、美国等一些国家任教、作学术访问或者旅游，我认真地观察、比较过，我认为，我国的年轻人读小说的爱好确实不如欧美青年，他们的课余爱好、职业考虑、上大学的专业选择等等，功利色彩要强得多。我在斯德哥尔摩大学遇到很多中国学生，和他们交谈过，他们的专业选择和今后的职业考虑基本上只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国际”，一个是“贸易”或“经济”。我从来没有碰到过学文学或者哲学的学生。
大约在80多年前，英国哲学家罗素访问中国，他归国后写了一本书，题目叫《中国问题》，他在书中说：“我本想前往中国教学，但日子久了之后发现我可以教他们的一天比一天少，而他们教我的却越来越多……重视智慧或者美、或者重视人生快乐的人，肯定会认为在这些方面中国比喧嚣的西方更富有。我希望我能够期待中国人给我们一些美德、深沉平和的心灵，以回报我们给他们的科学知识。”我觉得，罗素的这番话不免有西方人盲目崇拜所谓“神秘的东方”，因而发出过分谀美之词的嫌疑，但他景仰中国人的审美情趣，还是有相当道理的。但现在呢，中国许多人的追求可以用一篇小说的标题来表达，这就是朱文的“我爱美圆”。
现在，我想就王安忆提出的观点，谈谈我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精神文化问题的看法。我觉得，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揭示种种精神文化方面的低下行为和现象，抨击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和物质享受，哀叹人性的枯萎与丧失，尽管比随波逐流，一味迁就现实、迎合现实要高尚许多，但还是比较简单和容易的。古往今来，在时代动荡、社会变迁时，总有人出来为“人心不古、世道淋漓”敲警钟，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已经证明，现代化具有两面性，它一方面使人在精神文化方面失去一些优雅、细腻、敏感东西，另一方面在实际上解放了人，使多数人挣脱了贫穷、落后、人身依附的羁绊，代表了不可抗拒的进步。因此，社会转型期的种种问题不仅使人不安和忧虑，而且使人看到希望，产生期待。准确地说，现代化和社会转型使人产生困惑，感到两难，使人在作价值判断和取舍时不知偏重哪一端才好。我的观点是，我们看问题不仅要从文学方面看，而且要从社会和历史方面看。
首先，我必须说，我不赞成王安忆的这个说法：文化大革命时虽然物质匮乏，但那时人们内心的东西、精神生活是丰富的。因为非常特殊的原因，她有很多文学作品可读，这甚至成就了她的作家生涯。客观地说，我也有这样的经历，文革十年动荡，我看了大量的小说，还自学了一些自然科学、英语、德语，等等，文革结束恢复正常秩序之后，少数一直没有丢书本的人就容易得到机会，脱颖而出。我甚至知道，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在青年学生中存在一个“地下读书”和“地下写作”活动，以致于形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但是，文化大革命不但造成了生产、物质方面的大破坏，而且是一场对文化本身的革命和破坏。我们知道，文革期间，中国8亿人只能看8个所谓的“样板戏”，一切中外名著，不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一概被说成是“封、资、修”，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这些所谓“坏书”被禁止阅读，读书是很危险的。我自己经历过看古典小说被没收，想买马克思的原著差点被抓的经历。我认为，说现在是物质丰富精神匮乏，以前是物质匮乏精神丰富，是偏颇之言。
另外，我还想深入地分析一下有些文学家坚信不疑的说法：民族的苦难会诞生优秀的作品，国家不幸诗歌幸。王安忆的今昔对比，和以上说法有关系。有人把沙俄时代的残暴专制与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的伟大文学成就作对比，力图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文艺创作起负面作用，似乎匮乏甚至苦难的生活也有某种可取之处，甚至是精神发展、文化繁荣的必要条件。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苦难与文学繁荣昌盛或衰落并没有必然联系。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时代和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物质繁荣和文学、文化的昌盛是同时并进的。文革的匮乏与苦难并没有使中国产生不朽的文学作品。
作为王安忆的同龄人，我有与她相同的自豪。在文革全国武斗期间，在下乡劳动的艰苦日子中，我们精神上的追求不但没有停止，反而非常强烈。我记得，当时为了借阅一本托尔斯泰的小说，可以走三四十里的山路。为了反复阅读一些经典著作，我把《西方名著提要》和《分析的时代》几乎整本抄写下来。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在文革中，在整个改革开放以前，和现在相比，全民族或者年轻的一代人中，文学欣赏水平和文化教养，现在比过去要高得多。说到底，促使王安忆发出感慨的强烈对比是；以前在几乎没有条件，甚至危险的情况下，还有极少数人顽强地追求，而现在条件大大改善了，文学名著几乎应有尽有，伸手可及，但许许多多的人却无所追求。但我认为，从总体上说，并不是今不如昔，条件的巨大差别无论如何不可回避和忽视。如果说，现在许多人沉溺享乐是人性和环境的自然产物，那么有不少人能欣赏文学名著也是自然的。
如果承认，从某种角度看，在社会转型期确实有精神文化水平低落的问题，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主张，为了拯救某些人的审美情趣，我们需要放慢经济建设的速度，减缓实现现代化的努力呢？我认为绝对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是一个从前现代形态转化为现代形态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根本特点，是人与人的关系从身份制变为契约制，人们有更多的自由，为自己的前途进行设计和选择。前现代化生活和人际关系的特征是，人们受天生的、不由自己选择的东西束缚。比如你是农民，就天生比城里人矮一截。你没有户口，不能享受劳动保护和医疗卫生福利。现在的情况好多了，在我年轻的时候，城市生活必需的粮食、副食品、布料等等，都是凭票供应，根本没有农民的份。农民想进城，没有生产队开证明就寸步难行：旅馆不让住，即使你有亲戚朋友可以投靠，一查户口就说你非法，马上滚蛋。在这个方面，一个生产队的队长就可以像一个小皇帝，控制了你的行动自由。在那个时代，人们还根据家庭出身分为三、六、九等，所谓家庭出身不�